第一節 著作及其歷史地位

  一 作者和時代

  《論崇高》這部著作的作者及其寫作時代人們一無所知，直到1554年由羅伯特洛重新發表，才引起人們的注意，將此書的作者歸諸狄奧尼修斯或朗吉弩斯。當人們追溯到其最早公元10世紀的手抄本，將作者歸諸「狄奧尼修斯或朗吉弩斯」時，人們就將此書的作者與哈利卡納蘇的狄奧尼修斯或帕爾米拉人卡修斯·朗吉弩斯（Casius Longinus，約213—273年）聯繫起來。

  但經過認真的比較研究，《論崇高》的作者不可能就是哈利卡納蘇的狄奧尼修斯。首先，在政治觀點上是判然有別的。《論崇高》的作者對當時的羅馬社會持劇烈批判的立場，而哈利卡納蘇的狄奧尼修斯則是擁護當時的奧古斯都大帝治下的羅馬帝國的。其次，將他們兩人的文體風格和有關觀點相比較，是明顯地不一致的。因此，將《論崇高》的作者，歸諸這位公元前1世紀時的哈利卡納蘇的狄奧尼修斯是難以成立的。

  根據以《論崇高》與卡修斯·朗吉弩斯的殘篇著作相比較，也不足以證明《論崇高》的作者是卡修斯·朗吉弩斯。經過研究，當今學者們傾向於認為《論崇高》是公元1世紀時的作品。

  首先，從涉及的作者來看。《論崇高》是作者寫給某個羅馬青年貴族特倫天的信，是針對當時奧古斯都大帝（前27—14年在位）時在羅馬講學的信奉猶太教的西西里修辭學者卡拉克特的凱齊留斯的。後者，除了《論崇高》的作者指名提到的論文《論崇高》（已佚失）外，尚撰有與歷史、詞彙，以及討論德摩斯梯尼（前384—前322年）演說詞的真偽、批評呂西阿斯、對德摩斯梯尼、埃斯基涅（約前390—前330年以後）、西塞羅進行比較研究的著作；其中僅保存下來若干殘篇。從朗吉弩斯批評的語氣來看，是針對同時代人的。此外，從《論崇高》所提到的五十多位作家來看，其中沒有一個是在公元1世紀初以後的，其中最晚的也就是他所追隨的迦達拉的塞奧多洛（鼎盛年約前33年），以及所批抨的那位凱齊留斯。鑑於作者在第三章第五節使用的過去時動詞，表明他身處所追隨的塞奧多洛以後。這些可以表明作者大體是屬於公元1世紀時的作者。[3]

  其次，從作者批評的鋒芒所向來看。當時羅馬已形成一種新型的複合型的希臘化羅馬文化，而羅馬城是當時這種文化的中心。當時羅馬文學已開始進入衰退時期，詩的「黃金時代」已經消逝，淪入所謂「白銀時代」。進入公元1世紀，由於義大利本土以外的地方藩鎮在帝國政治、經濟生活方面日益發生作用，它們在文學方面的影響也在增強，開始出現一批地方作家，文學明顯地分為宮廷文學和在野文學，史詩和抒情詩衰落，宮廷文學主要是對皇帝的歌功頌德，內容空洞，演說修辭崇尚技巧的風氣滲透到文學的各個領域，產生了崇尚辭藻的「新派」文學，從而出現了新派和傳統派之爭。公元前1世紀中葉，新派在文學中占到主導地位。《論崇高》的作者正是從衛護以荷馬、埃斯庫羅斯、柏拉圖等為代表的希臘古典文學的傳統出發，對當時羅馬文學中出現的浮誇、矯飾、漫無節制、缺少激情、過度迷戀形式、抹殺詩和散文的區別等不良風氣進行批評而寫作的。從其充滿時代氣息和激情來看，也頗足以表明它是公元1世紀時的作品。

