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雅典由興盛轉入衰落

  雅典經過梭倫（約前638—約前559年）領導的改革（前594—前593年），庇西特拉圖（約前600—前527年）實施的僭主政治（前560—前510年），以及克里斯提尼（公元前6世紀後期）領導的革命（前509年），最終廢除了貴族在原來氏族社會享有的特權，隨著氏族制度最後殘餘的消滅，牢固地確立了嶄新的民主政治的城邦奴隸制國家。這一系列變革，大大促進了雅典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也出現了空前的繁榮。

  與此同時，雅典在對外關係中，積極支持小亞細亞沿岸原希臘的米利都等殖民城邦進行的反波斯的鬥爭，在積極介入並領導的希波戰爭中也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一 希波戰爭和雅典的興盛

  正是在希波戰爭進行過程中，雅典歷史進入「伯里克利時代」（前461—前429年）。其間，伯里克利領導雅典繼續實行政治改革，鞏固奴隸主民主專政，加強對以希臘為一方的同盟的財政軍事控制，使它們徹底成為雅典的臣屬和工具。通過武力和外交途徑，阻止波斯西進並結束希波戰爭，全力與斯巴達爭霸，從海上陸上防禦斯巴達及其盟邦對雅典及其盟邦的攻擊。這一切都適應當時以雅典為代表的奴隸制經濟發展趨勢和符合新興奴隸主階級利益。

  

  其間，成立了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成為雅典發展海上霸權，建立雅典帝國的工具。特別是公元前454年至公元前453年，同盟的金庫由提洛移往雅典，於是諸加盟城邦（為數達三百以上）事實上都成了雅典的附屬國。這些盟邦對雅典納貢、服兵役，受雅典派往駐屯的行政軍事長官監督，政治、經濟制度、文字等，一律以雅典為準。結果正像馬克思指出的那樣，當時的雅典進入了希臘的內部極盛時期：

  希臘和羅馬恰巧就是古代世界各民族中「歷史發展」最高的國家。希臘的內部極盛時期是伯利克里時代（伯里克利時代）。[4]

  伯里克利當政時期，在國內發展民主政治的同時，憑藉國內對奴隸的剝削，對外掠奪提洛同盟提供的財富，大力興建受到希波戰爭破壞的廟宇，塑造各種神像。在建築師伊克提努、卡利克拉忒、謨涅西克勒，以及著名雕刻家斐狄亞斯、卡利馬庫等的積極參加下，興建了雅典衛城的巴特農神廟，塑造了雅典娜神像等，從而出現了希臘造型藝術的全盛時期（前450—前400年）。[5]大力提倡戲劇等文藝形式，三個著名悲劇詩人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歐里庇得斯，特別是後面兩人以及喜劇詩人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主要是在伯里克利治下創作和演出的。當時，在伯里克利和他的情婦阿斯帕西婭（來自米利都的名妓）周圍，形成了一個文學、藝術、哲學、自然科學家團體。希臘世界的著名學者都相繼訪問或定居雅典，如享有盛名的城市規劃的發明者米利都的希坡達穆，著名的數學家、概算過太陽年的天文學家開俄斯的俄尼坡得，著名的哲學家薩摩斯的希蓬、克拉佐門尼的阿那克薩哥拉、米利都的阿爾凱西勞（蘇格拉底早期的老師）、阿布德拉的德謨克里特、智者普羅塔哥拉和普羅狄科、希庇亞等。[6]結果，正像伯里克利在陣亡將士國葬典禮上自豪地指出的那樣，雅典成為希臘文化薈萃的城邦，「我們的城市是全希臘的學校」[7]。

  二 伯羅奔尼撒戰爭和雅典的衰落

  但是，以雅典為代表的奴隸主民主政治的強大，它的海上勢力（控制愛琴海，霸持海上貿易）的增長，向西部的南義大利、西西里等地的經濟擴張，以及對外積極推行的帝國政策等，日益威脅到以斯巴達為代表的奴隸主貴族政治及其經濟利益。其結果是導致以雅典為首推行民主政治的提洛同盟一方，同以斯巴達為首推行貴族政治的另一方之間，爆發了空前劇烈和殘酷的長達二十八年之久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前431—前404年）。其根本原因正像當時著名的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約前460—約前400年）所指出的，是雙方為了爭奪希臘世界的霸權：

