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史學發展的階段和特點

  一、史學發展的三個階段

  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史學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這個階段史學發展的特點是私人著史之風大盛。這種私人著史之風伴隨著史學多途發展的趨勢，客觀上形成了一種相互推動的局面，促使史書數量劇增和史書種類增多。

  先秦時期，私人著史的興起，是對「學在官府」的一個重大突破，從而出現了春秋末年和戰國時期私人著史的局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私人著史之風的盛行，是對官府修史的補充和超越。唐初學人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私人著史之風興盛的原因，作了這樣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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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史官廢絕久矣，漢氏頗循其舊，班、馬因之。魏晉已來，其道逾替。南、董之位，以祿貴游，政、駿之司，罕因才授。故梁世諺曰：「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於是屍素之儔，盱衡延閣之上，立言之士，揮翰蓬茨之下。一代之記，至數十家，傳說不同，聞見舛駁，理失中庸，辭乖體要。致令允恭之德，有闕於典墳，忠肅之才，不傳於簡策。斯所以為蔽也。[11]

  從這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出，這時期的私人著史之風興盛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史官制度的鬆弛從而導致官府修史不力，所以出現了「立言之士，揮翰蓬茨之下」的現象。值得注意的是，唐初學人是站在史館的立場上，即站在官府修史的立場來看待上述史學現象的，因此他們認為這造成了史學發展之「蔽」。這個結論帶有一定的片面性。

  其實，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史學的多途發展，私人著史的興盛已成必然之勢。對此，唐初學人也是注意到的。他們在討論各類史書的流變時，大多涉及私人著史的情況，如：

  ——關於「正史」，自西晉陳壽撰《三國志》後，「一代之史，至數十家。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並有解釋。《三國志》及范曄《後漢書》，雖有音注，既近世之作，並讀之可知。梁時，明《漢書》有劉顯、韋棱，陳時有姚察，隋代有包愷、蕭該，並為名家。」[12]這裡說的「一代之史，至數十家」，既有官修，也有私著。至於「音注」之類，更是私家多於官府。

  ——關於「雜史」，「靈、獻之世，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常守。博達之士，愍其廢絕，各記聞見，以備遺亡。是後群才景慕，作者甚眾。又自後漢已來，學者多鈔撮舊史，自為一書，或起自人皇，或斷之近代，亦各其志，而體制不經。又有委巷之說，迂怪妄誕，真虛莫測。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採廣覽，以酌其要，故備而存之，謂之雜史。」[13]這是從三個方面（也可以說從三個層次）指出了私人著史的原因及其撰述特點。

  ——關於「舊事」，「搢紳之士，撰而錄之，遂成篇卷，然亦隨代遺失。今據其見存，謂之舊事篇。」[14]

  ——關於「職官」，「搢紳之徒，或取官曹名品之書，撰而錄之，別行於世。」[15]

  ——關於「雜傳」，「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贊。郡國之書，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異》，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傳》，以敘聖賢之風。因其事類，相繼而作者甚眾，名目轉廣，而又雜以虛誕怪妄之說。推其本源，蓋亦史官之末事也。」[16]

  ——關於「簿錄」，「漢時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剖析條流，各有其部，推尋事跡，疑則古之制也。自是之後，不能辨其流別，但記書名而已。博覽之士，疾其渾漫，故王儉作《七志》，阮孝緒作《七錄》，並皆別行。」[17]

  這裡所說的「搢紳之士」、「搢紳之徒」、「相繼而作者甚眾」和「博覽之士」等，大多是指私家著史之人，他們的撰述亦多有名著。唐初劉知幾著《史通》一書，其中《古今正史》、《雜述》兩篇所述，多是反映隋代以前的歷史撰述情況，而《雜述》篇則更多地反映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私人著史的情況。

  隋開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下詔：「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18]這道詔書反映了隋皇朝對修史的關注，但卻未能制定出相關的和有效的政策。從客觀上看，這種禁令既不能遏止私人著史的趨勢，也未能促進官修史書的發展。它只是表明，在隋代，私人撰國史、評人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這可以看作是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史學發展的第一階段結束的標誌。

