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裴松之的《三國志注》

  《魏書》曰：自遭荒亂，率乏糧谷。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飢則寇略，飽則棄余，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贏。民人相食，州里蕭條。公（按指曹操——引者）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谷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群賊，克平天下。

  

  這條注文使後人認識到曹魏屯田的具體情況。又如，於陳壽記曹操「重豪強兼併之法，百姓喜悅」事，裴注曰：

  《魏書》載公令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強擅恣，親戚兼併。下民貧弱，代出租賦，衒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為逋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強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強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

  這是表明豪強之惡及曹操措施的正確。再如，於陳壽記獻帝「策命」曹操為「魏公」事，裴注曰：

  《魏略》載公上書謝曰：「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受性疲怠，意望畢足，非敢希望高位，庶幾顯達。會董卓作亂，義當死難，故敢奮身出命，摧鋒率眾，遂值千載之運，奉役目下。當二袁炎沸侵侮之際，陛下與臣寒心同憂，顧瞻京師，進受猛敵，常恐君臣俱陷虎口，誠不自意能全首領。賴祖宗靈佑，醜類夷滅，得使微臣竊名其間。陛下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寵祿，豐大弘厚，生平之願，實不望也。口與心計，幸且待罪，保持列侯，遺付子孫，自托聖世，永無憂責。不意陛下乃發盛意，開國備錫，以貺愚臣，地比齊、魯，禮同藩王，非臣無功所宜膺據。歸情上聞，不蒙聽許，嚴詔切至，誠使臣心俯仰逼迫。伏自惟省，列在大臣，命制王室，身非己有，豈敢自私，遂其愚意，亦將黜退，令就初服。今奉疆土，備數藩翰，非敢遠期，慮有後世；至於父子相誓終身，灰軀盡命，報塞厚恩。天威在顏，悚懼受詔。」

  曹操的這封上書，一方面說明了一些事實，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當時權力分配形勢的微妙情況[159]。總之，類似這樣的注文，不僅補充了重要的史實和文獻，也進一步揭示了歷史的真相。

  同時，裴注也有一些議論文字，表明他不贊成陳壽在有的歷史事件上的表述及有關的評論。如針對陳壽認為「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充其志也」的評論，裴注予以駁斥道：

  世之論者，多譏彧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彧之由。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違義，識亦疚焉。陳氏此評，蓋亦同乎世識。臣松之以為斯言之作，誠未得其遠大者也。彧豈不知魏武之志氣，非衰漢之貞臣哉？良以於時王道既微，橫流已極，雄豪虎視，人懷異心，不有撥亂之資，仗順之略，則漢室之亡忽諸，黔首之類殄矣。夫欲翼贊時英，一匡屯運，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是故經綸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動於嶮中，至於大亨，蒼生蒙舟航之接，劉宗延二紀之祚，豈非荀生之本圖，仁恕之遠致乎？及至霸業既隆，翦漢跡著，然後亡身殉節，以申素情，全大正於當年，布誠心於百代，可謂任重道遠，志行義立。謂之未充，其殆誣歟！

  應當說，裴注對荀彧的評論是大膽的，也顯示了注者的見識[160]。又如針對陳壽發表「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的評論，裴松之亦表示不能贊同，注文曰：

  臣松之以為蔣、費為相，克遵畫一，未嘗徇功妄動，有所虧喪，外卻駱谷之師，內保寧緝之實，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何以過於此哉！今譏其「未盡」而不著其事，故使覽者不知所謂也。[161]

  這一段話，不僅涉及評價的差異，也指出了原書在史事上的不足。當然，陳壽本是蜀國之人，對蔣、費當有真實的了解，陳、裴在評論上的歧異，也只有留待後人評論了。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論裴注說：

  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詔為注，所注雜引諸書，亦時下己意。綜其大致約有六端：一曰引諸家之論，以辨是非；一曰參諸書之說，以核訛異；一曰傳所有之事，詳其委曲；一曰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一曰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一曰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其中往往嗜奇愛博，頗傷蕪雜。如《袁紹傳》中之胡母班，本因為董卓使紹而見，乃注曰「班嘗見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記》，語多不載」，斯已贅矣。《鍾繇傳》中乃引《陸氏異林》一條，載繇與鬼婦狎昵事；《蔣濟傳》中引《列異傳》一條，載濟子死為泰山伍伯，迎孫阿為泰山令事；此類鑿空語怪，凡十餘處，悉與本事無關，而深於史法有礙，殊為瑕類。

  這是首先概括了裴注的宗旨，接著批評裴注「嗜奇愛博」的缺點，下文還指出裴注中有「考究訓詁，引證故實」的實例，但又「或詳或略，或有或無」，以致「為例不純」。四庫館臣最後寫道：

  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於陳壽本書焉。[162]

  這些評論，大致是中肯的。但所謂「轉相引據」，反多於本書，似有誇大之嫌。

  關於裴注，還有一個方面是人們未曾給予關注的，即裴注在史學批評方面的見解。從這些見解中，可知裴松之不僅是一個注家，也是一個史學批評家。如陳壽記曹操與諸將議征劉備事，諸將認為：「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曹操說：「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裴松之於此處注引孫盛《魏氏春秋》中的記述：曹操「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於是，裴松之繼而批評道：

  臣松之以為史之記言，既多潤色，故前載所述有非實者矣，後之作者又生意改之，於失實也，不亦彌遠乎。凡孫盛制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163]

  今以陳壽所記曹操語同孫盛所記相比，前者要高明得多。孫盛此類表述，實不足取。

  又如陳壽以荀攸、賈詡同傳，並於傳後評論說：「荀攸、賈詡，庶乎算無遺策，經達權變，其（張）良、（陳）平之亞歟！」針對陳壽的這一做法和說法，裴松之批評道：

  臣松之以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則余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魏氏如詡之儔，其比幸多。詡不編程、郭之篇，而與二荀並列，失其類矣。且攸、詡之為人，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其照雖均，質則異焉。今荀、賈之評，共同一稱，尤失區別之宜也。[164]

  從這一段批評文字來看，裴松之對於歷史人物的定位和史書中人物傳記的編次是十分重視的，而且明確地提出了「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的理念，這是難能可貴的。儘管在具體處置上，陳壽與他或有見仁見智之處，聯繫他對孫盛的批評和其他一些史學批評言論，我們對裴松之史學的特點，應當有一個新的認識。這說明《三國志注》在歷史文獻學上有重要的價值。裴松之注史的方法，反映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史注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向。早在東漢末年，應劭就有《漢書》集解。後西晉杜預作《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北魏酈道元撰《水經注》，都是以搜集豐富的文獻作注為特色。裴松之之子駰撰《史記集解》，也是「采經傳百家並先儒之說」而成[165]。其後，劉昭伯父彤集眾家晉書注干寶《晉紀》，劉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後漢書》等，都反映出這一時期史注發展上的風格。裴注稱得上是這種風格的代表，這是它在史學史上的價值。

  裴注所引魏晉人著作，今已十不存一，因此格外為學術界所重視。其注文歷來被認為多過陳壽本書數倍。現經研究者細緻統計，《三國志》正文為三十六萬多字，裴注為三十二萬多字，正文比注文多出四萬餘字[166]。宋人葉適批評有人提出重修《三國志》的論點，認為裴注所載「皆壽書之棄余也」[167]，固然偏頗；但今人也有提出裴注價值遠在原書之上的說法，亦屬失當。《三國志》作為反映三國時期的歷史著作，是裴注無法代替的；裴注也正因有《三國志》的存在作為比較才更顯出其價值的重要。這可謂離則兩傷，合則雙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