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宋書》志的成就

  《宋書》的志在文字的分量上幾乎占了全書的一半，而在價值上更有超出本書紀、傳之處，是司馬彪《續漢書》八志之後的重要著作。其成就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接續前史之志。八志中的《律歷》、《禮》、《天文》、《五行》、《州郡》等志，都是從曹魏講起，是《宋書》志的創始者何承天「以續司馬彪《漢志》」的主旨；《樂》從秦漢講起，《符瑞》敘自上古，《百官》通敘秦漢魏晉至宋官制沿革流變。何承天、沈約撰志中的這種接續前史、貫通古今的思想，體現了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宋書》志仰包曹魏、囊括兩晉，彌補了陳壽《三國志》無志的缺憾和當時諸家晉史尚無定本的不足，在史學上有不可低估的價值。劉知幾《史通·斷限》篇批評它失於斷限，是未察撰者深意。對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已持不同看法，近人余嘉錫進而指出這是「史家之良規」，「理固宜然」[170]。

  第二，概述志的歷史與理論。《宋書》志之首有一篇《志序》，概述志的源流和本書各志的緣起，反映了6世紀初中國史家對於制度史研究之重要性的一些理論認識，是一篇難得的作品。從一定意義上說，這是關於志的歷史論綱。如：

  ——論志的起源。它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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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馬遷制一家之言，始區別名題，至乎禮儀刑政，有所不盡，乃於紀傳之外，創立八書，片文只事，鴻纖備舉。班氏因之，靡違前式，網羅一代，條流遂廣。《律歷》、《禮樂》，其名不變，以《天官》為《天文》，改《封禪》為《郊祀》，易《貨殖》、《平準》之稱，革《河渠》、《溝洫》之名；綴孫卿之辭，以述《刑法》，采孟軻之書，用序《食貨》。劉向《鴻範》，始自《春秋》，劉歆《七略》，儒墨異部，朱贛博採風謠，尤為詳洽，固並因仍，以為三志。而《禮樂》疏簡，所漏者多，典章事數，百不記一。《天文》雖為該舉，而不言天形，致使三天之說，紛然莫辨。是故蔡邕於朔方上書，謂宜載述者也。

  這一段文字，充分肯定了司馬遷、班固創立志目及撰寫相關內容的貢獻，以及其後諸多學人提出充實、完善各志內容的種種主張。其間，包含著對前人史學功績的辯證認識與合理評價。

  ——論《藝文》、《溝洫》二志之重要。它寫道：

  漢興，接秦坑儒之後，典墳殘缺，耆生碩老，常以亡佚為慮。劉歆《七略》，固之《藝文》，蓋為此也。河自龍門東注，橫被中國，每漂決所漸，寄重災深，堤築之功，勞役天下。且關、洛高塏，地少川源，是故鎬、酆、潦、潏，咸入禮典。漳、滏、鄭、白之饒，溝渠沾溉之利，皆民命所祖，國以為天，《溝洫》立志，亦其宜也。世殊事改，於今可得而略。

  這裡強調了「耆生碩老，常以亡佚為慮」，是撰寫《藝文志》的原因，雖不盡全面，但中國士人重視典籍的整理和流傳，無疑是一個優良傳統。至於說「溝渠沾溉之利，皆民命所祖，國以為天」，因而立《溝洫志》是必要的，這個見解是極為正確的。但可惜的是，《宋書》並未立此二志，是《宋書》志的一大憾事。