  第二階段，起於唐初議修前朝史及正式設立史館主管修史事宜，迄於唐玄宗開元初年撰成《姓族系錄》，是為官修史書顯示出優勢的階段。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史官令狐德棻向唐高祖提出撰寫梁、陳、北魏、北齊、北周、隋六代史的建議。次年，唐高祖下達《命蕭瑀等修六代史詔》的詔書[19]。這是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撰寫前朝史的動議，只是由於當時全國政治局勢尚未安定，大臣們無暇顧及修史，繼而有些大臣又先後辭世，加之當時沒有明確的統領全局之人，故此舉經歷六七年而無成效，但官修前朝史的格局卻因此而確定下來。因此，當歷史形勢發生變化、政治局面已經穩定之時，人們重提撰寫前朝史的計劃並立即達成共識，史載：

  貞觀三年，太宗復敕修撰（五代史），乃令德棻與秘書郎岑文本修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修齊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陳史，秘書監魏徵修隋史，與尚書左僕射房玄齡總監諸代史。眾議魏史以既有魏收、魏彥（深）二家，已為詳備，遂不復修。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師佐修周史。德棻仍總知類會梁、陳、齊、隋諸史。武德已來，創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20]

  太宗君臣承認魏收《魏書》和魏澹《魏書》的地位，「遂不復修」，這是從議修「六代史」改變為修撰「五代史」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議修「六代史」時，令狐德棻是倡議者；而修撰「五代史」時，令狐德棻除主修周史外，還「總知類會」其他四朝史，足見其史學地位的重要。同時，房玄齡和魏徵則負責統領全局，「總監諸代史」。可見，這是一個有明確分工負責的史學工程，比起議修「六代史」的情況，已不可同日而語。

  為了確保修史活動的順利進行，唐皇朝於貞觀三年（629年）正式設立了史館。唐初的修史機構，在武德、貞觀之際，發生了很大變化。武德時，因隋舊制，修史事宜由秘書省著作局主持。貞觀三年，因修「五代史」的需要，「於中書置秘書內省，以修『五代史』」。這年的閏十二月，「移史館於門下省北，宰相監修。自是著作局始罷此職。及大明宮初成，置史館於門下省之南」[21]。「史館」的名稱，於貞觀三年以前已有沿用，但著作局罷去修史之職，則以此年為界。因此，歷史上把貞觀三年移史館于禁中視為史館的正式建立。

  史館的設立是為了適應官修史書的需要，因此必須有制度上的保證。一是史官制度，二是檔案制度。據《舊唐書·職官志》記，唐代的史官「無常員，如有修撰大事，則召他官兼之，事畢則停」。又，史館設「監修國史」，「貞觀已後，多以宰相監修國史，遂成故事也」[22]。所謂以「他官兼之」，稱「兼修國史」，這種情況大多是因史事的需要而任命的。此外，史館有「史館修撰」和「直史館」，則多少具有「常員」性質。這從當時皇家規定的檔案報送制度可以看得出來。

  皇家關於「諸司應送史館事例」規定：

  祥瑞（原註：禮部每季具錄送），天文，災異（原註：太史每季並所占候詳驗同報），藩國朝貢（原註：每使至，鴻臚勘問土地風俗、衣服、貢獻、道里遠近，並其主名字報），蕃夷入寇及來降（原註：表狀，中書錄狀報；露布，兵部錄報；軍還日，軍將具錄陷破城堡、傷殺吏人、掠虜畜產，並報），變改音律及新造曲調（原註：太常寺具所由及樂詞報），州縣廢置及孝義旌表（原註：戶部有即報），法令變改、斷獄新議（原註：刑部有即報），有年及飢，並水、旱、蟲、霜、風、雹及地震、流水泛溢（原註：戶部及州縣每年有即勘其年月日，及賑貸存恤同報），諸色封建（原註：司府勘報，襲封者不在報限），京諸司長官及刺史、都督都護、行軍大總管、副總管除授（原註：並錄製詞，文官吏部送，武官兵部送），刺史、縣令善政異跡（原註：有灼然者，本州錄附考使送），碩學異能、高人逸士、義夫節婦（原註：州縣有此色，不限官品，勘知的實，每年錄附考使送），京諸司長官薨卒（原註：本司責由歷狀跡送），刺史、都督、都護及行軍副大總管以下薨（原註：本州、本軍責由歷狀附便使送），公主、百官定諡（原註：考績錄行狀、諡議同送），諸王來朝（原註：宗正寺勘報），已上事，並依本條所由，有即勘報史館，修入國史。如史官訪知事由，堪入史者，雖不與前件色同，亦任直牒索；承牒之處，即依狀勘，並限一月內報。[23]

