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文藝

  懷疑論學派的出現並非偶然，它和任何新的學說一樣，同樣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雖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質的和經濟的事實中。

  在此以前，早期和古典時期的希臘哲學家們，已就美學和文藝中一系列的重大問題進行了深入而系統的探討，在相當程度上總結了人類在這些領域中的認識成果。理論家們理應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總結當代的新的認識成果，進一步推進人類已有的理論碩果。但他們卻消極地從前人的認識中顯示出來的種種矛盾中得出純屬懷疑和全盤否定的結論。

  人類對客觀事物的認識是永無止境的過程。人的思維是至上的，同樣又不是至上的，它的認識能力是無限的，同樣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來說，是至上的和無限的，按它的個別實現和每次的現實來說，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擁有無條件的真理權的那種認識，是在一系列相對的謬誤中實現的，二者都只有通過人類生活的無限延續才能完全實現。「這個矛盾只有在無限的前進過程中，在至少對我們來說實際上是無止境的人類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決。」[11]但是，懷疑論學派卻無視人的認識是在一系列相對的謬誤中實現的，又無視人類只有通過客觀的相對真理的積累，才能逐步接近絕對真理。由於看到前人的種種文藝理論的相對的謬誤等，導致懷疑論學派認為：文藝理論是不可能的，文藝理論是不必要的，文藝理論是有害的。

  一 文藝理論是不可能的

  懷疑論學派之所以得出「文藝理論是不可能的」的結論，是與他們的基本觀點相聯繫的。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在其六卷本的《駁學者》（即《駁數理學家》第一至六卷）的開頭就曾指出，所謂駁數理學家是意指駁技藝和數理學科的學者們（或教師們）。[12]這裡他將包括文藝在內的技藝和數理學科密切聯繫起來，即與數學和自然科學，即傳統的自然哲學相聯繫起來，文藝理論的之所以不可能是與自然哲學的之所以不可能相聯繫的。

  懷疑論學派對自泰勒斯以來在希臘哲學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自然哲學（物理學），進行比較全面的系統的批駁，這種批駁集中在本原、運動、時間和空間等問題上。

  

  首先是本原說。懷疑論學派認為，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曼德的「無定限體」（「阿派朗」）、阿那克西米尼的「氣」、赫拉克利特的「火」、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數」、柏拉圖的「理念」等的本原說，都是彼此矛盾的。他們是無法全部同意這些哲學家的各自主張的，因為它們是彼此矛盾的，如果同意其中之一，就必須對此作出論證。但是，論證的本身又是不可能的，因為要論證，就要有論證的標準，可是標準本身尚有待於論證。這樣，勢必就陷入「無窮倒退」或「循環論證」。

  其次是有關運動、時間、空間問題，也同樣如此。一般人和有些哲學家肯定運動是存在的，但是，巴門尼德、芝諾和麥里梭則堅持運動是不可能的，因此運動是不存在的。懷疑論學派則認為，這兩種說法同樣都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他們各自提出的相反的論據，都有同樣的分量，並也都會導致自相矛盾，所以「運動是不能成立的，不運動也是不能成立的」[13]。空間和時間也同樣如此，如公元前8世紀末和7世紀初的古希臘詩人赫西奧德，在他的《神譜》中提出：「混沌」在一切之先。[14]懷疑學派就此進行批駁道，那麼「混沌」又是從何而來的呢?要是把空間定義為「三維」，把形體定義為「三維加上不可入性」，那麼形體不就表示空間，即物體進入空間時，空間或者仍然存在，那麼它同時是充滿和虛空，或者是挪開或取消了，那麼「虛空」倒成了「物體」。既然這樣，那就是自相矛盾的，所以空間是不能成立的，時間也同樣如此。[15]

  由此得出結論，作為數理學科的自然哲學是不能成立的，循此，作為技藝的組成部分的文藝學科同樣也是不能成立的。

  懷疑論學派的立論是從語法技藝出發的，他們將詩人和作家們的言語看作是語法技藝（藝術）研究的對象，但是語法學家既不可窮盡研究所有詩人和作者們的作品，而從某些詩人和作者們的作品中，又不可能得出語法技藝來，從而認為語法技藝是不可能的，因而關於詩篇的研究也是不可能的：

  當他們把它（指語法技藝——引者）描述為「有關詩人和作家的絕大多數言語的專門知識」時，他們所指的，或者是全部言語，或者是部分言語。要是他們所說的意指是「全部」，那麼首先，語法技藝就不再是「絕大多數言語」，而是「全部言語」，而假如是全部言語，那麼它就是無窮無盡的（因為詩人和作家的言語是無窮無盡的）。但是，沒有一種經驗是無窮無盡的，因此，語法的技藝是不存在的。要是他們所說的意指是「某些」，那麼由於甚至普通老百姓也懂得詩人和作家的某些言語，儘管他們並不具備語法的專門知識，因而在這種情況下，同樣沒有一個人能說存在著一門語法的技藝。[16]

  這裡，懷疑論學派是憑藉學科的成立要以其對對象的全部知識的認識為前提，即以無限和有限的絕對的對立作為論證的依據。這項論式是在他們的「十式」、「五式」和「兩式」中都沒有提到過的。他們聲稱，語法的研究對象是詩人們和作家們的作品的言語，但詩人和作家的作品是無窮無盡的，今後還將被不斷地創作出來，而語法學家面對的只是過去和現在的作品中的言語，所以不可能是「全部言語」。因此，語法學這門學科是不能成立的，所以關於詩人和作家們的作品的科學研究也是不可能的。至於對某些詩人和某些作家的某些言語，那就毋需語法學家從事專門研究，普通人也懂得，但對某些言語的懂得不足以成為語法學。即對有限的對象的認識不足以成為學科，而擁有全部言語的知識又是不可能的，所以語法的技藝是不可能成立的：

