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在何種意義上與自然歷史過程「相似」

  如同物質變換是社會經濟規律與自然規律一致的中介一樣，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與自然歷史過程的相似，則是以社會經濟工藝學為中介關係的。換言之，這裡是這樣一種關係：社會經濟規律——物質轉換——自然規律；社會經濟形態——社會經濟工藝學——自然歷史過程。在這裡，社會經濟工藝學與物質轉換之間又有著直接的關係。然而，現行的歷史唯物主義體系是不講物質轉換、社會經濟工藝學等概念的；傳統的見解又把社會經濟形態直接等同於生產關係，等同於經濟基礎，以至等同於社會形態。這是把社會經濟形態與自然歷史過程「相似」上升到「社會形態是自然歷史過程」的認識根源。

  應當指出，把社會經濟形態、社會工藝學從社會發展中抽象出來，這是馬克思對社會認識的深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已經把分工看作生產力與所有制之間的中介關係，「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達方式，對同一件事情，一個是就活動而言，另一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22]。但是，社會經濟形態概念當時還沒有從「活動」中剝離出來，馬克思當時對所有制的關係更感興趣。因此，他以所有製作為劃分歷史階段的標準，即「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或國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資本主義所有制」。

  直到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才第一次提出「社會經濟形態」的概念。從此以後，他始終以經濟形態的觀念來考察社會。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做出兩項推進：

  其一，用社會經濟形態劃分歷史來取代以所有制劃分歷史。馬克思指出：「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這裡，考察歷史的坐標轉換了。

  其二，給社會經濟形態下了一個定義，即「社會的經濟結構」。《資本論》對社會經濟形態概念的內容更深化了。馬克思分析了社會經濟運動中的工具發展史，並把人的生產工具同動植物的器官進行了比較，認為達爾文的進化論揭示了「自然工藝學」——動植物的器官作為動植物生活的生產工具怎樣形成的歷史，而社會工藝學——「社會人的生產器官」怎樣形成的歷史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工藝學揭示出人對自然的活動方式，人的物質生活的生產過程，從而揭示出社會關係以及由此產生的精神觀念的起源。」[23]由此看來，社會經濟形態概念應該是以社會工藝為基礎的社會經濟結構。

  因此，馬克思所說的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與自然歷史過程「相似」是指，如同自然界動植物的發展是立足於自身器官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一樣，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也是立足於「社會人的生產器官」的形成和發展過程的。任何誇大這方面意思，把「自然歷史過程」上升為社會發展的預成性、單線性，認為一切民族的發展都必須經過一條唯一的道路，都將會對社會和人類發展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社會工藝發展表現為一個有序的經濟結構的演化過程，這條演化道路可以通過各種不同的途徑來達到。其中有「自然發生的」、「派生的」、「中間的」、「典型的」等各種形態。這裡，我們必須把如下幾個方面區分開來：

  第一，馬克思所說的社會經濟形態的幾個時代，即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是有特定坐標系統、特定條件的。

  馬克思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是以歐洲為坐標系來考察社會發展道路，分析資本主義產生的典型道路的。正如馬克思所說，他研究的對象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他研究的典型是英國。馬克思絕沒有要求所有民族都走同樣的道路，恰恰相反，他堅決反對這一點。在給俄國《祖國紀事》編輯部的信中，馬克思指出：「一定要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註定要走這條道路……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24]在分析社會發展時，馬克思常常指出，「這不適用於例如東方」、「這僅僅是從歐洲的觀點來看的」等。

  這表明，馬克思並沒有把「自然歷史過程」理解為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這樣一條發展道路，並沒有把這樣一條發展道路看成是預成的、所有民族的一般發展道路。把「自然歷史過程」理解為一種超歷史的「必然性」，理解為所有民族的發展都必須經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這樣一條唯一的道路，不過是把歐洲的發展道路強加給所有民族罷了，不過是把歷史必然性抽象化、預成化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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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馬克思認為，社會發展的具體道路是多樣化的。

  馬克思從來不以單線的方式考察歷史，除了關心「典型的」、「原生的」生產關係外，馬克思還經常向自己提問：「第二級的和第三級的東西，總之，派生的、轉移來的、非原生的生產關係。國際關係在這裡的影響。」[25]顯然，這裡有一個更宏大的社會發展道路問題。按照馬克思的觀點，資本主義形成的途徑和道路就是多樣的，如美國的「資產階級社會不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是從自身開始的」[26]。「在現實的歷史上，僱傭勞動是從奴隸制和農奴制的解體中產生的，或者象在東方和斯拉夫各民族中那樣是從公有制的崩潰中產生的，而在其最恰當的、劃時代的、囊括了勞動的全部社會存在的形式中，僱傭勞動是從行會制度、等級制度、勞役和實物收入、作為農村副業的工業、仍為封建的小農業等等的衰亡中產生的。」[27]這裡，不存在固定的模式和一種超歷史的必然性，也沒有一條所謂的「自然歷史過程」。

  第三，如果我們把眼光專注於社會工藝過程，即社會生產的具體構成模式，那麼，在它們之中確實存在著一條由低級到高級的有序的歷史過程。

  社會工藝標誌著人與自然界之間以何種具體方式進行物質變換與定型的過程，它確實不以人的意志、情感、需要、選擇為轉移。社會工藝發展的這種不可逆性表現為不再重複歷史上曾經走過的路，它是在人類的自主活動中進行的，是不斷以時代發展的最高水平為「普照光」的「變形」過程。例如，我們今天來設計中國社會的發展，當然不必再經過一個自然形成的資本主義階段。但是，要從落後的自然經濟的社會工藝水平跳躍到現代社會工藝水平，也是不可能的。為此，必須從工藝學過程來確認商品經濟階段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這是一個無法逾越的「自然歷史過程」。當然，我們可以立足現代世界格局，使這一進程縮短，走得更快一些。這裡，顯然存在著工藝學發展中的「派生的」、「轉移來的」、「非原生的」過程，存在著世界交往和國際關係的影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