  這一詳細的規定，固然是針對修撰國史而制定的，並未涉及關於修撰前朝史的一些細節，但由此亦可見史館制度的嚴格。

  正式設立史館和相關制度的制訂，提高了史館修史的效率。以「五代史」為例，貞觀三年明確了修撰任務，至貞觀十年（636年），僅用七年時間，五史均成，為一代修史盛事。此後，貞觀二十二年（648年），修成新《晉書》，高宗顯慶元年（656年）修成《五代史志》。顯慶四年（659年），史官李延壽撰成《南史》、《北史》，也是充分利用史館的條件才得以完成的。這就是說，三十年左右，唐初史家撰成了八部「正史」，這在中國古代史學史上是空前絕後的大事，顯示了史館修史的活力和優勢。這個時期的官修史書的成就，還表現在修撰實錄、國史、全國譜系之書以及禮書等方面。唐玄宗先天二年即開元元年（713年），柳沖等撰成大型譜書《姓族系錄》，可以看作是這一階段的終結。

  在這一階段，史學批評家劉知幾寫出了《史通》一書，在探索紀傳體史書體裁、體例的基礎上，對先秦至唐初的史家、史書作了全面的評論。其《自敘》篇集中地批評了唐代史館修史存在的弊端。劉知幾曾致信中書侍郎、監修國史蕭至忠，提出史館修史有「五不可」，他在信中寫道：

  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眾功，方雲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家自稱為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擱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

  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台。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為博。原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采；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台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況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

  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註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則雲「必須直詞」，宗尚書則雲「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事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不可四也。

  竊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失刊削之例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等。某帙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倘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尊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24]

  這「五不可」，一是指「出自一家」和「藉以眾功」的不同；二是指資料難得；三是指人言可畏，直書受阻；四是指監修者多而意見分歧；五是指監修失職以至於史官無明確分工，互相推避。

  劉知幾的這番話，反映了唐初史館經歷太宗、高宗的興盛之後，至武則天、唐中宗時走向混亂的局面。其中，有些弊端並非與史館有必然的聯繫，而是由當時的政治形勢所造成的。古今史家多將劉知幾的這些批評視為史館修史之不可避免的缺點，似有不妥。但是，有一點是必須看到的，即劉知幾首先指出了史書「出自一家」和「藉以眾功」的區別，其傾向與旨趣則在於前者。從劉知幾的治學路徑來看，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他讀書貴在自得，自稱「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則得之襟腑，非由染習」。二是他著書闡說自己的思想，明確表示撰述《史通》的原委是：在史館期間，「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25]。這裡所說的「得之襟腑」、「以見其志」，都是強調自得之學，這同史館修史中的既有眾人合作，又有監修主事，顯然有很大的區別。劉知幾的這些看法，十分鮮明地反映出了私家著史同史館修史的不同及其存在的矛盾。應當承認，這種不同及其矛盾的存在由來已久，只是在劉知幾所處的史館狀況之下表現得異常突出罷了，此其一。其二，史館修史也並非一定造成「五不可」的局面，唐初史館修史的成功經驗可以證明這種判斷。更重要的是，隨著社會生活的日益豐富，文獻積累的日益浩繁，私家著史在資料的搜集、使用方面已日漸窘迫，而史館修史儘管在資料採擷方面仍有不盡完美之處，但其優於私家已成不可逆轉之勢。從這個意義說，史館修史和私家著史均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們競相發展和相互補充，是中國史學不斷向前發展的主要特點之一。