  斯巴達人之所以議決和約已經破壞，應即宣戰，不是因為他們受了他們的同盟者發言的影響，而是因為他們恐怕雅典的勢力更加強大，因為他們看見事實上希臘的大部分已經在雅典控制之下了。[8]

  這場戰爭幾經較量，結果以雅典慘敗和向得到波斯支持的斯巴達投降告終。在戰爭進行過程中，雅典的社會生產力遭到極大破壞，人口銳減；民主政治的弊端日益暴露，從而陷入危機，各派政治力量的鬥爭空前尖銳；傳統的社會倫理道德準則和宗教信仰等，遭到嚴重的破壞。因此，這場戰爭標誌著，雅典的城邦奴隸主民主政治從繁榮的頂峰開始走向衰落。蘇格拉底的晚年（也正是柏拉圖早期對話中記載的那個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青少年時代，正是在這場戰爭的陰影及其帶來的後果的籠罩下度過的。這些，都不言而喻地對他們的世界觀的演變和形成，以及整個思想體系的發展，打下深刻的烙印。

  第一，社會生產力遭到極大破壞。

  這場戰爭，主要是在雅典及其所在地阿提卡地區進行的，經過雙方長期的反覆較量，雅典的社會生產力遭到極大的破壞。

  （一）工農業生產陷於停頓。隨著農村的被蹂躪，農業生產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正像修昔底德記載的那樣：「雅典遭受了很大的損失。他們失去了全部鄉村……全部羊群和役畜都喪失了。」[9]城市手工業也陷於停頓狀態。不僅原先發達的對外貿易陷於停滯，反過來雅典人的生活資料還要仰仗海外進口來維持：「城內一切需要都必須由海外輸入，現在雅典已經不是一個城市，而只是一個要塞了。」[10]

  （二）人口銳減。在戰爭中，不僅雙方傷亡慘重，在攻占對方的城市和鄉村後，還動輒對平民進行血腥的大屠殺，加上遭受連綿不斷的瘟疫的打擊，特別是發生在公元前430年和公元前427年的兩次大瘟疫，造成了民眾和軍隊的大批死亡和人口銳減。據不完全統計，整個阿提卡半島地區的面積是2500平方公里，在戰爭開始時總人口達31萬，經過戰爭和兩次瘟疫，到公元前425年時就銳減到21萬7千左右。[11]

  （三）奴隸大量逃亡。在戰爭進行過程中，雙方都出現大批奴隸逃亡的情況，如公元前425年，斯巴達的國有奴隸希洛人的逃亡[12]；公元前413年，雅典兩萬名奴隸的逃亡。後者對雅典造成很大打擊，因為「這些奴隸中大部分是有技術的工匠」[13]。他們占雅典奴隸總數的四分之一。

