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正史」撰述的興盛

  第一節 撰寫皇朝史的高潮

  自《史記》奠定了紀傳體史書的基礎，《漢書》開皇朝史撰述的先聲，繼而又有《東觀漢記》和《漢紀》的行世，於是隨著朝代的興亡，後世史家極重皇朝史的撰寫。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各族政權的建立和頻繁更迭，出現了大批的皇朝，雖興替匆匆，然皆各修其史。這是這一時期史家撰寫皇朝史出現高潮的史學上和歷史上的原因。這個高潮的具體表現就是上文所說到的「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所謂「正史」，《隋書·經籍志》一般僅限於《史記》和歷代紀傳體皇朝史範圍；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則自《史記》、《漢書》以下，不論紀傳、編年，凡記一代皇朝興亡之史，皆稱「正史」。此處為敘述方便，取《史通》之意，但以「皇朝史」作為總稱。

  關於東漢史撰述。經東漢數代史家努力撰寫的《東觀漢記》，是東漢史的最早撰述，但它是一部沒有最終完成的著作。三國以下，撰東漢史者，史家蜂起。在吳，有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卷；在晉，有薛瑩《後漢記》一百卷，司馬彪《續漢書》八十三卷，華嶠《漢後書》九十七卷，謝沈《後漢書》一百二十卷，張瑩《後漢南記》五十五卷，袁山松《後漢書》一百卷；在南朝，有宋劉義慶《後漢書》五十八卷，范曄《後漢書》九十卷（今本有十篇子卷，合一百卷），有梁蕭子顯《後漢書》一百卷。這十一種是紀傳體東漢史。還有兩種編年體東漢史，一是晉袁宏《後漢紀》三十卷，一是晉張璠《後漢記》三十卷。以上十三種東漢史，大多遺佚，今存的只有范曄《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中的八志三十卷和袁宏《後漢紀》。清人姚之駰、孫志祖、王謨、章宗源、黃奭、汪文台、王仁俊等致力於已亡諸家東漢史的輯佚工作，以汪文台《七家後漢書》輯本最有價值[1]。今人周天游在前人的基礎上，再作爬梳，重加整理，撰成《八家後漢書輯注》，於「七家」之外增補張瑩《後漢南記》一家，書末附錄八家後漢書著者傳略、歷代著錄、評論、諸家輯本序跋及索引，頗可參考[2]。

  關於三國史撰述。最早當是三國史家所撰之本國史，在魏，有魚豢《魏略》五十卷；在蜀，有王崇《蜀書》；在吳，有韋昭《吳書》五十五卷（紀傳體）。其後，有晉朝史家所撰各國史，其中魏史有王沈《魏書》四十四卷（紀傳體）、孫盛《魏氏春秋》二十卷（編年體）、陰澹《魏紀》十二卷（編年體）、孔衍《漢魏春秋》九卷（編年體）、梁祚《魏國統》二十卷；蜀史有王隱《蜀記》七卷、譙周《蜀本紀》、習鑿齒《漢晉陽秋》；吳史有張勃《吳錄》三十卷、環濟《吳紀》九卷。而以三國為一史者，則有晉陳壽《三國志》。以上，共十四種。自《三國志》出，諸家三國史盡廢，以致散佚無存。南朝宋人裴松之兼采眾書，作《三國志注》，保存了豐富的三國史事，為世所重，乃與本書共存，流傳至今。

  