  第三個階段，起於玄宗開元年間重修禮書，迄於唐末。禮書，歷來為封建皇朝所重視，而門閥地主尤其推崇禮制。玄宗以前，已有《貞觀禮》和《顯慶禮》，是太宗朝、高宗朝大臣所修。開元十四年（726年），右丞相張說奏言：「《禮記》漢朝所編，遂為歷代不刊之典。今去聖久遠，恐難改易。今之《五禮儀注》，貞觀、顯慶兩度所修，前後頗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與學士等更討論古今，刪改行用。」玄宗採納了張說的建議，先後命徐堅、李銳、施敬本、王邱等檢撰，至開元二十九年（741年），撰成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開元禮》，「頒所司行用」[26]。此後，至唐憲宗元和十三年（818年），禮官王彥威又撰成《元和曲台新禮》三十卷，他在上疏中申言：

  自開元二十一年已後，迄於聖朝，垂九十餘年矣。法通沿革，禮有廢興，或後敕已更裁成，或當寺別稟詔命，貴從權變，以就便宜。又國家每有禮儀大事，則命禮官博士約舊為之損益，修撰儀注，以合時變，然後宣行。即臣今所集開元以後至元和十三年，奏定儀制，不惟與古禮有異，與《開元儀禮》已有不同矣。……竊以聖朝典禮，於元和中集錄。又曲台者，實禮之義疏，故名曰《元和曲台新禮》，並目錄勒成三十卷。[27]

  從王彥威的這段文字來看，禮是受到高度重視的，禮也隨著時代和形勢的變化而不斷有所損益，為的是「以合時變」。這同當時人們所具備的「法通沿革，禮有廢興」的思想是完全吻合的。重視禮，似乎是思想保守的反映；主張「禮有廢興」，「以合時變」，卻又反映了人們與時變化的進步思想傾向。這都是歷史形勢所決定的。

  禮書是倫理的制度化的表現形式，故禮書的修撰必然啟發和推動制度史的修撰。其突出的反映，是《唐六典》的修撰和《通典》的撰寫。史載：

  《六典》三十卷。開元十年，起居舍人陸堅被召集賢院修《六典》，玄宗手寫六條，曰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張說知院，委徐堅，經歲無規制，乃命毋煚、余欽、咸廙業、孫季良、韋述參撰。始以令式像《周禮》六官為制。蕭嵩知院，加劉鄭蘭、蕭晟、盧若虛。張九齡知院，加陸善經。李林甫代九齡，加苑成。二十六年書成。[28]

  可見《六典》（即《唐六典》）的修撰是用了二十幾年的時間，經眾人之手才得以完成。今存《唐六典》，是關於唐朝的官制之書，其涉及範圍與「禮」有關，但已超過了一般的「禮」。

  降至代宗、德宗朝，杜佑以三十六年時間，撰成《通典》二百卷，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九典，所記上起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迄玄宗天寶年間，有的記載直至德宗貞元年間，是一部宏偉的典章制度的通史。《通典》的出現，一方面是受到歷代「正史」中的「志」的啟發，另一方面也直接受到唐朝幾部禮書尤其是《大唐開元禮》和《唐六典》的影響。《通典》中的《禮典》有一百卷，占了全書的二分之一，其中的後三十五卷即是節錄《大唐開元禮》而成；它的一些名目，無疑也是受到《唐六典》的啟發。從史學發展上看，杜佑《通典》比之於禮書和《唐六典》來說，具有更高的歷史價值：一是門類更為周全，二是旨在經世致用，三是開闢了典制體通史的道路，也推動了不同內容和形式的通史著作的撰寫，無愧是這個階段的代表作。

  此外，在第三階段，還有蘇冕《會要》的編撰。這也是一種制度史的表現形式，開後世學者撰寫歷朝會要之先河。

  總之，從大處著眼，對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史學可以作這樣的概括：第一階段，是史學的多途發展，出現了史書的數量和種類明顯增加的趨勢；第二階段，官修史書呈現出突出的優勢，而史館修史中出現的弊端則激發了史家的反省，從而強調自得之學的重要；第三階段，是禮書和制度史撰寫的活躍時期，《通典》的面世，開闢了歷史撰述的新形式、新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