  總之，在戰爭中，由於社會生產力遭到極大的破壞和包括奴隸在內的總人口的銳減，在極大程度上影響到了雅典的生存。

  第二，民主政治陷入危機。

  隨著戰爭的進行，雅典社會的固有矛盾進一步激化了，階級鬥爭、黨爭、各派政治力量的較量，都空前尖銳、複雜、殘酷和頻繁。

  （一）奴隸主民主派和奴隸主貴族之間爭奪政權的鬥爭頻繁。隨著戰爭的進行，積極參戰的公民和民主政治的代表傷亡眾多，各種政治會社的領導權相繼落到貴族手裡。在其右翼政治代表安提豐、庇珊德爾等的領導下，於公元前411年發動政變，強行廢除了民主政治，建立了寡頭政治。由最富有的奴隸主組成「四百人議事會」，把參加公民大會的人數限制為富裕的五千名全權公民。全部廢除原來由國庫支付的擔任公職的公民的津貼制度，主張立即和斯巴達締結屈辱的和約。但是，由於他們領導的戰爭失利，民怨沸騰，前後不到四個月，就由其中的塞拉美涅代表寡頭黨中溫和派的利益，廢除了「四百人議事會」，建立起所謂的「五千人政府」，政權掌握在五千名擁有軍籍的人手裡。不久，隨著雅典在庫梓科戰役（前410年）獲勝，奴隸主民主派重新獲得了政權，恢復了民主政治和陪審法庭、觀劇津貼制度，懲處了反對派，從而出現了持續達六年之久的所謂「民主恐怖」。因此，這時雅典的民主政治是不穩定的，正像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指出的那樣，大多數平民容易受少數有野心的蠱惑家的煽動和欺騙，政權往往被少數人所篡奪。公元前404年，雅典在羊河遭到慘敗，被迫投降，只得承認斯巴達在希臘世界的霸主地位。被迫同意原先放逐國外的敵視民主政治的人士回國，恢復「祖先秩序」，再次廢止民主政治，成立了以柏拉圖的近親、蘇格拉底的弟子克里底亞和卡爾米德為首的僭主政治。他們在政治上推行軍事獨裁，清除原有政治中的民主成分，廢除陪審津貼制度，限制全權公民人數，實行鎮壓民主力量等一系列恐怖政策。正如亞里士多德後來記載的：「當他們在城邦內地位比較穩固的時候，他們就不放過任何階級的公民，把富於資財或門第顯貴或有名望的人都處以死刑，目的是在掃除這些危險的源泉，同時還想奪取他們的地產；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他們處死了不下一千五百人。」[14]僭主們在推行一系列殘酷的大規模恐怖政策的同時，他們中間又出現了內訌，使國家陷入內戰的深淵，以致民怨沸騰，因此執政不到八個月也就被推翻了。雅典再次恢復了民主政治，推行的是比較溫和的政策。但於公元前399年，這個民主政治卻接受阿尼圖斯和美勒托的誣告，處死了蘇格拉底。

  （二）貴族和平民之間的矛盾再次激化。原先，隨著梭倫的改革、庇西特拉圖的僭政和克利斯提尼的革命，貴族和平民之間的矛盾和階級對立曾有所緩和。但隨著戰爭的推延，破產農民的大量湧入城市，許多在城市中從事手工業生產的工匠的生產陷於停頓，雅典長期以來依靠進口糧食，受戰爭和運輸的影響而糧價暴漲等，導致大批平民生計無著，陷於破產，自由民愈益貧困化。估量當時雅典無產平民人數超過居民總數一半以上。與之相反，部分富人和貴族，卻通過戰爭大發橫財，國家用於軍事開支的經費，相當大的一部分落入承包商、武器作坊主和船主們的腰包。他們乘機兼併農民的土地，阿提卡的土地大量落入他們手中，造成平民和貴族、富商之間的階級矛盾日益尖銳。這種情形，柏拉圖是意識到了的，他在《國家篇》中曾這樣寫道：

  任何城邦，不管怎樣小，事實上都分成兩個互相敵對的城邦：一個是富人的城邦，一個是窮人的城邦，它們中的每一個，又分成許多更小的城邦，要是把它們都看作是一個統一的城邦，那是大錯特錯的。[15]

  （三）奴隸和自由民，特別是奴隸和奴隸主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恩格斯曾指出，雅典的這種民主制，「是排斥自由公民勞動的奴隸制」，因此，必然要把雅典國家引向滅亡。[16]戰爭加速了這種進程，在戰爭進行期間，一方面，雙方都把被攻陷的城鄉的平民、奴隸變為自己的奴隸，因此奴隸在人口的比例中，反而有所上升；另一方面，交戰雙方又都把誘使對方的奴隸逃亡或反叛，作為打擊對方的一種重要手段，這樣，勢必在客觀上促進奴隸的覺醒。結果，建立在奴隸勞動基礎上的奴隸制失去了原有的相對穩定性，陷入了深刻的危機。而奴隸的覺醒，又使奴隸主陷於極端的恐懼之中。這種情況，柏拉圖同樣也是意識到了的，他在《國家篇》中，對此也有過生動的描述：

  假設有一個人，他擁有五十個或更多的奴隸。現在有一位神明把他和他的妻兒老小，他的財富、奴隸一起從城市裡用神力攝走，送往一個偏僻的地方，這裡沒有一個自由民來救助他。你想想看，他會多麼害怕，擔心他自己和他的妻兒老小要被奴隸所消滅?[17]

