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後馬克思主義產生的歷史語境

  哲學是思想所集中表現的時代。任何一種哲學理論或社會思潮的產生都不可能脫離它的時代，都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哲學不像文學，不是以人物、情節、故事，而是以概念、命題、規律來反映對象的，故似乎與時代無關。實際上，任何哲學都是對時代課題一種或直接或間接、或多或少的理論解答。無論是法國啟蒙哲學明快潑辣的「個性」，還是德國古典哲學艱澀隱晦的特徵；無論是存在主義消極低沉的情緒，還是解構主義高深莫測的「個性」……離開了它們各自的時代，都是無法理解的。

  對後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把握也只能如此。在我看來，後馬克思主義是一種與後現代思潮相重疊，並對傳統馬克思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進行解構或重構的政治理論、哲學思潮。20世紀60—70年代西方社會的轉型，即從現代工業社會轉向「後工業社會」、從現代資本主義轉向「後資本主義」，構成了後馬克思主義得以產生的歷史背景。

  從根本上說，20世紀60—70年代西方社會的轉型是生產方式的轉變，這一轉變體現為從組織化生產轉向彈性生產。

  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以福特主義為基礎的組織化生產是西方社會的主體結構，它一方面解決了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生產無計劃性的問題；另一方面通過刺激消費實現對生產的引導，並把個人的消費活動納入規劃之中，個人成為消費規劃的執行者。這種福特主義體制在20世紀70年代發展到了自身的極限。普遍存在的通貨膨脹暴露出西方社會過量的生產力與資本市場的不匹配，引發了世界範圍的資產市場的崩潰；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大規模投資，使得西方國家生產形式和管理方式發生了變化；石油輸出國組織提高油價，以及阿拉伯國家一度禁止向西方出口石油，使得西方國家必須通過技術和體制變革來尋找節約能源的出路，這就導致了資本空間布局的改變，形成了一種與福特主義完全不同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調節系統。這種調節系統依靠的就是「同勞動過程、勞動力市場、產品和消費模式有關的靈活性」，即所謂的「彈性生產」，並使「靈活積累」成為跨國資本主義時代的資本積累機制。

  同時，隨著電子計算機及其應用的普及化，科學成為生產過程中越來越重要的因素，電子網絡成為資本世界市場構成的主要技術構架，先進的電腦系統能夠容納全新而強大的數學模型，能夠高速執行交易；隨著資本的金融化、虛擬化，資本完全擺脫了物質形態的束縛，獲得了最大限度的自主權和靈活性，而複雜的電信系統即時連接全球的金融系統，線上管理讓資本得以跨越國界，橫跨全世界而運作：以微電子技術為基礎的生產活動促成零件的標準化，使最終產品能夠以彈性生產的方式定製，並以國際組裝組織起來。「當前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社會秩序可以被看成是新技術與資本主義的一種綜合，其特點是新的技術、社會及文化形式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相結合，構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社會母體」[1]。

  

  生產方式的這一重大變化導致西方學者對馬克思主義的生產理論進行反省。

  生產結構的變化必然導致階級構成的變化。隨著知識與技術成為西方社會的主體結構，以及所有權與管理權的分離，「生產力（技術）取代了社會關係（財產）而成為社會的主要軸心」[2]，這就對傳統馬克思主義提出了挑戰。這種挑戰可以概括為：「社會生產力已成為工業的，但這是各種政治制度的共同情況；社會生產關係已成為官僚主義的，所有權在其中的地位縮小了。」[3]這一方面使企業以至整個社會的官僚科層化了，另一方面又使新的階層（特別是技術和白領行業）上升到社會的主導地位，從而改變了階級的構成和性質。這是其一。

  其二，全球資本的形成使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勞動力進入資本市場，形成了多重剝削關係；社會物質基礎的差異，使發展中國家的「工人」與發達國家的「工人」並不是處於同一社會層面上的，什麼是工人階級因此成為一個令人難以回答的問題。

  其三，消費社會的興起使社會主體不再鎖定在階級這個「普遍主體」上，而是彌散在學生、少數族群、環境保護主義者、反戰分子以至同性戀者、失業者等邊緣人群上，這些人反對組織化生產的壓抑，甚至通過吸毒來對抗現實。從表面上看，消費社會是一個充分體現個性的社會，實際上是一種以通過被編碼的意象所實現的對大眾全面控制的社會。正是這一原因，產生了許多反抗消費社會的邊緣人群。階級構成和性質的變化、多重剝削關係的形成以及邊緣人群的產生，加上種族問題和女性主義的興起，使得傳統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受到了質疑。

  階級構成的變化又必然導致社會鬥爭的內容和形式發生變化。隨著戰後西方經濟的發展和社會控制的全面化，社會鬥爭也分散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中進行了。「在現代宏觀政治概念中，衝突力量之間爭奪的是對紮根於經濟和國家中的中心化權力之源的控制權，而在後現代微觀政治概念中，無數的局部群體爭奪的是散布於整個社會中的分散的、非中心化的權力形式」[4]。例如，隨著環境的惡化而產生的生態主義運動，其鬥爭對象是生產方式與整個社會發展的規劃問題；學生運動反對的是消費社會所帶來的對個性的壓抑和科層制所導致的學生地位的邊緣化，追求的是「總體的人」；對於黑人來說，首要的問題是種族隔離；對於婦女來說，資本統治是一種男性統治，反對資本的鬥爭實際上就是反對男性統治的鬥爭，如此等等。

