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歷史規律性觀念的確立：從維科到黑格爾

  在人類思想史上，率先探討歷史規律性的是義大利思想家維科。在歷史哲學的開山作——《關於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學原理》中，維科著重考察了民族的「共同性」，即歷史規律性，並提出了兩個重要觀點，即人類的歷史是由人類自己創造的；歷史發展具有規律性，各民族的歷史都必然經歷神權、英雄和人權三個階段。

  在維科之前，神學歷史觀占據統治地位，人們確信「人的歷史是神定的一種秩序」。維科則把人類歷史的中心從神移向人類本身，並從人本主義的角度肯定了歷史規律的存在，這是維科歷史哲學的獨特之處，也是他對人類思想史的貢獻。然而，當維科宣布「人類創造歷史」時，他又同時提出「上帝創造自然」。這就以一種新的形式製造了自然與歷史對立的神話，並開啟了人本主義與科學主義對立的先河。

  法國啟蒙哲學進一步探討了歷史的規律性。盧梭認為，歷史具有內在聯繫，生產和技術的發展是歷史發展的主要動因；歷史進程不可逆轉，而歷史正是在對抗和矛盾中向著自己的對立面過渡的。盧梭已經用相互作用的觀點來研究歷史及其規律性了，由此而顯示了出乎他的時代意料之外的歷史主義敏感，「幾乎是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辯證起源的印記展示出來」[1]。

  盧梭的辯證方法為法國「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所接受，聖西門、傅立葉把歷史規律觀念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

  首先，歷史發展具有內在的規律性。傅立葉明確提出「社會運動規律」這一概念，並斷言：「社會運動……有規則地進行著。」[2]傅立葉把人類歷史劃分為五個時代，即蒙昧時代、宗法時代、野蠻時代、文明時代和未來的「謝利葉」時代，並認為這五種社會的產生都具有必然性，是「經濟上命定」的。聖西門則把人類歷史劃分為五個時期，即開化期、奴隸制度、神學—封建制度、「新封建制度」（資本主義制度）和未來「實業制度」，並認為這五種制度的產生都是必然的。

  其次，社會的內在矛盾運動構成了歷史的規律性。按照傅立葉的觀點，人的內在情慾和外在物質財富之間的矛盾運動構成了歷史的規律性，「社會的變革依生活和經濟的行為而轉移」。聖西門則把歷史分為現象和本質兩個形態，認為前者受制於後者，政權的更迭只是歷史的現象，財產的分配和經濟的安排才是歷史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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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法國「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已經向著唯物主義地理解歷史規律的方向邁出了重要一步，而且它還包含了豐富的辯證法思想，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歷史的進步。但是，從總體上看，法國「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是按照自然規律的特點去理解歷史規律，並沒有真正理解歷史規律。聖西門把自己的歷史觀稱為「社會物理學」。傅立葉斷言：歷史規律「在各個方面都符合由牛頓和萊布尼茨所闡明的物質引力規律。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在運動體系上具有統一性」[3]。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牛頓經典力學的成功，構成了18世紀至19世紀初歷史理論變革的一般理論背景，並為眾多的法國思想家所接受。它造成了一種強烈的科學主義情緒，刺激著聖西門和傅立葉企圖把歷史理論變為像自然科學一樣精確的科學，並按照自然規律的特徵去理解歷史規律。如果說維科是人本主義歷史哲學的奠基者，那麼，聖西門、傅立葉則是科學主義歷史哲學的開拓者。孔德的實證主義歷史哲學正是從法國「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的解體中產生的。

  「黑格爾第一次——這是他的偉大功績——把整個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寫為一個過程，即把它描寫為處在不斷的運動、變化、轉變和發展中，並企圖揭示這種運動和發展的內在聯繫。」[4]同時，由於意識到自然與歷史存在著某種形式的區別，黑格爾提出了一種解釋歷史規律的獨特方式。

  首先，歷史規律是「絕對理性」在時間中的展開，體現為「自由意識的進展」。在黑格爾看來，這是一個從東方到西方，從希臘到日耳曼的不可逆的過程。世界歷史的四個時期，即東方國家、希臘國家、羅馬國家和日耳曼國家分別在自己的歷史中體現著歷史規律的特殊原則。

  其次，歷史規律只有通過人的活動才能實現，絕對理性和人的活動「交織成為世界歷史的經緯線」[5]。在黑格爾看來，沒有人的活動，世界上任何偉大的事業都不可能成功。但他同時又認為，歷史規律又是先於歷史而預成的「絕對計劃」，人只是實現這種超歷史「計劃」的「活的工具」。

  再次，歷史必然性有「自己的絕對的最後目的」，而達到這個目的的堅定不移的意向就構成了歷史規律。因此，歷史規律是在歷時性的單線過程中表現起決定作用的。它君臨一個民族的機會只有一次，在它的軌跡之外或在已經經歷過它的一定原則的民族那裡，就沒有歷史了。這就是說，歷史規律只有合目的性、歷時性或單線性的特徵，而不具備重複性和常規性。由於歷史規律不具備重複性、常規性，而且它是在無數個人追求自己特殊目的非精確限定的條件下顯示其存在的，因而無法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來把握歷史規律。在黑格爾看來，只有哲學的思辨才能透過歷史表面的喧囂去領悟歷史的本質，把握歷史的規律性。

  黑格爾把維科以後的歷史規律觀念系統化了，但也神秘化了。可以說，在黑格爾的歷史規律觀念中，卓越與貽害是雙生子。

  一方面，黑格爾敢於對歷史做總的思考，全面而深刻地探討了歷史的規律性，「形式儘管是那麼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發展卻總是與世界歷史的發展平行著」[6]。作為一種「宏偉的歷史觀」、「劃時代的歷史觀」，黑格爾的歷史規律觀念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獨占統治地位。黑格爾開創了歷史哲學史上的「絕對理性」時代，從而在客觀唯心主義的基礎上確立了規律的權威。

  另一方面，黑格爾又把歷史規律歸結於超歷史的「絕對計劃」，犯了一種從歷史的外面把規律輸入歷史的錯誤。黑格爾歷史規律觀念的起點和終點都是歷史與人的分離，他只是在形式上肯定了人的能動性，實際上徹底剝奪了歷史的屬人性質。剝去黑格爾歷史規律觀念的神秘外衣，從歷史的真正主體——現實的人的活動中去揭示歷史的規律性，這是歷史哲學進一步發展的「絕對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