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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從後思索」:歷史認識與科學預見

2024-08-14 17:50:02 作者: 楊耕

  從總體上看,現代歷史哲學注意的中心已不是歷史本體論問題,而是歷史認識論問題。批判的歷史哲學的產生,標誌著西方歷史哲學從思辨形態轉向分析形態,從近代形態轉向現代形態。柯林武德認為,歷史哲學就是對歷史思維的前提和含義的一種批判性的探討,其本質就是「反思歷史思維」,從而確定歷史學努力的界限和特有價值。克羅齊斷言:歷史哲學就是「有關歷史認識論的研究」[22]。研究重心的這一轉移完全符合人類認識規律:認識外部世界的任何一種努力一旦持續下去,就會在某一時刻不多不少地轉變為對這種認識活動本身的反思與批判。因此,批判歷史哲學的產生以及歷史哲學研究重心的轉換,即從歷史本體論轉移到歷史認識論,絕不意味著西方歷史哲學的沒落,相反,卻表明西方歷史哲學的成熟。它促使人們自覺地意識到認識能力的相對性,並在這種自我批判的基礎上更審慎、更清醒地去認識客觀歷史。

  從邏輯上看,歷史認識論與歷史本體論具有內在的關聯和一致性。本體論是認識論的基礎和依據,任何歷史認識論總是或隱或顯地以某種歷史本體論為其立論的依據或前提。批判的歷史哲學蔑視歷史本體論,並把歷史本體論稱為「思辨的歷史哲學」,然而,批判的歷史哲學本身仍然信奉一種本體論,即思想本體論。柯林武德之所以強調歷史認識是人們在自己的心靈中對歷史行動者的思想進行設身處地的「重演」,其立論依據就是一種歷史本體論,即歷史是思想史。「一個自然過程是各種事件的過程。一個歷史過程則是各種思想的過程。」[23]因此,要脫離歷史本體論來談論歷史認識論,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歷史本體論是歷史認識論立論的依據,對歷史認識論起著導向作用。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歷史本體論的真正確立又有賴於對人們認識能力的考察,即有賴於歷史認識論的研究。康德之所以能在哲學史上造成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其實質就在於,他提出了一個振聾發聵的思想:本體論的確立有賴於認識論的研究,對存在本身是非曲直的認識有賴於對理性認識能力的考察。正因為如此,康德把近代哲學從形上學「獨斷論」的迷夢中「喚醒」,從而成為德國古典哲學的創始人。康德的觀點同樣適合於歷史哲學。批判的歷史哲學所提出的「歷史科學如何成為可能」這一問題,實際上是「康德問題」在歷史哲學領域的「反射」與「回聲」。歷史本體論如果脫離了歷史認識論,其結論必然是獨斷的、不可靠的。但是,批判的歷史哲學是在脫離歷史本體論、否定客觀歷史存在的基礎上考察歷史認識的內容和結果的。在探討歷史認識論時,批判的歷史哲學竟把其前提——客觀歷史——一筆勾銷了,結果是犯了一場「演丹麥王子而沒有哈姆雷特」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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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現代歷史哲學中,克羅齊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觀點引人矚目。按照克羅齊的觀點,人們都是從當代出發,並依據當代的知識結構和價值觀念認識歷史的。「歷史是由活著的人和為了活著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所以,它是由能思考的、痛苦的、有活動能力的人找到探索過去的現實利益而產生出來的。」[24]所以,「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裡,我們遇到了一個很難迴避的問題,即如何看待馬克思的「從後思索」法和克羅齊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關係。

  在我看來,馬克思的「從後思索」法和克羅齊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觀點,都是對歷史認識特殊性反思的產物。如前所述,歷史是已經過去的存在,因而在認識歷史的活動中,認識主體不可能直接接觸認識客體。認識對象的這種特殊性造成了認識歷史活動的特殊性,並使歷史認識論的研究遇到了一系列特殊的困難。馬克思的「從後思索」法和克羅齊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就是對這一特殊困難的不同解答,二者都屬於現代哲學的觀念。但是,馬克思的「從後思索」法和克羅齊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又有本質的區別。這一區別表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馬克思認為,歷史雖已過去,但它並沒有化為無,而是以萎縮、濃縮、發展的形式被包含在現實社會中,「從後思索」就是從現實社會中「透視」以往的客觀歷史;克羅齊則認為,歷史研究僅僅是活著的人,而且是為了活著的人的利益去重建死者的生活,不存在「客觀歷史」。

