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現代西方歷史哲學對歷史規律的否定及其失誤

  從維科到黑格爾再到馬克思，可以說，是歷史規律觀念凱歌行進的時代，越來越多的思想家確認歷史規律的存在。然而，從19世紀晚期開始，許多思想家又開始懷疑、否定甚至拋棄了歷史規律觀念。如果說歷史規律觀念在近代西方歷史哲學中占據統治地位，那麼，否定歷史規律的觀念則是現代西方歷史哲學中的主導思潮。造成這種認識逆轉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

  首先，對黑格爾歷史哲學的反叛。如前所述，黑格爾的歷史規律觀念是卓越的，它曾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黑格爾卻把一切都理性化了，理性成了一種新的迷信。為了證實自己的理性主義歷史觀，黑格爾常常不惜對歷史施以粗暴的剪裁和歪曲，並把歷史學降到了哲學婢女的地位。對於歷史學來說，黑格爾的歷史規律觀念扮演的是一種專斷的角色。這種非分的要求和蠻橫的做法激起史學家的強烈不滿和本能反抗。反叛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成為19世紀下半葉西方歷史學的一個鮮明特徵。

  其次，孔德實證主義的影響。按照孔德實證主義的觀點，科學只能敘述事實，而不能說明事實。「探索那些所謂始因或目的因，對於我們來說，乃是絕對辦不到的，也是毫無意義的」[29]；所謂規律不過是經驗中或感覺之間某種「不變的先後關係和相似關係」。孔德的實證主義在19世紀下半葉獲得了一定的成功，被當時的史學家、哲學家看作對黑格爾歷史哲學的「解毒劑」。正是在孔德實證主義的影響下，19世紀下半葉的西方歷史學走上了實證主義的道路，成為「實證主義歷史編纂學」。這一時期的大多數歷史學家對確定新的歷史事實非常熱衷，而對發現歷史規律卻很少有人問津。

  再次，對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恐懼。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歷史規律觀念在對現存社會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著對其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社會必然滅亡的理解。「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並不是馬克思的思考方式。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的產生是歷史的必然，資本主義的滅亡和社會主義的勝利同樣是歷史的必然。這一科學的歷史規律觀念的確立猶如給資本主義社會下達了死亡通知書。資產階級思想家們戰慄了，他們由此從承認歷史的規律性轉向否定歷史的規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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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歷史規律觀念的確立到反歷史規律觀念的盛行，這一轉變在西方歷史哲學中大體經歷了三個環節：

  第一，蘭克的歷史客觀主義。蘭克歷史客觀主義的宗旨就是「秉筆直書」，即只描述歷史是這樣而不探究歷史為何是這樣。蘭克是一個轉折點。蘭克之前的歷史理論以探求歷史規律為重心，蘭克之後的歷史理論則以描述歷史現象為己任。

  第二，狄爾泰的歷史理解理論。在狄爾泰看來，歷史是已經逝去的東西，無法用客觀主義的方法和自然科學的精確性來研究和把握，歷史科學唯一可行的方法只能是「體驗」、「理解」，不存在客觀歷史及其規律，至少是不能認識客觀歷史及其規律。狄爾泰的歷史理解理論猶如安放在傳統史學中的「特洛伊木馬」，從內部摧毀了歷史客觀主義，並孕育了新的歷史哲學——批判的歷史哲學。

  第三，克羅齊的歷史主觀主義。克羅齊是通過對歷史知識、歷史資料的分析來否定歷史必然性的。在克羅齊看來，歷史知識、歷史資料並不是客觀的，而是主觀的，每一代人總是從自己時代的需要和價值觀念出發去研究過去的歷史；在這個過程中，歷史學家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的當代意識和需要介入歷史事件中。因此，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既然不存在客觀歷史，那麼，探求歷史的規律性也就成了無意義的廢話。克羅齊的這一觀點對西方歷史哲學以至整個思想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從此，否定歷史規律的觀念成為現代西方哲學的主導思潮，幾乎成為一種「流行病」。

  現代西方歷史哲學首先以歷史事件的單一性否定歷史規律。

  按照現代西方歷史哲學的觀點，只有反覆出現的東西才能形成規律，在自然界中，相同的事件反覆出現，因而存在自然規律；在歷史中，一切都是「單純的一次性東西」，歷史事件都是個別的、不重複的，因而不存在歷史規律。文德爾班指出：「在自然研究中，思維是從確認特殊關係進而掌握一般關係，在歷史中，思維則始終是對特殊事物進行親切的摹寫。」「前者追求的是規律，後者追求的是形態。」[30]李凱爾特斷言：「『歷史規律』這個概念是……用語的矛盾。」[31]