  關於晉史撰述。魏晉南北朝時期，所謂「一代之史，至數十家」者，以晉史撰述為最。今可考者，共有二十三種，出於晉人所撰十二種，出於南朝宋、齊、梁三朝史家所撰十一種。其中紀傳體十二種，它們是：晉王隱《晉書》九十三卷、虞預《晉書》四十四卷、朱鳳《晉書》十四卷、謝沈《晉書》（卷帙不詳）、何法盛《晉中興書》七十八卷、謝靈運《晉書》三十六卷，齊臧榮緒《晉書》一百一十卷，梁蕭子云《晉書》一百零二卷、蕭子顯《晉史草》三十卷、鄭忠《晉書》七卷、沈約《晉書》一百一十一卷、庾銑《東晉新書》七卷。另外十一種是編年體，它們是：晉陸機《晉紀》四卷、干寶《晉紀》二十三卷、曹嘉之《晉紀》十卷、習鑿齒《漢晉陽秋》四十七卷、鄧粲《晉紀》十一卷、孫盛《晉陽秋》三十二卷、宋劉謙之《晉紀》二十三卷、王韶之《晉紀》十卷、徐廣《晉紀》四十五卷、檀道鸞《續晉陽秋》二十卷、郭季產《續晉紀》五卷。上述二十三種晉史存在兩個明顯的問題：一是其中有些屬於未完成稿，如謝靈運、蕭子顯、沈約、庾銑等所撰；二是其中絕大多數所記皆非晉代全史，或只記西晉，或僅述東晉，或兼記兩晉而又不及其終。臧榮緒《晉書》是比較完整的晉史，但又未能包含與東晉並存的北方十六國史。其後，唐初重修《晉書》而諸家晉史皆廢而不傳，這同它們本身存在的缺陷是相關的。清人湯球、黃奭致力於已亡諸晉史的輯佚工作，頗有成績。今有南開大學喬治忠采湯、黃二人所輯佚文中之編年體部分，合為《眾家編年體晉史》一冊，並作校注，刊行於世，足可參考[3]。

  關於十六國史撰述。《隋書·經籍志》史部「霸史」篇小序說：「自晉永嘉之亂，皇綱失馭，九州君長，據有中原者甚眾。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竊號，然其君臣忠義之節，經國字民之務，蓋亦勤矣。而當時臣子，亦各記錄。」這裡主要就是指十六國史撰述而說的。唐初史家從正朔觀念出發，認為十六國君主「推奉正朔」、「假名竊號」，故將其史列為「霸史」。然其餘諸語，所論還是中肯的。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以十六國史入「正史」，這是他的卓識。從今天的觀點來看，十六國史撰述，無疑當是這個歷史時期的「正史」撰述的一部分。十六國史多數是當時人及北朝人所作，少數為東晉南朝人所撰，清代及近人所考，大致相近，今列表以明其梗概：

  以上凡二十九種，多以分記十六國各朝史事[4]，通記十六國史事者以崔鴻《十六國春秋》最為知名。《魏書·崔光傳》、《北史·崔光傳》所附崔鴻傳，記其撰述經過甚詳。

  崔鴻在北魏孝明帝時，以司徒長史兼任史職，修起居注。他在年輕的時候，就有著述之志，且有獨立見解：

  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淵、石勒、慕容雋、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孑、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

  由此可以看出，崔鴻是一個頗具史識的史家，他認為十六國「各有國書，未有統一」是不妥當的，於是私撰《十六國春秋》。僅此一點，他在中國史學史上便應占有不可忽視的位置。但崔鴻撰《十六國春秋》，也確有史事處置上的困難。第一，十六國史與北魏「國初相涉」，處理起來比較困難；第二，其先人曾在「江左」任職，故於東晉、南朝宋、齊等朝史事不予以記述，他自認為這樣做並不妥當；第三，他未曾見到《蜀書》，總覺得是個缺憾。因此，他的《十六國春秋》並未公之於世。後因魏孝明帝命其「送呈」，這才具表奏上其書。他在上書表中寫道：

  自晉永寧以後，雖所在稱兵，竟自尊樹，而能建邦命氏成為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興滅之形，用兵乖會之勢，亦未足以垂之將來，昭明勸戒。但諸史殘缺，體例不全，編錄紛謬，繁略失所，宜審正不同，定為一書。……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屬遷京甫爾，率多分散，求之公私，驅馳數歲。又臣家貧祿薄，唯任孤力，至於紙盡，書寫所資，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吏按之暇，草構此書。區分時事，各系本錄；破彼異同，凡為一體；約損煩文，補其不足。三豕五門之類，一事異年之流，皆稽以長曆，考諸舊志，刪正差謬，定為實錄。商校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繕成，輟筆私求，七裁於今。……久思陳奏，乞敕緣邊求采，但愚賤無因，不敢輕輒。

