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正史」撰述的進一步發展

  第一節 史學發展的重大變局

  一、關於私人撰寫國史的禁令和隋朝修史的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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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隋朝與唐朝初年的五六十年中，中國史學曾經出現一個重大的變局，即隋朝修史的失誤和唐初史學的興盛。它給後人留下了許多經驗教訓。這裡，我們首先要提出一個問題。有隋一代，在史學上沒有產生輝煌的著作，未能造就出有較大影響的史家。這是什麼原因呢？是因為隋皇朝在歷史上只存在三十多年就滅亡了，因而不可能在史學上有什麼成就嗎？不然。在歷史上存在時間較短的皇朝，也並非都不能產生有影響的史家和史書。例如，西晉（265—316年）時陳壽撰《三國志》，為著名的「前四史」之一；魏收著《魏書》於北齊（550—577年）；南朝宋、齊、梁、陳，「運祚」都不長，史學上也頗有成就[1]，而以裴松之《〈三國志〉注》、范曄《後漢書》、臧榮緒《晉書》、沈約《宋書》價值尤高；五代時期，僅在歷史上存在十一個年頭的後晉（936—946年），也出現了《舊唐書》這樣的鴻篇巨製，等等。可見，隋代史學上缺少重大成就，固然與其「短祚」有關，但其在修史上的一系列失誤卻是更重要的原因。揭示這些原因，對於說明隋代史學狀況是必要的。

  隋文帝初年，為加強對史學的控制，乃「制禁私撰國史」，違者，嚴懲不貸。如著作郎王劭因母憂去職，在家著《齊史》而被人告發，隋文帝「遣使收其書」[2]。因為王劭得到文帝好感，才倖免於罪。開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曾明確下詔：「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3]。這表明，隋皇朝不僅要壟斷修史，而且還要壟斷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於是，撰寫史書和評論人物都成了「禁區」。私人撰史，已成畏途，史學發展不能不受到嚴重阻礙。

  梁啓超認為：「兩晉六朝，百學荒穢……而治史者獨盛，在晉尤著……而中國史學界亦以晉為全盛時代。」[4]魏晉南北朝時期，「百學荒穢」，恐未必盡然，王仲犖即力排此說[5]；若雲「治史者獨盛」，似有一定道理。這個時期，各個皇朝，或前後相承，或同時割據，然皆爭為「正朔」，故多鼓勵史家著書立說，為其統治服務。此外，如民族關係的活躍，門閥地主的興盛，臧否人物的世風，傳統經學的衰落，等等，都有利於史學的發展。於是，私人撰史，蔚為風氣，形成中國古代史學史上一次生氣勃勃的發展時期。

  然而，隨著隋皇朝的建立和統一，史學蓬勃發展的局面受到了破壞。隋文帝禁止民間撰集國史、臧否人物的詔書和與此相關的一些做法，是隋代史學不能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私人撰史之路已被堵塞，朝廷壟斷修史，故官府修史成了唯一途徑。隋代官府修史，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總的來看，是有很多失誤的。有比較才有鑑別。如若以隋代官府修史與唐代官府修史相比，無論在認識上、制度上、撰述上前者都遠不如後者。

  首先，從政治上看：唐統治者在皇朝建立初期，就提出了撰寫前朝歷史的宏大計劃[6]，李淵、李世民先後頒發了《修六代史詔》和《修晉書詔》等重要指示，認為「經典序言，史官紀事，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多識前古，貽鑒將來」[7]，「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8]，把修史作為國家政治上的一件重大事情來對待。這個認識，是唐初統治集團的共同認識，反映出這個統治集團的宏大的政治魄力和深刻的歷史見解。而隋朝最高統治者卻沒有這種魄力和見解，因而提不出切實的、宏大的修史計劃。他們對史學的「重視」，主要表現在對於它的嚴密的控制和頻繁的禁令。這說明，隋朝最高統治者對史學的認識是膚淺的、狹隘的。