  ——論禮、樂的內容和變化。《宋書》禮、樂二志的內容，頗為清晰、明了，使讀史之人易於把握其源流與宗旨，它寫道：

  班固《禮樂》、《郊祀》，馬彪《祭祀》、《禮儀》，蔡邕《朝會》，董巴《輿服》，並各立志。夫禮之所包，其用非一，郊祭朝饗，匪雲別事，旗章服物，非禮而何？今總而裁之，同謂《禮志》。《刑法》、《食貨》，前說已該，隨流派別，附之紀傳。《樂經》殘缺，其來已遠，班氏所述，政抄舉《樂記》，馬彪《後書》，又不備續。至於八音眾器，並不見書，雖略見《世本》，所闕猶眾。爰及《雅》、《鄭》，謳謠之節，一皆屏落，曾無概見。郊廟樂章，每隨世改，雅聲舊典，咸有遺文。又案今鼓吹鐃歌，雖有章曲，樂人傳習，口相師祖，所務者聲，不先訓以義。今樂府鐃歌，校漢、魏舊曲，曲名時同，文字永異，尋文求義，無一可了。不知今之鐃章，何代曲也。今《志》自郊廟以下，凡諸樂章，非淫哇之辭，並皆詳載。

  由此可見，《宋書·禮志》包含了豐富的內容，其中既保存了古禮的成分，又增添了後人所補充的名目，反映「禮」是因時而變的。《宋書·樂志》收錄了許多樂章，既反映了時代風貌，也保存了樂曲之史的重要文獻。

  ——論《宋書·州郡志》的時代特點。《宋書·州郡志》的設立，極其鮮明地反映了東晉、南朝時期，地理建置的不斷變化和人們的思鄉戀土之情，它寫道：

  地理參差，事難該辨，魏晉以來，遷徙百計，一郡分為四五，一縣割成兩三，或昨屬荊、豫，今隸司、兗，朝為零、桂之士，夕為廬、九之民，去來紛擾，無暫止息，版籍為之渾淆，職方所不能記。自戎狄內侮，有晉東遷，中土遺氓，播徙江外，幽、並、冀、雍、兗、豫、青、徐之境，幽淪寇逆。自扶莫而裹足奉首，免身於荊、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佇鴻雁之歌，士蓄懷本之念，莫不各樹邦邑，思復舊井。既而民單戶約，不可獨建，故魏邦而有韓邑，齊縣而有趙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遷流，迄無定托，邦名邑號，難或詳書。大宋受命，重啟邊隙，淮北五州，翦為寇境，其或奔亡播遷，復立郡縣，斯則元嘉、泰始，同名異實。今以班固、馬彪二志，晉、宋《起居》，凡諸記注，悉加推討，隨條辨析，使悉該詳。

  從這一段文字的敘述中，我們一方面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南北朝時期，南、北對峙的形勢及政治上的不穩定性；另一方面，也可以深刻地認識到即使在政治分裂時期，人們思想意識上的統一理念仍是根深蒂固、不可動搖的。所謂「人佇鴻雁之歌，士蓄懷本之念」，確為史家之深識的反映。

  第三，《宋書》諸志中有許多具有科學價值和歷史價值的記載，如《律曆志》詳細記載了楊偉的景初歷、何承天的元嘉歷、祖沖之的大明曆以及他與戴法興的長篇論難，是中國曆法史上的重要文獻。《樂志》以樂隨世改的撰述思想，敘述歌舞樂器的緣起和演變，同時匯集了漢魏晉宋的一些樂章、歌詞、舞曲，具有獨創風格，為前史樂志所不及。《州郡志》記載了漢魏以來區域建置的變動，尤其寫出了東晉以來北方人口南遷和僑置郡縣的具體情況，是一篇反映人口變動和區域變動的重要地理文獻，等等。《宋書》的志都寫得豐滿而有序，在「正史」的志中頗具特色。

  《宋書》的特點，是宣揚天命、佛教、預言。它記載了誦觀音經千遍即可免災的故事[171]。《符瑞志》鼓吹「有受命之符，天人之應」，《天文志》、《五行志》多有此類記載。這反映了沈約的神秘主義的唯心史觀。《梁書》本傳記他建議蕭衍行禪代之事的話：「天文人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為彰著。讖雲『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然在記。」這可見神秘主義的唯心史觀的主要目的，是在於為統治者的統治編織神聖的外衣。在這一點上，《宋書》更甚於《三國志》而愈益襯托出《後漢書》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