  由此可見，隨著戰爭的進行，奴隸主和奴隸之間的對立已激化至何等程度。

  第三，傳統的社會倫理道德準則、信仰、法制陷於解體。

  隨著梭倫的改革，特別是克利斯提尼領導的革命，雅典確立了比較鞏固與溫和的民主政治，國內出現了比較安定和統一的政治局面。當時的情況，正如伯里克利不免有些誇張地指出的那樣：隨著民主政治的確立，政權掌握在全體擁有公民權的人手裡，在解決私人間的糾紛時，「每個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18]。人們不僅關心自己的私事，而且也關心國家事務，把崇尚公職當作是一項重要的道德準則。在私人生活中，是自由和寬恕的；在公眾事務中，是遵守法律的；助人為樂，而不主要是從他人那裡謀求好處。在生活的許多方面、能夠獨立自主，表現得溫文爾雅和多才多藝。崇尚美的東西，而又不流於奢侈；崇尚智慧，而又不流於柔弱。適當利用財富，特別是把保衛自己的城邦，作為每個公民的崇高職責，不惜為它「慷慨而戰，慷慨而死」[19]。但是，隨著戰爭的持久進行，情況發生了劇烈的變化。戰爭中肆無忌憚的殘暴行為，不僅推行到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中，而且推行到國內不同社會集團和黨派中去。肆意洗劫和屠殺被攻陷城邦的民眾，雅典寡頭黨人和僭主們數度通過煽動、蠱惑、暴力等手段推翻民主政治，非法攫取政權，接著是血腥地屠殺民眾和政敵。甚至，連希臘人視為罪大惡極的瀆神事件，當時在雅典也屢次出現。

  結果，不可避免地導致傳統的社會倫理道德準則、信仰和法制等的解體。這幅圖景，正像修昔底德所描繪的那樣，任何持溫和觀點的公民，都要遭到兩個極端黨派的摧殘：

  ……結果，在整個希臘世界中，品性普遍地墮落了。觀察事物的淳樸態度，原是高尚性格的標誌，那時候反而被看作是一種可笑的品質，不久就消失了。[20]

  以致整個社會流行著互相猜疑和敵對的情緒，沒有哪個保證是可以信賴的，沒有哪個誓言是不被破壞的。人們對社會的前途，感到普遍的絕望，「人們都得到這樣一個結論，認為希望得到一個永久解決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們對於別人不能信任，只儘自己的力量以免受到別人的傷害」[21]。

  這種道德上的無恥墮落，政治鬥爭中的爾虞我詐，戰爭中的殘暴行為，對社會和城邦前途的喪失信心感，在政治上對立的民主派和寡頭派雙方中都存在著，而且在他們各自的政治代表身上，表現得最為突出並表現出驚人的厚顏無恥。其中，雙方最醜惡的典型是民主派的阿爾基比亞德和寡頭黨的克里底亞。他們恰巧又都是蘇格拉底的最親密的朋友和學生，克里底亞還是柏拉圖的近親。兩人都曾參與前面提到過的瀆神事件，與公元前415年雅典城內所有赫耳墨斯神像面部被毀有關。[22]阿爾基比亞德於公元前420年出任極端民主派的領袖，儘管在軍事上是有才能的，但他生活奢侈和習於違法亂紀，出爾反爾，不惜背叛祖國雅典，為斯巴達和波斯出謀劃策，攻打雅典。其品質正如修昔底德記載的那樣：「雖然在職務上，他領導戰事的成績是卓越的；但是他的生活方式使每個人都反對他的為人；因此，他們把國家的事務委託於他，不久就引起城邦的毀滅。」[23]至於克里底亞，不僅兩次參與寡頭政變，並成了後來「三十僭主」政治的主要首領，是推行空前殘酷血腥的反革命恐怖政策的元兇，甚至不惜殺害一起舉事的溫和派寡頭黨人塞拉美涅。由於罪大惡極，他被民主政治處死（前403年），以後也從未給他恢復過名譽，甚至連他的近親柏拉圖，在事過境遷半個世紀之後（前354年），在撰寫其作為畢生政治實踐總結的第七封書信時，對他仍然抱有極大的反感。

  總之，雅典這個從氏族社會中直接產生出來的奴隸主民主共和國，雖然在整個希臘社會的發展過程中作出過巨大的貢獻，但由於排斥自由公民的勞動，對內殘酷剝削奴隸，對外推行侵略的帝國政策，隨著伯羅奔尼撒戰爭的進行及其造成的嚴重後果，已經破壞了原有的經濟基礎和建立在這種基礎上的上層建築、意識形態，尤其是國家機器和法律制度，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奴隸和奴隸主、奴隸和平民、平民和貴族之間的激烈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頻繁的黨爭等實踐證明，無論是民主政治、寡頭政治，還是僭主政治，都再也無法緩解這些矛盾，以雅典為代表的奴隸制度和整個社會都陷入深刻危機。