  其次，從制度上看：唐皇朝為了把官府修史切實地抓起來，於貞觀三年（629年）建立了史館，設官分職，負責修撰前朝史和本朝史。史館由宰相負責，稱「監修國史」。史館官員除專職的「史館修撰」外，還可由品秩較高的官員兼職，稱「兼修國史」。同時也選拔一些品秩雖然不高，但確有史才的官員兼任，稱「直史館」。這樣做，一是健全了機構，二是保證了修史人才的來源[9]。唐代許多著名史家如令狐德棻、李延壽、劉知幾、吳兢、韋述等，都曾經在史館任過職。反之，隋朝最高統治者把修史壟斷起來，表面上看似乎很重視修史，但卻拿不出有效的措施，又未建立相應的機構，修史人才的來源也缺乏保證。因此，壟斷修史的結果，只是限制和阻礙了史學的發展。

  再次，從工作上看：唐初的官府修史，辦法是分工明確，通力合作[10]，因而在短時間內取得突出成績。如貞觀三年（629年）詔修梁、陳、齊、周、隋五代史，至貞觀十年（636年）五史皆成，效率是很高的。隋朝則不然，官府修史，既無明確目的，又無分工合作，修修停停，沒有計劃；王劭一人執掌國史二十餘年，形同一潭死水，沒有多少變化。

  總之，隋代官府修史是很不得力的。當然，這裡不僅僅是認識上、制度上和撰述上的問題。修史者多不稱職，是隋代史學未能產生有影響的學者的原因之一，如李德林「在（北）齊預修國史，創紀傳書二十七卷。至隋開皇初，奉詔續撰，增多齊史三十八篇，以上送官，藏之秘府」[11]。但是，李德林畢竟只是文章家，而非歷史學家。史稱李德林「少有才名，重以顯貴，凡制文章，動行於世。或有不知者，謂為古人焉」[12]。他在北齊武平（570—572年）初，奉詔改作《世祖武皇帝頌》，「上頌十六章並序」，深受褒獎，足見其長處在於辭章而不在於史事。又如牛弘為隋代顯官，他在整理典籍、修訂禮儀、選拔人才等方面頗有一些建樹。《隋書·牛弘傳》稱讚他「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遠之度，采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然牛弘所撰《周紀》十八篇，「略敘紀綱，仍皆抵忤」[13]，存在不少缺點，證明他雖為著名學者，卻非稱職史家。《大業起居注》的撰者王胄，也是一個「少有逸才」的文學之士。他在大業初年，官著作郎，「以文詞為煬帝所重」[14]，修史亦非其所長。

  隋代在修史方面的任非其才、用人不當的事例甚多，而以王劭一人最為突出。王劭是隋文帝重用的史官，其「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敕，又采迂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為其題目，辭義繁雜，無足稱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將善惡之跡堙沒無聞」[15]。這是魏徵等人從內容、語言、體裁、史實諸方面對王著《隋書》的批評。據《隋書·王劭傳》考之，王劭於文帝初年修起居注，至煬帝大業初年任秘書少監時尚在撰述《隋書》，主史二十餘年。然其《隋書》非但未使有隋一代史事昭彰於後世，反而弄到幾乎是「堙沒無聞」的地步。這對於一個史家來說，不能不說是事業上的重大失敗。從隋朝統治集團來說，則是用人方面的一個失誤。劉知幾評論王劭《隋書》曰：「王劭為書八十卷，以類相從，定其篇目。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體。」[16]他在論說「《尚書》家」時又說：「如君懋（按：王劭字君懋——引者）《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語》、臨川《世說》，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嗤當代，良有以焉。」[17]這樣一個結果，不獨是王劭個人的悲劇性結局，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釀成了隋代史學的悲劇性結局。王劭不僅撰寫《隋書》未獲成功，其所撰北齊史亦有不少問題。《隋書·王劭傳》記：王劭「初撰《齊志》，為編年體，二十卷；復為《齊書》，紀傳體，一百卷」。《齊書》百卷，早佚，唐人多未論及。其《齊志》二十卷，「或文辭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為有識者所嗤鄙」。像王劭這樣一個長期「專典國史」的史官，如何能使隋代史學出現輝煌的成就呢？有的論者認為，王劭並非無能，而是「由觸諱得惡傳」[18]，且以劉知幾確曾說過：王劭《齊志》「其敘述當時，亦務在審實」，「書其所諱，曾無憚色」[19]。劉知幾既然可以稱道王劭的「直書」，為什麼又不對《齊志》予以肯定呢？為什麼又批評他的《隋書》「畫虎不成反類犬也」、「受嗤當代，良有以焉」呢？足見書法是史家寫好史書的重要條件，但並非唯一的條件。隋朝的用人不當和王劭的失職，這是隋朝史學的雙重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