  最後，從政治傾向上來看。在《論崇高》最後第四十四章中，作者通過文學與社會生活的相互關係的討論，對當時社會持劇烈批判態度，認為當時整個社會處於奴隸狀態，它是「心靈的鐵籠，人人的監獄」。這點，同公元1世紀時羅馬帝國的統治的現實也是比較吻合的。當時，強大的君主政權是確立起來了，往日羅馬共和國的最後一點自由民主點綴品也被拋棄殆盡。為了對付奴隸制內在矛盾所引起的危機，統治階級依靠大奴隸主建立了軍事官僚的獨裁政權，繼奧古斯都皇帝而起的是前期羅馬帝國的第一個王朝——尤里烏·克勞狄王朝（14—68年）。其間，皇帝主要依靠軍隊和官僚機構進行統治，元老院權力削弱，公民大會形同虛設，由軍事專制代替原先的共和制。在四個相繼的在位者中，提比留（14—37年在位），晚年成為暴君；卡利古拉（37—41年在位），施行暴政，自認有無限專制權力，要臣民將他當作神來膜拜，戕害無辜，肆意揮霍，民怨沸騰，結果被反對者陰謀殺死；克勞狄一世（41—54年在位）窮兵黷武，多次發動對外侵略戰爭，後來被其妻阿格麗品娜毒死；尼祿（54—68年在位）更是以惡行和荒淫而遺臭後世，結果在叛亂和內戰中遭到元老院和近衛軍的唾棄，被迫窮途自殺。《論崇高》作者的政治傾向正是針對羅馬尤里烏·克勞狄王朝，即公元1世紀中葉羅馬奴隸制社會的現狀而寫作的：

  當今這個時代固然頗有些天才，他們極有說服力和政治才能，聰明而又多能，尤其富於文學的感染力，可是為什麼真正崇高的和極其偉大的天才，除了絕少的例外，如今卻沒有出現呢?舉世茫茫，眾生芸芸，唯獨無偉大的文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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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話，儘管借「有位哲學家」之口說出來的，但確是代表了《論崇高》的作者的心聲，寫作這部論著的真正目的所在。

  二 繼承和發展

  託名朗吉弩斯的《論崇高》，儘管它有極為豐富的美學上的含義，但它畢竟主要討論文學風格，因此有的學者認為這部著作「恰當地說」是「論崇高風格」[5]。也就是說是，與修辭學有關的著作，推而廣之是與文學批評有關的著作。

  就修辭學而言，兩千年來，在西方的教育活動中，一直占有極重要的位置。「rhetor」（修辭）這個希臘詞最早出現於阿里斯托芬於公元前425年上演的喜劇《阿卡奈人》中；而「rhetorikos」（修辭學）這個術語是柏拉圖最早提出來，並進行詳細討論的。[6]修辭學作為一種演說技藝，最早是由西西里人科拉克斯和提西亞斯在雅典傳授的，接著由高爾吉亞和其他智者廣為傳授。其最初主要目的在於探討進行勸說或說服的技藝。科拉克斯和提西亞斯專注於法庭辯論演說中的修辭技藝，其論證或論據是遵循固定的規則進行的。以後，智者普羅塔哥拉、普羅狄科和希庇亞憑藉他們對語言學的研究，開闢了更精確使用語詞的道路，並由波羅斯以其種種表述手法，以及由拜占庭的塞奧多洛以其種種複雜的規則進一步推進了修辭學的發展。

  上述以智者為代表的修辭學體系，遭到蘇格拉底—柏拉圖的劇烈批評，抨擊它們建立在或然性基礎上的假論證[7]，法庭演說中的種種僵硬的規則[8]，以及機械地使用所謂風格的創新等。[9]柏拉圖認為諸如此類的修辭學，算不上是一門技藝，因為這些都是憑經驗獲得的訣竅，缺乏理性的基礎，而他本人堅持需要建立在真理上的知識。他認為只有人的理性才能掌握知識，而智者認為知識來自感性經驗，並以人的主觀經驗評判一切，因此他們的修辭學帶有隨意性，只是為了說服人使人相信而已，沒有確定的真理標準。而蘇格拉底—柏拉圖主張知識是靠理性求得真理，能使人辨別正確與錯誤，有客觀的真理標準，能引導人從善，合乎正義。

  雅典演說家、修辭學家伊索克拉底（前436—前338年）制定了新的修辭學概念，將它看作是探求高尚旨題的確切表述的文化研究，從而將修辭學看作類似實用哲學，是訓練公民身份的最好形式，但他的旨趣集中於政治演說。

