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馬克思哲學與後現代主義在當代的「相遇」

  如前所述，馬克思哲學和後現代主義在當代的相遇是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在探討了後現代語境中的馬克思哲學和馬克思哲學視野中的「後現代」之後，充分體認和集中探討這種相遇，考察其現實背景，把握其理論淵源，從而深化對馬克思哲學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馬克思哲學和後現代主義在當代的相遇，從現實生活背景來看，是源於這樣一個事實，即二者都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

  批判性是馬克思哲學的基本精神。馬克思哲學在其創立之初就宣布：要對現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而這種批判的鋒芒所向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無論是「對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整個哲學的批判」、「對黑格爾以後的哲學形式的批判」；還是「對法國唯物主義的批判」以及「政治經濟學批判」，歸根結底都是對資本主義社會及其異化狀況的揭露、分析和批判。用後現代主義話語來說，就是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解構」。馬克思以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也始終堅持、貫徹這一批判，即致力於對資本主義社會在其發展過程中所造成的不斷擴張、深化的異化狀況進行批判。即使是頗有爭議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就其理論脈絡而言，它的全部理論工作都是對馬克思的異化學說的應用、發揮和某種程度上的深化。從早期的盧卡奇對資本主義「物化」的批判，到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再到晚近的法國「新馬克思主義」，可以說，是在不同時期，從不同側面對資本主義社會及其異化狀況進行了相當尖銳、相當深刻的清算和批判。從總體上看，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宗旨不是維護資本主義，而是批判資本主義。

  後現代主義對現代性負面效應的批判，也是立足於對資本主義社會異化狀態進行批判的基礎上的。從總體上看，後現代主義就是對現代性進行「解構」，而在後現代主義思想家看來，資本主義與現代性具有重合性，所以，後現代主義對現代性的「解構」是同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聯繫在一起的。德希達指出：「解構不是，也不應該僅僅是對話語、哲學陳述或概念以及語義學的分析；它必須向制度、向社會的和政治的結構、向最頑固的傳統挑戰。」[26]福柯坦言：「我關注的是知識、學術、理論同真實歷史的奇特的關係。」[27]他對知識與權力、監獄與權力等關係的探討，都旨在揭示資本主義的壓迫機制。鮑德里亞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19世紀發展到20世紀，是一個實現對「社會表徵的完全操作」的過程，因此他從馬克思的商品轉換理論過渡到「符號轉換」問題，並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進行「符號經濟學」的批判。傑姆遜明確地把後現代主義定義為「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並認為「真正的『歷史惡夢』是勞動這個事實本身，異化勞動這個不可彌補的損失和創造精力的浪費，這個恥辱的事實無法從任何形上學範疇獲得意義」[28]，因此，應「引開」異化勞動這個令人不堪的事實。

  這表明，後現代主義並非是無根的浮萍，並非是某些思想家的「喃喃自語」，它有其特定的現實背景和實踐根源，是批判地指向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尤其是文化狀況和知識狀況的。「後現代批判是徹底的反原旨性——避開一切本體的、認識的或倫理的絕對主義。同時，它也堅定地表明改革西方現存社會秩序的激進態度。」[29]

  正是由於馬克思哲學和後現代主義都是對資本主義，尤其是異化狀態的批判，所以，馬克思哲學準確地預見到了「後現代」的某些特徵，而後現代主義思想家在從事批判時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馬克思哲學，二者在當代「相遇」了。這不是神話，而是客觀存在的事實。

  我們應當注意對後現代主義在總體上與現代資本主義相「敵對」的態度做出科學的分析與評價。馬克思在論及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關係時曾指出，二者的關係並不是直接對應的，不像人們「原先設想的那樣簡單。例如資本主義生產就同某些精神生產部門如藝術和詩歌相敵對」[30]。馬克思的這一見解極為深刻，它揭示了文學藝術乃至整個精神生產與資本主義的物質生產方式「相敵對」的一面。同19世紀相比，20世紀資本主義制度產生的技術異化、社會異化同整個精神生產的發展更為「敵對」。正因為如此，揭露、批判資本主義的現代異化成為當代西方思想文化重大的主題之一。從艾略特的《荒原》、薩特的《嘔吐》以及哲學的「非理性轉向」，一直到後現代主義的「解構」，都貫穿著一條反異化的主題，都是以一種極端的形式對資本主義現代異化的抗爭。自尼采之後，資本主義的現代異化及其「整個生活的現代條件」成為包括後現代主義在內的當代西方哲學「批判的靶子」。由於這種批判來自資本主義內部，所以這種批判比來自外部的批判更為有力，更能擊中要害。

