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家》、《二體》未能包舉百代史學

  劉知幾著《史通》，以《六家》、《二體》兩篇，冠蓋全書，足見其重要。《六家》篇云：「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恆厥體。榷而為論，其流有六。」這六種史書體例是：《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漢書》家。他進而寫道：「考茲六家，商榷千載，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他的這些話，毫無商榷的餘地。由於「時移世異」，「朴散淳銷」，故《尚書》、《春秋》、《國語》、《史記》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於是乃有「二體」說。劉知幾所說的「二體」，是斷代編年體和斷代紀傳體。他認為，西漢以後的歷史著述情況是「班（固）、荀（悅）二體，角力色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在劉知幾看來，這種認識是不可移易的。顯然，他的這種看法，是過於絕對了[27]。

  第一，從歷史文獻學來看。早於《史通》成書半個世紀的《隋書·經籍志》，是中國古代歷史文獻學發展中的一個重要標誌。其乙部（史部）論列史書凡十三個類別，即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每一類別皆有小序，考其緣起，述其流別。顯然，這十三個分類所囊括的史書，無論在內容、種類、體例等方面，都是《六家》、《二體》無法包舉得了的。當然，劉知幾所論「六家」、「二體」，系指「正史」而言。《史通》另有《雜述》篇，專論十種「雜史」，即偏記、小錄、逸事、瑣言、郡書、家史、別傳、雜記、地理書、都邑簿。那麼，能不能說，《六家》、《二體》再加上《雜述》，就可「綱維了百代群史」呢？就可以說「史之流品」，「窮之於此」呢？當然也不能。首先，《史通·雜述》篇論說「雜史」，失之過簡，與其論說「正史」的篇幅相去甚遠，不成比例。這說明劉知幾對「雜史」的重視程度，遠不如《隋書·經籍志》的撰者。其次《六家》、《雜述》所舉史書的種類和體例，亦不如《隋志》史部書那麼豐富。若將二者作一比較，就可發現：《隋志》之正史、古史、霸史、起居注等類，《史通》皆為正史；《隋志》之雜史類，《史通》則為偏記；《隋志》之舊事類，《史通》則為逸事；《隋志》之雜傳類，《史通》則析為郡書、別傳、雜記；《隋志》有地理類，《史通》有地理書和都邑簿；《隋志》有譜系類，《史通》有家史類。這是二者的相同（或者說是大致相同）之處。二者不同之處，至少有三點：第一點，《史通·六家》篇，以《尚書》、《春秋》、《左傳》、《國語》等書入於「正史」，而《隋志》則均著錄於甲部（經部），這是劉知幾的一個創見，開「六經皆史」說之先河，應充分肯定。第二點，《史通·雜述》篇所謂瑣言類，《隋志》原著錄於丙部（子部）之小說類；此類交叉，尚有數處。第三點，《隋志》史部書中的職官、儀注、刑法、簿錄等四個分類，《六家》、《雜述》不曾論列，這不能不說是《史通》的一個缺陷。從內容上說，職官、刑法等著作，實為史書之重要組成部分；從體例上說，這些書既非編年，亦非紀傳，絕非班、荀二體所能概括。

  

  第二，從歷史目錄學（史部分類法）來看。魏晉南北朝時期，私家撰史蔚然成風。史學的發展，促進了歷史目錄學的發展。《隋志》乙部的分類方法及著錄諸書，是這一發展的記錄和總結。劉知幾《史通》中的《六家》、《二體》、《雜述》諸篇，論述史書的分類和體例，但卻完全拋開了《隋志》，另創新的格局。這種做法，雖然標新立異，獨樹一幟，卻沒有在歷史目錄學史上留下什麼影響。自《舊唐志》以下，至《四庫全書總目》，其史部分類，大體皆與《隋志》相仿佛，而與《六家》、《雜述》無涉，就是有力的證明。劉知幾在歷史文獻學和歷史目錄學方面，沒有能夠達到和超過他同時代的前輩學者，這是與他對《隋書·經籍志》的不正確看法相關聯的。

  第三，從歷史編纂學來看。劉知幾分史書為「正史」、「雜史」兩大類。他認識到了雜史的重要性，說：「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由來尚矣。」同時，他也看到了雜史發展的趨勢：「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騖。」[28]但是，他卻沒有把「雜史」放到應有的位置上加以論述。因此，他認為史書的撰述主要是「班、荀二體，角力爭先」，「後來作者，不出二途」。這個論斷，不僅為劉知幾以後的史學發展所否定，而且也不完全符合劉知幾所處時代的史學發展情況。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典制體史書逐漸發展並走向成熟。《隋志》所著錄的職官、儀注、刑法諸書，多屬此類史書。這類史書的編撰者，不一定都是史官，但它們在史部著作中的重要地位卻並不因此而有所改變，這從《隋志》諸篇小序可以看出。劉知幾對這類典制體史書的發展未給予充分重視，而對他自己所提出的十類「雜史」又不曾詳細論列，因而史學的發展只剩下「班、荀二體，角力爭先」，「後來作者，不出二途」了。這就把史學的範圍縮小了，使史學發展的道路變窄了。這同《隋書·經籍志》給人們描繪的那幅遼闊的史學發展藍圖比起來，劉知幾給人們提供的這幅藍圖就不免過於侷促了。至於劉知幾之後，「三通」的繼出及其繁衍為「十通」，《資治通鑑》的問世及其在史學史上的崇高地位，紀事本末體的創立和發展，當然都是劉知幾所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