  作為一門真正的修辭學學科是由亞里士多德確立起來的，他將修辭學和詩學一起列入創製學科，目的在於訓練演說家。以他的哲學和科學方法來探索演說的論證方法與創作原則，在他的《修辭學》中開頭就揭示「修辭術是論辯術的對應物」[10]。意指修辭學是一種技藝，它與論辯術相似而不完全相同。智者將修辭學定義為：「說服的技巧」。所謂「技巧」，實際上是指詐術。亞里士多德否認這種觀點，給修辭學下了一個新的定義：「一種能在任何一個問題上找出可能的說服方式的功能。」[11]這裡所講的「說服方式」，意指言之成理、合乎邏輯的論證方式。他進而指出，修辭學是有用的，可以使真理和正義獲得勝利。如果判決不當，那是由於演說者不懂修辭學的原故，修辭技藝的功能就在於找出成敗的原因。進而譴責智者濫用修辭學，使之成為「詭辯者」的不是他們的能力，而是他們的意圖：故意混淆黑白，顛倒是非。[12]

  亞里士多德是科學的修辭學的創始人，提出了一系列有深遠意義的原則。他對修辭學的最大的貢獻是指出演說者應當尊重事實與真理，論證要言之成理和合乎邏輯。即便對文藝理論，也作出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貢獻。第一，亞里士多德認為藝術不著眼於個別事物，而著眼於某一類事物。[13]即《詩學》第九章中所說的著眼於有普遍性的事物。第二，藝術具有認識和審美的作用。亞里士多德認為求知和好奇是使人愉快的事，因此如繪畫、雕塑、詩等一切模仿得很好的作品，也必然是使人愉快的。即使所模仿的對象並不是使人愉快的，因為並不是對象本身給人以快感，而是欣賞者經過推論，認出「這就是那個事物」，從而有所認識；使人感到驚奇的事，如悲劇中的人物突然由順境轉入逆境，也是使人感到愉快的。[14]第三，對喜劇的解釋。亞里士多德認為滑稽的事物，不論是人或言行，也必然是使人愉快的。[15]第四，適度。亞里士多德認為，各種手法的應用都要求其適度，而且應當遮掩起來。此外，他首先建立有關風格的新理論：第一，風格的美在於明晰而適合。第二，散文應當有節奏。第三，散文應採用普通詞和隱喻詞。第四，散文應當采甩環形句。以上這些理論，為修辭學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基礎。[16]

  以後修辭學曾一度衰落，直到公元前2世紀中葉，忒姆諾斯的赫爾曼戈拉（鼎盛年約前150年）撰寫六卷本的《修辭學藝術》，重新恢復了由亞細亞學派輕視的、哲學家們所譴責的修辭學理論。受到其影響的著名代表有帕加馬的阿波羅多洛（約前104—前22年）和迦達拉的塞奧多洛（鼎盛年約前33年）。阿波羅多洛認為修辭學是一門科學，具有固定不變的規則，傾向於維護修辭中的嚴格的規則，致力於尋求對生活中一切場合都適用的一般的東西。朗吉弩斯在《論崇高》中，一開頭就批評的那個出自西西里卡拉克特的凱齊留斯，就是在理論上追隨阿波羅多洛的。而塞奧多洛則反對死抱住規則不放，認為修辭學是一門技藝，提倡要有比較自由的方法，要考慮到修辭學是否對文學藝術（技藝）有用；提倡具有比較廣泛的旨趣，進而使技術性的教育或訓練服從審美領域的文藝批評理論。相比較而言，以塞奧多洛為代表的有關修辭學和文藝批評理論，較之阿波羅多洛更其接近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和理論。而凱齊留斯是追隨阿波羅多洛的，朗吉弩斯是追隨塞奧多洛的。[17]

  我們這裡討論的《論崇高》的託名的作者朗吉弩斯，除了這部《論崇高》外，尚寫有討論音律的「兩篇論文」[18]，以及專門討論「天賦的文藝才能」的《論色諾芬》。這些用希臘文撰寫的論文都已佚失。為批評凱齊留斯而撰寫的《論崇高》具有明確的目的，除了闡明有關「崇高」的主題外，更重要的是要闡明所使用的方法：「我們要憑什麼方法來達到目的，僅僅舉出眾多成千例子來闡明崇高的性質是無濟於事的，關鍵在於闡明關於我們如何修養，使我們的性情達到崇高的境界。」[19]實質上，朗吉弩斯在這篇論文中所闡述的遠遠超出他在開頭開宗明義所提出的問題。