  歷史不同於自然，歷史事件的確都是獨一無二的，法國大革命、明治維新、戊戌變法等都是非重複性的存在，但由此否定歷史規律卻是不能接受的。戊戌變法是「一」，但改良、改革作為歷史現象在古今中外並不罕見，是「多」；法國大革命是「一」，但資產階級革命在近、現代歷史上卻重複可見，是「多」。只要存在商品生產，價值規律就會發生作用；只要多發鈔票，就會引起通貨膨脹……這表明，要把歷史事件、歷史現象和歷史規律三個概念加以區分。歷史事件是「一」，歷史現象是「多」，在這「多」的背後存在著只要具備一定的條件就會重複起作用的歷史規律。歷史規律的重複性正是在一個個不可重複的歷史事件中體現出來的。1640年的英國革命、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1911年的中國辛亥革命……這一個個不可重複的歷史事件的出現，體現的不正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規律嗎？

  歷史規律是歷史的深層結構，隱藏在歷史事件單一性的後面；而自然事件的差異性卻深藏在其相似性的後面。在觀察自然時，應從事件的相似中看到相異；在研究歷史時，應從事件的相異中看到相同，從事件的單一性中透視出規律性。這樣，才能走向歷史的深處。而現代西方哲學卻恰恰停留在歷史的表層，並且混淆了歷史事件、歷史現象和歷史規律的區別。

  我們應當明白，歷史規律的重複性不等於歷史事件的重複性。任何一個歷史事件的產生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結果，正是其中的偶然性使歷史事件各具特色、不可重複，規律重複的只是同類歷史事件中的共同的本質的東西，它不是也不可能是重複其中的偶然因素。嚴格地說，任何事件，包括自然事件都是必然性與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自然事件也是不可重複的。當年，萊布尼茨在德國皇家花園給宮女們上哲學課時所說的「沒有兩片絕對一樣的樹葉」，所表達的不正是自然事件的不可重複性嗎？實際上，自然規律也是在一個個不可重複的自然事件中體現出來的。現代西方哲學誇大了自然事件與歷史事件的差異，並把歷史規律的重複性等同於歷史事件的重複性。當他們用歷史事件的不可重複性來否定歷史規律時，恰恰說明他們並沒有真正理解必然性與偶然性的關係，不理解可重複的歷史規律和不可重複的歷史事件之間的內在聯繫。

  其次，現代西方歷史哲學以人的歷史活動的選擇性否定歷史規律。

  按照現代西方歷史哲學的觀點，人的歷史活動具有選擇性，不同的民族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了不同的社會制度，從而使歷史發展具有多線性，因而不存在歷史的規律。在薩特看來，「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可能的」，關鍵在於人的自由選擇。胡克認為，全部人類歷史就是人們不斷選擇的結果，這種選擇表現的不是歷史的規律性，而是人的自由，「是他自己本質的一個獨特的和不可還原的表現」[32]。選擇是人類創造歷史活動的重要一環，尤其是當一個民族的歷史處在一個轉折點時，歷史的進一步發展往往顯示出多種可能的途徑；在這多種可能性中，哪一種可能性能夠成為現實，則取決於這個民族的自覺選擇。但是，由此把人的歷史活動的選擇性同歷史的規律性對立起來，以前者的存在否定後者的存在卻是錯誤的。這是因為：

  人的歷史活動的選擇的前提——「可能性空間」的形成具有規律性。選擇的對象只能存在於既定的「可能性空間」中，一定的「可能性空間」的形成是人們選擇的前提；而一定的「可能性空間」的形成卻是由人們不能自由選擇的生產力所決定的，生產力的狀況從根本上決定著「可能性空間」的狀況。人們在原始社會不可能選擇資本主義社會。如果人們能夠自由選擇，那麼，西方為什麼曾經選擇一個「黑暗的中世紀」？西方社會和東方社會都走過專制主義道路這一事實，說明人的歷史活動的選擇性是有既定前提並受歷史規律制約的。

  更重要的是，人的歷史活動的選擇性不能改變人類歷史的總體進程。選擇可以使一個民族超越某種社會形態，以「跳躍」的發展形式進入人類歷史的先進行列，從而使歷史發展呈現出多樣性。但是，這種選擇性、多樣性並不能改變人類歷史的總進程及其一元性——經濟必然性。從人類總體歷史來看，「五種社會形態」的確是依次更替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沒有也不可能早於封建制度，社會主義社會的出現沒有也不可能先於資本主義社會，相反，前者的產生正是後者內在矛盾運動，尤其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運動的結果。

  再次，現代西方歷史哲學以歷史認識的相對性來否定歷史規律。

  按照西方歷史哲學的觀點，只有現實生活的興趣才能促使人們去研究過去，人們又總是根據當代意識去認識、評價歷史的，因此，「當代性」是一切歷史的內在特徵。克羅齊由此認為，這種「當代性」使得人們只能知道與現實生活有關的有限的、特定的歷史，「那種『下余的』歷史是關於『物自體』的永恆幻想，它既不是『物』，也不是『自體』，它只是我們的行動與知識的無限性的想像的具體化而已」[33]。這就是說，在打上了「當代性」烙印的有限的、特定的歷史中去尋找「普遍史」「永遠不會成功」，歷史「無任何規律可循」，必須拋棄歷史規律觀念。

  克羅齊的確提出一個重要問題，這就是人們認識歷史的特殊性問題。「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合理之處就在於，它揭示了歷史認識總是從現在出發，由後向前追溯的逆向過程。如前所述，馬克思也認為，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從事後開始，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但是，克羅齊走得太遠了，他把一切都相對化、主觀化了，以至否定了客觀歷史及其規律性。從認識論的角度看，克羅齊至少犯了兩個錯誤。

