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漢書》學」的興起

  在中國古代史學史上，馬、班齊名，《史》、《漢》同輝，讚譽者蜂起，仿效者不絕。其實，《史》、《漢》的命運畢竟還是不完全一樣的。隋唐之際，《漢書》研究成為顯學，而《史記》研究卻大不如前者。

  隋唐之際《漢書》學的興盛，突出地表現在湧現了一批專治《漢書》的學者。

  隋朝劉臻，「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為漢聖」[20]。當然，超過「漢聖」的人還是有的。學者楊汪曾經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二人推許之曰：「吾弗如也。」隋煬帝時，楊汪任國子祭酒。煬帝「令百僚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蜂起，皆不能屈」[21]。煬帝時期有一個光祿大夫于仲文，曾參掌文選事，亦撰成《漢書刊繁》三十卷。隋朝《漢書》學的泰斗，還應算是蕭該和包愷。煬帝大業中，蕭、包二人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可謂盛況空前。史稱：「於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匠。」[22]

  關於蕭該，據《隋書·蕭該傳》記，隋文帝時，他被「拜國子博士。奉詔書與（何）妥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為當時所貴」。蕭該的《漢書音義》，看來也是屬於發憤之作。關於包愷，是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包愷的《漢書》學知識，主要來源於王仲通。蕭、包教授《漢書》，弟子數千，門庭若市，堪稱隋朝《漢書》學的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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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初，《漢書》學繼續發展。唐高祖時，曾任廉州刺史與鄂州刺史的顏游秦撰《漢書決疑》十二卷，成為唐代《漢書》學的開山。顏游秦是著名學者顏師古的叔父，所撰《漢書決疑》為學者所稱，後師古注《漢書》，亦多取其義。顏師古注《漢書》，是在唐太宗貞觀十一年（637年），「時（太子）承乾在東宮，命師古注班固《漢書》，解釋詳明，深為學者所重。承乾表上之，太宗令編之秘閣」[23]。顏師古注《漢書》，用力至深，「時人謂杜征南（杜預）、顏秘書（顏師古）為左丘明、班孟堅忠臣」[24]，極為恰當。

  唐太宗至唐高宗時期，唐初的《漢書》學發展到它的極盛時期。「是時《漢書》學大興，其章章者若劉伯莊、秦景通兄弟、劉訥言，皆名家。」內中，秦景通與其弟秦景畔「俱有名，皆精《漢書》，號『大秦君』、『小秦君』。當時治《漢書》，非其授者，以為無法雲」。而劉訥言則「以《漢書》授沛王」[25]。如此看來，當時的《漢書》學，不僅湧現了一些著名學者，而且已形成了若干學派。隋朝的蕭、包，唐初的顏、秦，都可視為突出的學派。

  隋唐之際《漢書》學的發展，在當時有廣泛的基礎。蕭、包門人數千，顏家叔侄相承，秦氏兄弟齊名，皆致力於《漢書》學。這說明當時的士人中頗有一些人熱衷此道。隋唐之際《漢書》學的興盛，又是得到當時某些統治人物的重視和支持的。楊汪任國子祭酒，隋煬帝「令百僚就學，與汪講論」。顏師古注《漢書》，更是當朝太子支持的；注成之後，又得到當朝皇帝唐太宗的賞識。敬播注《漢書》，則是在唐太宗的重要輔臣房玄齡的具體指示之下進行的[26]。如此等等，都反映了當時統治集團中的一些人物十分重視《漢書》研究。

  那麼，為什麼當時的統治集團中的某些人物對《漢書》這樣感興趣？《漢書》學為什麼會吸引那麼多的人關注並成為顯學，而《史記》卻「傳者甚微」？唐初的歷史學家們對於這個問題是作了回答的。他們認為：

  （司馬）談卒，其子遷又為太史令，嗣成其志。上自黃帝，訖於炎漢，合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謂之《史記》。遷卒以後，好事者亦頗著述，然多鄙淺，不足相繼。至後漢扶風班彪，綴後傳數十篇，並譏正前失。彪卒，明帝命其子固續成其志。以為唐、虞、三代，世有典籍，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故斷自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為十二紀、八表、十志，六十九傳，潛心積思，二十餘年。[27]

  《隋書》作者的這些議論，不是沒有根據的。班固繼承其父班彪《王命論》的「漢德承堯」的思想，認為「漢紹堯運」，批評司馬遷是「私作本紀」，把劉氏皇朝的歷史「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可見，唐人是窺見班固的這一主旨的。

  《漢書》作為紀傳體皇朝史的始祖，它的產生是由一定的客觀歷史條件決定的，其中主要之點在於：它是統一的皇朝政治的需要和產物。但是，從著述者的主觀認識來看，也有其不可忽視的思想條件，即「以漢氏繼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從歷史編纂學的角度來看，不可能每個朝代都按照《史記》那樣去撰寫通史，都毫無例外地從黃帝寫到當今。因此，隨著統一的封建皇朝的建立，隨著封建國家政治的鞏固、經濟的發展、文化的繁榮，等等，勢必要求出現「包舉一代」的紀傳體朝代史，於是《漢書》繼《史記》之後應運而生。它的產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若因為司馬遷以漢史「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就似乎是小視了劉漢皇朝，所以必須「斷自高祖」以體現「漢紹堯運」，這就顯示出史識上不如司馬遷了。但班固的這個主旨，符合封建皇朝的「君權神授」說，正因為如此，魏晉以來，雖有「三史」（即《史記》、《漢書》、《東觀漢記》）之學，然則《漢書》逐漸顯要，《史記》「傳者甚微」，這是毫不足怪的。

  隋唐之際，《史》、《漢》的這兩種不同的命運，即便在著名的史學評論家劉知幾的筆下，亦不例外。劉知幾批評司馬遷《史記》為體不當，撰述煩瑣，「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宜深戒也」[28]。可是劉知幾對於《漢書》的評論卻完全是另一種口氣，他寫道：

  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29]

  在某種意義上看，這是劉知幾對隋唐之際《漢書》學之所以成為顯學的一個理論上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