  從這篇論文中可以得悉，朗吉弩斯具有極為廣博的知識，除了文學外，還涉及音樂和雕塑，指名提到的希臘羅馬作家就有五十餘位，幾乎包括自荷馬、埃斯庫羅斯、柏拉圖等所有重要希臘語寫作的作者，還提到以西塞羅為代表的拉丁語作者，甚至還提到和引證了《舊約·創世記》，即涉及希伯來文學其知識的廣博和分析的深刻，是自亞里士多德以來無與倫比的。正像阿特金斯所指出的那樣：成功地深入洞察文學的本質，揭開了批評的可能性的新世界，清晰地理解到了一切偉大文學的想像的和動人的效果，成功地抓住希臘藝術的精神。加之，由於他對原理的把握，他的範圍廣闊的審美情趣，他的富有感染力的熱情，以及他對文學和文學批評本身的啟發性的評論，朗吉弩斯對文藝批評不只是作出了鼓舞人心的研究，而且還對文學藝術的鑑賞制定了最強有力的工具。[20]以致學者們將這部著作和亞里士多德的《詩學》相提並論：「《論崇高》同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一起奠定了把文學藝術看作是人的精神和審美活動的結果這種看法的基礎。」[21]

  直到法國新古典主義代表人物布瓦洛1674年翻譯出版了這部著作，才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布瓦洛在其為《論崇高》這部譯本所寫的序言中，高度評價了這部著作，並為它進行了宣傳，成為布瓦洛在同一年出版的《詩的藝術》一書的別開生面的補充。布瓦洛在晚年又回到了這部著作上來。1694年寫了《談朗吉弩斯引起的沉思》（或譯為《朗吉弩斯〈論崇高〉讀後感》），徵引朗吉弩斯的權威意見，在當時進行的古今之爭中批駁了沙爾·彼羅對荷馬等古代作家的攻擊。1710年，布瓦洛又起來反對列克勒克對朗吉弩斯的攻擊，而且根據後者所提出的崇高的標準，為與自己同時代的高乃依和拉辛進行了辯護。

  歐洲古典主義的偉大作家如彌爾頓、蒲柏、溫克爾曼和德萊頓等都受到朗吉弩斯的影響。後來還影響了柏克、康德和席勒等。

  遺憾的是，西方的美學史作者們往往對朗吉弩斯缺乏全面的評價。鮑桑葵更多地把這部著作看作是文藝批評性質的：「作者的真正優點在於他的文學性的判斷和他所選擇的例證。」認為它「從哲學上說多麼不完備」的同時，也指出它「給經驗在美的範圍內所揭示出的範疇，又增添了一個新的範疇，而關於崇高理論所以在近代思辨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大概也應歸因於這部著作」[22]。由此可見，鮑桑葵對《論崇高》這部著作的評價是自相矛盾的，既認為它在哲學上價值不高，但又認為它提出了「崇高」這個新範疇，在近代思辨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吉爾伯特等對朗吉弩斯的討論是簡略的，依然認為他主要是文藝批評家：「與其說他屬於哲學家之列，不如說他屬於劃時代的文藝批評家之列。」更其令人難以接受的是，吉爾伯特等幾乎否定了這部著作的理論價值：朗吉弩斯「他的論著似乎是激情的產物，因為文中所表達的觀點，並未構成一個合理的體系」[23]。克羅齊在他的《美學的歷史》中連提都沒有提到他。波蘭美學家塔塔科維茲在他的《古代美學》中，並未專門討論朗吉弩斯，只是在全書的總結中，將他和斐勒德瑪、西塞羅、維脫魯維（約前1世紀）、塞涅卡等放在一起評價：公元前2世紀的「兩個世紀之後，雅典和羅馬依然有許多學者專心致力於美學研究，並取得很大成功」[24]。

  倒是中國以朱光潛為代表的學者們，不僅比較系統地討論了朗吉弩斯的思想，而且高度評價了他在美學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肯定他「比賀拉斯前進了一大步……文藝的強烈效果，普遍的標準以及作為一個審美範疇的崇高也都是首次明確地提出來的」。重申德萊頓的評價，朗吉弩斯是亞里士多德以後最大的希臘批評家，「這個估價不是過分的」[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