  從崔鴻的表文中，可知他撰《十六國春秋》，是始於北魏宣武帝景明之初（500年），至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年），首尾二十二年，其艱難可以想見。崔鴻在表文中還說撰有序例一卷、年表一卷，可見他又是一個很嚴謹的史家。

  當然，這還不是一部完整的十六國史，因為它還缺少《蜀書》的有關內容。直到北魏孝莊帝永安年間（528—530年），崔鴻之子崔子元又奏上完帙。他在上表中說：

  正始之末，任屬記言，撰緝餘暇，乃刊著趙、燕、秦、夏、涼、蜀等遺載，為之贊序，褒貶評論。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為《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為備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一本，敢以仰呈。儻或淺陋，不回睿賞，乞藏秘閣，以廣異家。

  崔子元說的「正始之末，任屬記言」，是指其父崔鴻在正光五年（524年）奉詔「以本官修緝國史」。當崔鴻購得《蜀書》，「討論適訖」時，便辭世了。一部《十六國春秋》，經父子兩代，歷時三十年終成完帙[5]。這是崔鴻父子對這個時期的民族史撰述的重要貢獻。魏收《魏書·崔鴻傳》對崔鴻略有微詞，但其後論還是說：「鴻博綜古今，立言為事，亦才志之士乎！」[6]劉知幾評其書日：「考核眾家，辨其同異，除煩補闕，錯綜綱紀，易其國書曰『錄』，主紀曰『傳』，都謂之《十六國春秋》。」[7]由此可見，《十六國春秋》是反映十六國史事的一部總結性著作。唐修《晉書》中的「載記」，頗參考其書。自宋以後，十六國諸史皆散失無存[8]。清人湯球有《十六國春秋輯補》，庶可窺其一斑。

  關於北朝史撰述。北朝歷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五朝，關於這一時期的歷史撰述，經歷了坎坷的道路，故修史之風不及南朝為盛。北魏初年，鄧淵等受命著《國記》，得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乃中輟。太武帝拓跋燾時，命崔浩（？—450年）等撰成《國書》三十卷。後又命崔浩、高允、張偉等「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中潤色，浩所總焉」。崔浩應是北魏史撰述的創始人。他接受著作令史閔湛、郄標的建議，以《國書》刊石寫之，以示行路，從而因「盡述國事，備而不典」獲罪，於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受誅；「清河崔氏無遠近，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崔浩監秘書事，故「其秘書郎吏已下盡死」，「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9]。這就是後史常說到的「崔浩國史案」。孝文帝時，乃命李彪、崔光等撰紀傳體北魏史而未果。史稱：「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闕略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記錄時事，以待後人。』」[10]以後，北魏皇朝關於本朝史的撰述便無太大舉動。直至北齊天保時，魏收等撰成紀傳體《魏書》一百三十卷，才有比較完整的北魏史問世，並流傳至今。這個時期的北朝史撰述，還有北齊崔子發撰寫的編年體《齊紀》三十卷，已佚。這同當時的南朝史撰述比起來，實在顯得過分寥落。這也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皇朝史撰述高潮中的一個例外。

  這個時期，同皇朝史撰述相關聯的，還有歷朝起居注的撰寫。《隋書·經籍志》史部起居注類小序說：「起居注者，錄紀人君言行動止之事。」它萌發於兩漢而盛行於兩晉南北朝。《隋書·經籍志》著錄的四十四部起居注有四十一部是兩晉南北朝所出。其中，《晉起居注》多達三百十七卷（原註：梁有三百二十二卷），《後魏起居注》為三百三十六卷。由於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錄」，自是撰述皇朝史重要依據之一。隋唐以後，「實錄」為盛，起居注的重要性就減弱了。從這個意義上說，起居注的盛行，也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皇朝史撰述高潮的一部分。儘管它們都已散失，但它們在史學發展上的作用是應當肯定的。

  魏晉南北朝時期撰述皇朝史的高潮，一方面表明史學在封建社會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作用更加重要了；另一方面也表明史學所反映出來的歷史文化傳統，即使在分裂割據時期，仍然是聯結人們思想的紐帶，不論是人們對於《史記》、《漢書》的推崇，還是對於《春秋》、《左傳》和《漢紀》的仰慕，都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