  要是語法是一門技藝，那麼語法就是詩人和作家的言語的全部，而技藝是「由理解構成的體系」。既然這樣，因為沒有一個擁有對詩人和作家的言語的全部的理解，語法必然是不能成立的。[17]

  古希臘語法學家歷來就重視對詩等技藝（藝術）的探討，公元前4世紀時的語法學家本提庫斯的赫拉克利德，在其所著的《荷馬研究》中就批評了伊壁鳩魯否定荷馬等所有的詩歌。撰寫第一部希臘語法的狄奧尼修斯·薩拉克斯，就曾致力於探討有關技藝（藝術）的定義。

  這裡，塞克斯都·恩披里柯並未直接否定以詩為代表的文學，而是通過間接否定以詩篇為研究對象的語法學的不可能，從而達到間接否定詩等文學的研究；並通過否定語法這門技藝的研究不可能，從而否定一切技藝（文學藝術屬於技藝）的研究不可能。

  二 文藝理論是不必要的

  懷疑論學派不僅認為文藝理論是不可能的，而且認為它是根本不必要的。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在強調文藝的功能的前提下聲稱，語法中討論詩人和散文作者的那部分，我們已經從其技藝和歷史的方面表明其是不可能的，因而將其取消了，詩和散文離開了技藝和歷史便無從解釋和說明。但是，語法學家尚還敢於從文學理論的實際有用，及其對幸福的必要等方面來論證其必要性，但這些論證同樣是不能成立的。[18]

  首先，某些具有認識或教育性質的詩或散文作品等是實際有用的，但要是這些作品本身在表述上是清楚的話，那就不需要文學理論家來饒舌、來再作什麼解釋，就這種意義而言，文學理論是不必要的。但要是這些作品本身在表述上是不清楚的，也就在實際上不能起到服務於有用的目的，就這種意義而言，文學理論也是不必要的。因此，作為文學理論的語法學是不必要的：

  所有被認為於生活有用和必要的詩人的言語，例如具有格言性和勸諭性的言語，顯然是被詩人們清楚地表達的，因而不需要語法學。而所有那些需要語法學的，例如，那些由外國故事構成的言語，或被謎樣表述出來的言語，都是無用的。因此，從這兩方面來看，語法學都是沒有用處的。[19]

  實質上，塞克斯都·恩披里柯這裡的兩種正、反論證都不能成立，外國故事或被表述得晦澀的言語，正需要專門研究詩和散文作品的言語的語法家來進行解釋，方能被廣大群眾所接受而起到其應有的作用。即便是由詩人和散文作者明白曉暢地表達的言語，通過語法家們深入全面地解釋，群眾可以因此而獲得更多的教益。所以這種詭辯式的論證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即便是實際有用的言語，語法學家也是不能作出區別的，能夠作出這種區別的是哲學。但是，即便是主要的哲學家們，他們作出的許多陳述也是彼此衝突的。所以，仰仗哲學的文學理論同樣也是沒有價值的。[20]

  再次，語法學家並不了解語詞背後的事物，他們只是停留在對語詞的理解上，但即便是這樣也是毫無意義的。（1）語法學家並沒有了解這些語詞的專門手段，因為這些語詞，語法學家不是憑藉任何技藝獲得的，而是憑藉道聽途說得來的。（2）即便是對語詞的理解也是不可能的。因為，語詞的數目是無限的，由不同的人以不同方式構成的，並應用於不同的對象，我們對於這些都是沒有認知的。所以語法學家們儘管仔細考慮成千上萬次，也是不會理解的。[21]

  最後，就語法學的有用與否和對幸福有關與否，也是值得懷疑的。就有用而言，對國家有用是一回事，對我們有用則是另一回事。鞋匠和銅匠的技藝對國家來講是必要的，但就對我們的幸福而言則並不是必要的，因此我們自己沒有必要去成為鞋匠或銅匠。語法學也同樣如此，它對國家來講是有用的，但對我們自己而言並非必然是有用的。即便就談話的技藝而言，它也不是得益於語法學，而是得益於一般的機智敏捷。[22]

  三 文藝理論是有害的

  懷疑論學派認為，人們關於藝術以及它的效果和價值所陳述那些所謂的普遍真理，實際上都是值得懷疑的。特別是否定希臘人尤為重視的音樂和詩這兩種藝術的認識價值和道德價值的主張。他們認為，藝術既不能教育人，也不能改善人的道德。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在《駁音樂家》中甚至更趨於極端，認為藝術對人產生的效果是否定性的，是在道德方面使人墮落的：

  基於這種理由，認為誰懂得音樂誰就獲得更多快樂，那麼音樂是不值得選擇的。音樂也並不導使靈魂走向智慧。就音樂而言恰恰相反，它阻礙和反對人努力追求美德，使青年人輕而易舉地走向縱慾和放蕩。[23]

  既然作為藝術的音樂是邪惡的、傷風敗俗的和有害的，那麼推而廣之，一切文藝理論都是有害的。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的這種全盤否定以音樂為代表的文藝的積極作用的觀點，顯然是片面的。古希臘歷來崇尚音樂陶冶和完善人的靈魂的積極作用，畢達哥拉斯學派就高度肯定音樂對人的靈魂的淨化作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則在重視音樂的淨化作用的同時，更強調音樂教育應該注意樂調的選擇，對音樂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進行了具體分析。而懷疑論學派由於只看到某些音樂的消極作用，從而全盤否定音樂，顯然是錯誤的和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