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說、議、評的區別

  如前所述，《通典》的史論，「說」和「議」占了較多的數量，而「評」也比「論」來得多。在杜佑看來，「說」、「議」、「評」同「論」是不一樣的，否則就沒有必要作這些區別；不僅如此，就是「說」、「議」、「評」三者之間，也有各自的界限，否則也沒有必要作這些區別。那麼，「說」、「議」、「評」三者之間究竟有什麼區別呢？

  杜佑在《禮典二·沿革二·吉禮一》的一首「說曰」的文末自注曰：「凡義有經典文字其理深奧者，則於其後說之以發明，皆雲『說曰』。凡義有先儒各執其理，並有通據而未明者，則議之，皆雲『議曰』。凡先儒各執其義，所引據理有優劣者，則評之，皆雲『評曰』。他皆同此。」這一段話，對於理解《通典》史論的含義，理解杜佑的所謂「說」、「議」、「評」的真諦，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從這段引文的本義來看，杜佑所謂「說」、「議」、「評」是屬於三個層次上的史論：說，是闡說「經典」的深奧含義；議，是議先儒的「未明」之義；評，是評「先儒」所據之理的優劣。概括說來，這三個層次就是經典、義、理的區別，故分別用說、議、評表示出來。這裡，除了反映出作者在三者之間所把握的極鮮明分寸感之外，還有對前人思想遺產的極謹慎的態度。

  關於「說」。《通典》的「說」，約有十七八首，都分布在《禮典》之中，故其所要闡說的經典的深奧所在，也都是關於禮的制度的。如《禮典五·沿革五·吉禮四》在講到祭社稷之禮時，指出：「王者諸侯所以立社稷者，為萬人求福報功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生，不可遍敬，故立社稷而祭焉。」諸說之中，杜佑贊同鄭玄注據《孝經》的說法，認為「社者土地之神，稷者能生五穀之神」。但杜佑又說：「今按，本無正神，人感其功，欲美報之，因以稷名。所以稷名神者，五穀之長故也。」杜佑對祭社稷之禮，作了清晰的和唯物的解說。又如《禮典十六·沿革十六·嘉禮一》在講到冠禮時，杜佑不同意「天子無冠禮」的說法，他引證《大戴禮·公冠》「公冠四加，天子亦四加」的話，證明天子也行冠禮。他進而指出：「自天子至於諸侯，非無冠禮，但因秦焚書，遂同盪滅。其周制《士冠禮》頗備，王者時採行焉。」其餘諸「說」，亦多類此。

  關於「議」。《通典》的「議」約二十首，分布在《職官》、《禮》、《刑》、《州郡》諸典，以《禮典》為多，這比「說」的分布顯然要廣泛一些。從「議」先儒之義所「未明」的宗旨來看，《通典》的「議」在很多方面是提出了與前人不同的看法或是對前人見解的批評。《職官四》在講到丞相、僕射的名實時，杜佑簡略地考察了丞相、僕射職守的由來和演變，然後結合唐代開元以後，僕射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參知機務」等，即不具有丞相之實，於是指出這不合乎僕射之職的原意：「安有僕射因改丞相之名，都無丞相之實，而為百寮師長也？」《禮典八·沿革八·吉禮七》在講到古代祭屍禮時，杜佑批評主張演習、恢復祭屍禮的人是「是古者」，是「甚滯執者」，是守舊的表現。他指出：

  古之人樸質，中華與夷狄同，有祭立屍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飲血焉，有巢居穴處焉，有不封不樹焉，有手摶食焉，有同姓婚娶焉，有不諱名焉。中華地中而氣正，人性和而才惠，繼生聖哲，漸革鄙風。今四夷諸國，地偏氣獷，則多仍舊。

  這段話表明：第一，中華與四夷的差別，是文明發展程度上的不同，而在古代，這種差別是很小的，甚至是不存在的；第二，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是地理環境的影響；第三，歷史是發展的、不斷進步的，因此不應當再去恢復已被革除了的「鄙風」陋俗。從這裡，可以看出杜佑的民族觀、樸素歷史進化史觀以及對地理環境與社會歷史發展之關係的認識。《禮典三十·沿革三十·嘉禮十五》在講到唐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宣政殿大臣讀時令一事時，杜佑指出：「讀時令，非古制也。自東漢始焉，其後因而沿襲。」他引用《周禮》中的《天官·太宰》、《春官·太史》及《禮記·玉藻》以證己說，並證明前人關於「元日受朝讀令」的錯誤理解，等等。杜佑的「議」，對於典章制度的研究，有突出的參考價值。

  關於「評」。《通典》的評，大多是對於禮制中的某一制度而發，比之於「議」，更加具體、細微。但也有特例，即從宏觀方面對歷代制度進行評論的。在《選舉典六·雜議論下》卷末，杜佑總結了歷代選拔人才制度上的得失，而特別指出了魏、晉、宋、齊、梁、隋等朝「風流彌扇，體非典雅，詞尚綺麗，澆訛之弊」的危害；唐開元、天寶之際，「一歲貢舉，凡有數千」，而「眾名雜目，百戶千途，人為仕者，又不可勝記」所造成的「重設吏職，多置等級」的弊端；以及隋文帝時，選拔人才，盡歸吏曹，「詮綜失敘，受任多濫」的局面。杜佑最後提出：

  凡為國之本，資乎人甿；人之利害，系乎官政。欲求其理，在久其任；欲久其任，在少等級；欲少等級，在精選擇；欲精選擇，在減名目。俾士寡而農工商眾，始可以省吏員，始可以安黎庶矣。誠宜斟酌理亂，詳覽古今，推仗至公，矯正前失，或許辟召，或令薦延，舉有否臧，論其誅賞，課績以考之，升黜以勵之，拯斯刓弊，其效甚速，實為大政，可不務乎！

  這篇評論，實在是一篇關於如何選拔、任用人才的大文章，而上引這段文字，尤其集中反映了杜佑在人才同國本與官政之關係上的認識，以及他關於改革吏治的邏輯思考和具體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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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議、評還有交叉，有時說與議中也包含有評，茲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