  一是割裂了現實與歷史的關係。歷史雖屬過去，但它並沒有消失，而是以濃縮或萎縮的形式存在於現實社會中；現實社會是歷史的延續、縮影，因而提供了認識歷史的鑰匙。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認為，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理解，「同時也能使我們透視一切已經覆滅的社會形式的結構和生產關係。資產階級社會借這些社會形式的殘片和因素建立起來，其中一部分是還未克服的遺物，繼續在這裡存留著，一部分原來只是徵兆的東西，發展到具有充分意義，等等」[34]。當然，現實的社會形式與過去的社會形式又具有歷史差別，不應當把它們等同起來。「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只是發展的一種對立的形式，所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種關係，在它裡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縮的或者完全歪曲的形式出現。」[35]

  二是割裂了有限與無限的關係。只要具備一定的條件，規律就可以在無限的事物中發揮作用，重複出現。在這個意義上說，規律的確是無限的形式，但規律的這種無限性卻不需要它現實地在無限多的事件中得到證明，在一定的有限事件中證明了規律，也就是在無限的同類事件中證明了它的存在及其重複有效性。要求從無限的歷史事件去驗證歷史規律實際上是一種形上學的要求。它表明，克羅齊割裂了有限與無限的內在聯繫，重歸黑格爾早已批判過的「惡無限」觀念，並在這條道路上走到了邏輯終點。

  最後，現代西方歷史哲學以歷史事件的不可預測性來否定歷史規律。

  按照現代西方哲學的觀點，歷史決定論的核心就是根據歷史規律來預測人類歷史的未來進程，但問題在於，歷史並不存在規律性，歷史運動沒有所謂的客觀規律所循。在波普爾看來，人類社會的進化是一個單獨的歷史進程，對這一進程的描述只是一個單稱的歷史命題，而不是普遍的歷史規律；從連續的歷史事件中可以發現社會變遷的趨勢，但趨勢不是規律，人們可以根據規律做科學預測，但不能根據趨勢來做科學預測，換言之，歷史是不可預測的；預測是人的認識活動，而人又是歷史的主體，如果歷史可以預測的話，那麼，這種預測本身就參與並將影響歷史進程。在歷史中，某一個預測甚至可以引起它所預測的歷史事件的產生，如果沒有這個預測，這個歷史事件也許根本不會發生。反過來，對某個行將到來的歷史事件的預測，又可以防止這個事件的發生。因此，歷史規律不存在，歷史決定論不成立。

  波普爾在這裡至少犯了一個認識論的錯誤，即混淆了預報與預見。所謂預報是對某一事物在確定的時空範圍必然或可能出現的判斷，而預見則是以規律為依據的關於發展趨勢的判斷，或者說，是一種只涉及發展趨勢的規律性的判斷。自然科學既能預見又能預報，社會科學只能預見而不能預報。面對客觀事實，波普爾不得不承認，「馬克思的預言可能也能實現」[36]，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證實了馬克思的預言，即貿易循環必然是造成無約束的資本主義制度崩潰的因素之一」，但他又「自我解嘲」，認為導致馬克思歷史預言成功的「並不是他的歷史主義的方法，而一直是制度學分析的方法」。[37]實際上，在馬克思那裡，無論是歷史主義方法，還是制度學分析方法，預見都是以發現和把握歷史規律為前提的。

  波普爾的結論是錯誤的，但他的思考卻是深刻的，留下的問題是有價值的，這就是歷史規律與歷史趨勢的關係。具體地說，趨勢的逐漸強化最終會成為一種必然性，從而轉化為規律，而有的趨勢本身就包含著某種規律性；反過來，隨著條件的變化，規律的作用有可能弱化，最後轉化為趨勢，如此等等。這是其一。其二，歷史預測與歷史進程的關係，即歷史預測能否影響、如何影響歷史事件，從而能否影響、如何影響歷史進程。在現代實踐、科學和哲學的基礎上積極回應現代西方歷史哲學的挑戰，認真研究現代西方哲學留下的問題，深化、重構馬克思的歷史規律觀念，這才是真正的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5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 《傅立葉選集》第1卷，35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3] 《傅立葉選集》第1卷，57、12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736—73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德]黑格爾：《歷史哲學》，62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6。

  [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4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3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7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9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 《列寧選集》第1卷，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列寧選集》第1卷，8頁。

  [1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3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2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1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1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0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2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85頁。

  [1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79頁。

  [1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6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68頁。

  [2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40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2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68頁。

  [2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63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77、17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41—142頁。

  [2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32—3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15—11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9] 洪謙主編：《西方現代資產階級哲學論著選輯》，30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30] 洪謙主編：《西方現代資產階級哲學論著選輯》，59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31] [德]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Ⅸ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32] [美]胡克：《對卡爾·馬克思的理解》，153頁，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

  [33] [意]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38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3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2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23頁。

  [36] [英]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2卷，304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37] [英]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2卷，30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