  面對這種情況，不同的階級、階層及其政治思想代表，必然會作出不同的回答或抉擇。

  蘇格拉底出身於平民雕刻匠師家庭，在他身上集中體現出雅典理想公民的品性，意識到自己的崇高使命，欲挽狂瀾於既倒，自命為神賜給雅典的「牛虻」，刻意促使雅典這個迷鈍昏亂的龐然大物重新奮發。在他看來，整個危機是道德和人性墮落、社會政治秩序混亂造成的，因此拯救雅典的根本出路在於改善靈魂和人的本性，由此才能達到重振道德，改善政治以及復興雅典乃至全希臘的宏圖，結果以身相殉民主政治，從而顯示出崇高的悲劇性。

  柏拉圖，儘管出身貴族家庭，但素來和民主政治關係密切。由於更多地看到民主政治給雅典帶來的災難，他在著作中對它主要持批評態度，因此也顯示出不少保守的因素。但他的追求人類理想社會的理論，強調法治等觀點，應該說是人類思想史上的寶貴財富。

  人類歷史的進程有它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城邦奴隸制已走到歷史的盡頭，不是任何人所能挽救的，它必然要由帝國奴隸製取而代之。這個使命，歷史地落在馬其頓帝國身上。

  三 馬其頓帝國的興起

  馬其頓地處巴爾幹半島中部，其疆域大體上相當於希臘本土。直到公元前5世紀，馬其頓的社會政治制度還保存著荷馬時代的許多痕跡：國家以王為首，他依靠軍事貴族支持；並有貴族會議和人民大會等管理國家的機構。早期馬其頓是獨立發展起來的，很少受希臘本土邁錫尼文化的影響。英國史學家湯因比曾指出過，馬其頓的社會政治制度和希臘的城邦奴隸制截然不同：「馬其頓人是希臘族，不過他們始終沒有能夠希臘化，沒有成為希臘城邦國家的公民，因此他們對城邦國家的生活方式一直是門外漢。」[24]但也正因為這樣。馬其頓王國最後才能取希臘奴隸制城邦而代之，建立起奴隸制大帝國。

  馬其頓的壯大正是從希臘本土諸奴隸制城邦之間進行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期開始的。公元前413年至公元前399年阿凱勞斯王當政時，馬其頓王國在巴爾幹和希臘諸國中已占顯著地位。公元前4世紀中葉腓力二世進行軍事、財政改革，建成統一的馬其頓國家，並向外擴張，占領色雷斯等地，建都佩拉。後又大舉南下，公元前338年喀羅尼亞一役打敗希臘聯軍，隨之召開科林斯大會，確立馬其頓對希臘的領導權。接著其子亞歷山大大帝從公元前834年開始遠征東方，在巴爾幹半島到印度河的廣大土地上建立大帝國，從而進入希臘化時期。

  亞里士多德作為和馬其頓宮廷關係密切的異邦人，又長期生活在雅典，但也未能意識到帝國奴隸制正在取代城邦奴隸制這一客觀進程。他認為當時希臘最嚴重的深刻危機在於貧民和富人的對立，而民主政治和寡頭政治分別代表各自一方的利益。民主政治保護貧民的利益壓制富人，寡頭政治則保護富人的利益壓制貧民。因此，他提出一個調和折中的方案：讓中產階層當政，既保護貧民的利益又不損害富戶。他已看到當時希臘城邦普遍存在變革或革命的危機，從而為各種不同的政治設想了許多避免動亂、保持安定的辦法。但是他看不到當時社會歷史發展的總的趨勢，即這種自給自足的小國寡民的城邦已經不能再存在和繼續下去了。一方面是，經濟上隨著手工業和商業的日益增長，開放的商品經濟必然要取代停滯和封閉的自然經濟，導致分散的小城邦趨於統一；另一方面是，隨著各城邦之間頻繁發生的戰爭，弱小的城邦只能互相結成聯盟，或者是依附於某一強盛的大城邦。這種社會歷史發展的總趨勢，必然導致分散的小的城邦奴隸制日趨沒落，由統一的奴隸制帝國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