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賈氏譜學與王氏譜學

  魏晉南北朝時期，治譜牒之學者頗有其人，上文所舉傅昭、姚察是為名家。此外如：徐勉「該綜百氏，皆為避諱」[1]。劉杳「博綜群書」，深於譜學之史。史載：「王僧孺被敕撰譜，訪杳血脈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嘆曰：『可謂得所未聞。』」[2]又有陸瓊「詳練譜牒，雅鑒人倫」[3]，等等。北魏元暉業撰有《辯宗錄》等書[4]，說明北朝的譜牒之學也很受重視。北齊魏收撰《魏書》，多採用譜牒之書，據以入史，釀成了《魏書》的風波，經久而不能平息[5]，是北朝重譜學而引發的一場鬧劇。

  從南朝譜學來看，賈氏譜學與王氏譜學最為知名，影響也更大。唐代譜學名家柳芳對此有所論述，他寫道：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為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別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於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偽。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賈氏、王氏譜學出焉。由是有譜局，令史職皆具。[6]

  這一段話，把士族、譜籍、世胄、世官、譜學、譜局等之間的關係揭示得十分清晰。正是由於譜學在政治、思想和世風上具有如此重要地位，故唐初史家撰《隋書·經籍志二》乃以「譜系篇」為史部十三類之一。如前所述，其小序反覆申言：「晉世，摯虞作《族姓昭穆記》十卷，齊、梁之間，其書轉廣。」又說：「其中國士人，則第其門閥，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縣姓。」可見，譜學的發展在東晉、南朝實為社會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蕭子顯《南齊書》記東晉、南朝賈弼之及其子、孫三世治譜學，以及蕭齊王儉隨之而起關注譜學事，他寫道：「先是譜學未有名家，（賈）淵祖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治業。晉太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吏，撰定繕寫，藏秘閣及左民曹。淵父及淵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當世莫比。（齊）永明中，衛軍王儉抄次《百家譜》，與淵參懷撰定。」[7]《隋書·經籍志》史部「譜系篇」的著錄，雖已見不到賈淵祖孫三代人致力於譜學的具體面貌，但蕭齊王儉以下的譜學之書，仍可以反映出那時譜學發展的盛況。

  賈氏譜學起於東晉太元（376—396年）中，當是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譜牒之學起到了奠基的作用，而其數世相傳，成為家學，故影響甚大。

  王氏譜學較賈氏譜學晚出，但其影響頗有後來居上之勢。王氏譜學興起的原因，一是受到賈氏譜學的薰陶，二是南朝譜牒之書一度十分混亂，真偽雜陳，需要進行大規模清理。先是，賈氏譜學深受門閥士族喜愛，有的甚至熟讀譜書，對門閥大姓的來龍去脈了如指掌。史載：南朝劉宋時，「太保王弘、領軍將軍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客，不犯一人之諱。湛為選曹，始撰百家以助銓序，而傷於寡略」。王、劉二人可以說是深受賈氏譜學薰陶的代表性人物。南朝蕭齊時，衛將軍王儉因劉湛所撰《百家譜》過於簡略，「復加去取，得繁省之衷」，撰《百家集譜》十卷。值得注意的是，「王儉抄次《百家譜》，與（賈）淵參懷撰定」[8]。由此可以看出王氏譜學與賈氏譜學的淵源關係。

  王氏譜學的興盛，是由王僧孺來完成的。這同南朝譜書發生混亂、真偽難稽有關。李延壽《南史·王僧孺傳》記：

  （王僧孺）轉北中郎諮議參軍，入直西省，知撰譜事。先是，尚書令沈約以為：「晉咸和初，蘇峻作亂，文籍無遺。後起咸和二年以至於宋，所書並皆詳實，並在下省左戶曹前廂，謂之晉籍，有東西二庫。此籍既並精詳，實可寶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人奸互起，偽狀巧籍，歲月滋廣。以至於齊，患其不實，於是東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競行奸貨，以新換故，昨日卑細，今日便成士流。凡此奸巧，並出愚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隆安在元興之後，或以義熙在寧康之前。此時無此府，此時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五，詔書甲子，不與長曆相應。校籍諸郎亦所不覺，不才令史固有忘言。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竊以晉籍所余，宜加寶愛。」武帝以是留意譜籍，州郡多離其罪，因詔僧孺改定《百家譜》。

  這一記載表明，王僧孺受梁武帝之命撰寫新譜，是由於梁武帝接受了沈約的建議，而沈約的建議則是由於譜牒之書混亂而引發的。沈約建議的基本出發點是「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主要是從等級社會的政治秩序著眼的。但從這份建議中，也可以看到當時人們的熱衷於作偽和歷史知識的貧乏，以致在作偽之中出現了許多可笑的錯誤，可謂道德與知識的雙重悲哀。從這裡，人們多少也可以窺見南朝時期的社會風貌。

  王僧孺是當時的知名學者，史稱：「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昉家書埒。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睹，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時重其富博。」[9]上文講到王僧孺「被敕撰譜」後，曾向劉杳請教譜學的淵源，並說「可謂得所未聞」，表明他是一個謙虛的學者。其後，王僧孺集《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撰《百家譜集抄》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10]，形成了王氏譜學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