  其次,馬克思認為,實踐是過去歷史向現實社會過渡的「轉換器」和「顯示尺度」,「從後思索」的廣度和深度取決於實踐的「格」以及由實踐的「格」升華的思維的「格」;克羅齊則認為,過去歷史同當代生活的「對流」只是以史學家或哲學家的主觀精神為媒介。

  最後,馬克思認為,「從後思索」是通過由結果到原因的反歸來把握歷史運動的一般規律;克羅齊則認為,在打上了「當代性」烙印的有限的、特定的歷史中尋找「普遍史」,永遠不會成功,社會歷史「無任何規律可循」。

  克羅齊看到了歷史認識的特殊性,並提出了建構歷史認識論的問題,但他卻無力科學地解決歷史認識論問題。馬克思的「從後思索」法確認歷史認識的特殊性,認為在歷史認識活動中,既不存在一個抽象的「反映」或「摹寫」過程,也不存在一個純粹的「自我意識」建構的過程,人們認識歷史是以實踐為中介的。馬克思的「從後思索」法的高明之處就在於:它把認識活動歸結於實踐活動,把現實社會看作過去歷史的延伸、深化和拓展,把實踐看作過去歷史向現實社會過渡的「轉換尺度」和「顯示尺度」,從而以現實的實踐為出發點去反思過去的歷史以及歷史認識的規律,這就為建構科學的歷史認識論奠定了可靠的基礎。馬克思的「從後思索」法深刻地體現了歷史本體論和歷史認識論的內在統一,它以超前的意識預示了20世紀歷史哲學「合流」的趨勢——在「復活」歷史本體論的基礎上深化歷史認識論的研究。

  從形式上看,「從後思索」是從結果向原因的回溯,從現實向歷史的「透視」,仿佛是面向過去,但它的目的和意義卻在相反的方面,即面向未來。這是因為,馬克思的「從後思索」法既「包含著超越自己的、對早先的歷史生產方式加以說明之點」,又包含著「預示著未來的先兆」之點,從而用「未來」引導現實運動。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如果說資產階級前的階段表現為僅僅是歷史的,即已經被揚棄的前提,那麼,現代的生產條件就表現為正在揚棄自身,從而正在為新社會制度創造歷史前提的生產條件。」[25]因此,從現實社會出發去考察過去歷史,「這種正確的考察同樣會得出預示著生產關係的現代形式被揚棄之點,從而預示著未來的先兆,變易的運動」[26]。正是以資本主義社會為中介,馬克思「透視」出「一切已經覆滅的社會形式的結構和生產關係」,同時發現「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27]。

  這就是說,馬克思的「從後思索」法具有雙重功能,即立足現實反思過去,把握歷史規律;以歷史規律為依據預見未來。歷史是以生產方式為基礎的總體運動,現實既是過去的延伸、深化和拓展,又是未來的起點,它以濃縮的形式包含了過去,又以萌芽或胚胎的形式包含了未來。因此,對現實的正確理解不僅能合理地說明過去,而且能夠科學地預見未來。這種預見正是以發現和把握歷史規律為前提的。實際上,任何一門科學都以發現和把握某種規律為己任,並以此預見未來。正是以資本主義社會為中介,在「從後思索」的過程中,馬克思發現了「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並且正在實現的趨勢」,從而對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做出了科學的預見。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9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馬克思:《資本論》(根據作者修訂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譯),55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3] 馬克思:《博士論文》,3、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3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10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45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2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2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45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57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2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21頁。

  [1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99頁。

  [1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23—2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45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2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54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1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2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45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349—35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2] [意]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60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23] [英]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304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24] 田汝康、金重遠選編:《現代西方史學流派文選》,95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2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45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458頁。

  [2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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