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續漢書》和《後漢紀》的思想特點

  一、司馬彪與《續漢書》

  《續漢書》，西晉司馬彪（？—約306年）撰。司馬彪，字紹統，在晉武帝泰始年間（265—274年）任秘書郎，後轉秘書丞。他認為：「漢氏中興，訖於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安、順以下，亡缺者多。」於是他「討論眾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為紀、志、傳凡八十篇[11]，號曰《續漢書》」[12]。這是一部完整的東漢史著作，後紀、傳散亡，僅存八志，它們是：律曆志三篇，禮儀志三篇，祭祀志三篇，天文志三篇，五行志六篇，郡國志五篇，百官志五篇，輿服制二篇，凡三十篇[13]。從內容上看，百官、輿服二志，是《史記》、《漢書》所沒有的。然輿服志的撰寫，東漢末年董巴、蔡邕已有創議，百官志則取資於皇家「故簿」。至於郡國志，謝承《後漢書》已立為志目，實由《漢書·地理志》而來。儘管如此，《續漢書》八志還是被譽為「王教之要，國典之源，粲然略備，可得而知矣」[14]。

  《續漢書》八志在撰述思想上有三個特點。第一，是注重考察典章制度的變化。如其《郡國志》序稱：「《漢書·地理志》記天下郡縣本末，及山川奇異，風俗所由，至矣。今但錄中興以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以為《郡國志》。」一是注意到東漢以來的變化，二是注意到讀史的需要。其《百官志》序稱：「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記漢承秦置官本末，訖於王莽，差有條貫；然皆孝武奢廣之事，又職分未悉。世祖節約之制，宜為常憲，故依其官簿，粗注職分，以為《百官志》。」這是指出了《百官公卿表》重在記「置官本末」，而《百官志》重在記百官「職分」，即職務祿位與責任範圍，說明「表」與「志」的不同，而後者更詳於官制的變化。其《輿服志》因是首創，故不獨僅記東漢，而是通記「上古以來」輿服制度的演變，「以觀古今損益之義」。

  第二，是強調了以「君威」、「臣儀」、「上下有序」為核心的「順禮」等級秩序。司馬彪認為：「夫威儀，所以與君臣、序六親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儀，上替下陵，此謂大亂。大亂作，則群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記施行威儀，以為《禮儀志》。」[15]這個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從東漢末年的歷史中總結出來的。他還認為：「故禮尊尊貴貴，不得相逾，所以為禮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禮也。順則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縟。」[16]這顯然是適應正在形成的門閥制度的需要，故「順禮」是帶有鮮明的時代特點的。

  第三，是推崇「務從節約」的政治作風。司馬彪批評漢武帝在官制上「多所改作，然而奢廣，民用匱乏」；推崇東漢光武帝的「中興」，說他「務從節約，並官省職，費減億計，所以補復殘缺，及身未改，而四海從風，中國安樂者也」[17]。他還批評秦始皇、漢武帝的大規模封禪活動，是違背「天道質誠」的，認為：「帝王所以能大顯於後者，實在其德加於民，不聞其在封矣。」[18]這是進步的天人觀在社會思想領域的具體表現。

  《續漢書》八志在撰述思想上是把對歷史的考察和現實的需要結合起來了，這反映出當時史家的一個共同的思想趨向。

  南朝梁劉昭注范曄《後漢書》，惜其諸志未成，「乃借舊志，注以補之」。即借司馬彪《續漢書》八志，以補范曄《後漢書》之紀傳。唐太宗有《詠司馬彪〈續漢志〉》詩，其中四句是：「前史殫妙詞，後昆沉雅思。書言揚盛跡，補闕興洪志。」[19]這都反映出後人對《續漢書》八志的評價。

  司馬彪還著有《九州春秋》十卷，記東漢末年事；又據《汲冢紀年》，列舉譙周「《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為不當」，均散亡。司馬彪的史學思想的核心是「教世」。他說：「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為沮勸，撮教世之要也。」[20]《續漢書》八志可以說是很鮮明地表明了他的這個史學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