  過去以階級鬥爭為目標的鬥爭策略被分散了，階級主體也被分散了，即分散為不同領域中的鬥爭群體，如何將這些鬥爭聯合起來，這一問題已經超出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域。拉克勞和墨菲指出：「新女性主義的興起，少數族群的、民族以及性徵上的少數人的抗議運動，邊緣人群發動的反制度的生態保護運動，反核運動，處於資本主義邊緣地帶的國家中所發生的種種不定型的社會鬥爭，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社會的衝突性質擴展到更加寬廣的範圍」。「當代社會鬥爭的複雜性和多樣性不可改變地消解了那種宏大政治想像的最後基礎」[5]。

  歷史情境的變化必然導致思想語境的變遷。從總體上看，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邏輯終結和後現代主義的產生，構成了後馬克思主義得以產生的思想語境。

  資本主義進入組織化生產體系之後，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此進行了較為深刻的批判。按照盧卡奇的觀點，隨著泰勒制的普及化，資本主義的「物化」從社會結構滲透到心理結構，使人從身體到心靈發生了全面「物化」；與這種物化同時發生並以此為基礎的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物化，這種物化體現為思想領域的「二律背反」，即主體與客體的對立；資產階級思想家不可能解決這一「二律背反」，只有無產階級在歷史實踐中形成的階級意識，才能真正地解決主體與客體的「二律背反」。盧卡奇把馬克思主義社會關係批判理論發展為生產結構批判理論，並把它與主體性、同一性和總體性理論結合起來，甚至融為一體了。

  法蘭克福學派把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延伸到文化領域，揭示出資本主義社會的工具理性特徵。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又譯阿多爾諾）既揭示了工具理性的深層文化根源，又結合大眾文化的興起揭示出工具理性已經滲透到人的存在的所有領域，並通過大眾文化使人們自覺地服從於工具理性的統治。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看來，這是主體自覺走向理性操控與支配，以主動的態度完成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操控的「總體性」。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中，盧卡奇的總體性理論成為阿多諾《否定辯證法》批判的對象。

  在阿多諾看來，「矛盾是同一性掩蓋下的非同一性」，因此，「辯證法是始終如一的對非同一性的意識」，否定的辯證法就是通過解釋、批判現實來否定、廢除現實。阿多諾對同一性的批判不僅是哲學批判，而且是政治批判、社會批判，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這種批判極為強調「異質性和獨特性」，反對「屈從於世界的抽象同一性」，自覺意識到資本主義這一「物化世界」是被資本同一性邏輯整合起來的「被管理的世界」，意識到在這個「奴役一切的同一性原則之下，任何不進入同一性的東西、任何在手段領域逃避計劃的合理性的東西都成為同一性帶給非同一性的災難而進行的可怕的報復」，意識到「同一性，作為總體性，具有本體論的優先性，這是通過將非同一的間接性提升為絕對的存在概念的等級而實現的」。[6]

  因此，當阿多諾強調否定的辯證法，強調「鬆散星叢」的連接作用時，實際上已經打破了以主體—客體辯證法為中心的總體性理論，「碎片」的意義被展示出來了。阿多諾從根本上否定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體性、同一性和總體性的理論模式和思維方法，向我們展示了不同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另一種思維方式，並具有後現代主義的意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阿多諾否定的辯證法的形成，標誌著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邏輯終結。

  與西方馬克思主義邏輯終結同時發生的是後現代主義的興起。後現代主義反對啟蒙理性所建構的主體性、同一性、總體性，代之以非主體、非中心、碎片，並力圖通過對現代性的重新審視來實現對西方文化的重新編碼。從總體上看，後現代主義是對後工業社會，即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種文化反映，或者說是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

  按照後現代主義的觀點，在現代化過程中，資本主義不僅「合法化」了，而且被定於一尊，成為一種專制性的權威，「忘記如何進行歷史性思考」，即忘記了資本主義自身的歷史性。所以，「最穩妥地把握後現代主義這一概念的辦法，就是把它看作一個已經在忘記如何進行歷史性思考的時代里去歷史性思考現實的一種努力。」[7]正是在這種「歷史性思考」過程中，後現代主義為日漸病重的資本主義社會開出一劑藥方——「向同一性開戰」。

  後現代主義重在「向同一性開戰」、「對總體性發動戰爭」，它推崇異質成分，拒斥中心主義、本質主義和基礎主義；同時，後現代主義又是一種「針對元敘事的懷疑態度」，而所謂的元敘事，就是指黑格爾式的思想傳統——「純思辨理論敘事」和法國大革命式的思想傳統——「自由解放敘事」，前者注重同一性總體性的思維模式；後者注重人文獨立解放的思維模式。在利奧塔看來，後現代主義就是致力於對「元敘事」或「宏大敘事」的批判，致力於對同一性的消解，以增強對差異性的敏感，促成對不可通約事物的寬容能力。

  後現代主義提供了一種「另類」思維方式，並一度成為西方思想界的主導思潮，幾乎成為一種「流行病」。以後現代主義的思維方式來反思傳統馬克思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那麼，主體性、實踐活動、階級鬥爭、革命策略、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二分法、人的自由解放等重大理論都具有同一性或總體性，都屬於「元敘事」或「宏大敘事」，都是現代性的、形上學式的概念，體現了一種理性的控制與支配，體現了本質主義、基礎主義和中心主義。一句話，在後現代，需要對馬克思主義進行解構或全面修正。

  由此可見，20世紀70年代西方社會的歷史情境和思想語境的變化，向馬克思主義提出一系列具有根本性質的問題，正是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促使後馬克思主義產生。拉克勞和墨菲指出：「我們相信，通過把我們定位在後馬克思主義領域，我們不僅澄清了當代社會鬥爭的意義，而且也賦予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尊嚴，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尊嚴只能來自對它的局限性和歷史性的認識。只有承認它的局限性和歷史性，馬克思主義才能在我們的思想傳統和政治文化中常在常新。」[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