  

  當然，馬克思哲學和後現代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在著眼點和策略上都有明顯不同。馬克思哲學著眼於對資本主義宏觀狀況的批判，因此往往表現為一種「宏偉敘事」，而後現代主義著眼於對資本主義微觀領域的剖析，因此熱衷於「小型敘事」；馬克思著眼於對資本主義經濟基礎和社會制度的批判，其目的在於從根本上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而後現代主義主要是展開對資本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批判，而較少涉及這種主流意識形態賴以滋生的經濟基礎，尤其是所有制關係，這是一種在不觸動資本主義根本制度前提下的批判。這種不同導致馬克思主義者指責後現代主義對資本主義所做的「小型敘事」式的批判實質上無所作為，無傷資本主義制度的宏旨，而後現代主義思想家則指責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所做的「宏偉敘事」式的批判，歸根到底仍服膺於資本主義的總體邏輯。我們不能無視馬克思哲學和後現代主義的明顯不同，但也不能不承認這樣的事實，即二者都是對現實資本主義的批判，所以二者在當代能夠不期而遇。

  把握馬克思哲學和後現代主義的相遇，從理論上來說，應注意二者關於人與自然關係的理論和東方與西方關係的理論。

  在當代，「全球問題」的出現使人們逐漸認識到，社會的異化不僅表現在人與人、人與社會關係的異化上，還表現在人與自然關係的異化上，而所有這些異化與西方近代以來的「理性的人」的觀念有著根本性關聯。馬克思哲學和後現代主義在對待「理性的人」以及人與自然關係的問題上有著諸多的共同點。

  西方哲學自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開始，確立了理性的優先權。馬克思哲學則不再承認人先天具有一種普遍的理性本質，並認為所謂「內在的、無聲的、把許多個人自然地聯繫起來的普遍性」是不存在的。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實踐是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命活動的本質特徵，人的特性是在社會實踐中逐步生成的，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活，他們自己就是怎樣的。因此，人與世界的關係首先是實踐的關係，而非認識的關係。馬克思早於海德格爾就表述了這樣的思想：人的本質特徵就在於，他是「在世界中的存在」，人並非是透過他的孤獨自我的窗戶去看外部世界的，在他認識世界之前，他已處於世界之中。

  與此相應，馬克思哲學極為關注人與自然的關係，認為人通過實踐使自在自然轉化為人化自然，使「自在之物」轉化為「為我之物」；在這個過程中，又出現了自然界對人的「報復」問題，「如果說人靠科學和創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麼自然力也對人進行報復，按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人服從一種真正的專制，而不管社會組織怎樣」[31]。在西方思想史上，馬克思哲學最早提出「人類同自然界的和解」，以及「合理地調節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問題，強調「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於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32]，並認為應從人的內在尺度和外在尺度的雙重關聯中去改造自然界，使自然界真正成為「人類學的自然界」。應該說，這一任務的提出本身就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超前性，更何況馬克思哲學為完成這一任務指出了必由之路。這無疑顯示了馬克思哲學的當代意義。

  後現代主義所謂「人的終結」的論斷，也是要求重新思考主體性問題，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其鋒芒所指就是笛卡爾以來的「理性的人」的觀念。按照後現代主義的觀點，啟蒙活動以來，「我思」主體的心靈或精神分離並對立於外在的物質世界，從而導致「人類中心主義」，這不僅造成了當代西方的文化危機，而且也造成了當代全球性的生態問題。因此，後現代主義試圖給人一個新的定位。用福柯的話來說，就是後現代主義思想家「承擔了在人和他的科學，他的發現和他的世界——一個具體的世界——之間建立一種關係的任務」[33]。後現代主義解構了人的先在性、中心性和超驗性，並明確宣告：人是「創造性的存在物」，人的自我形象「是創造而不是去發現的形象」。在格里芬看來，「個體並非生來就是一種具有各種屬性的自足的實體，他只是藉助這些屬性同其他的事物發生表面上的相互作用，而這些事物並不影響他的本質。相反，個體與自我的關係，他與廣闊的自然環境的關係、與家庭的關係、與文化的關係等等，都是個人身份的構成性的東西」[34]。這就是說，人本質上是通過自己的活動自我創造、自我塑造的產物，對人來說，個人與他人、他物的關係不是外在的，而是內在的、本質的、構成性的關係。

  與此相應，後現代主義也極為關注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在後現代主義視野中的「後工業社會」或「後現代」，「『自然』已一去不復返地消失。整個世界已不同以往，成為一個完全人化了的世界，『文化』變成了實實在在的『第二自然』」。[35]因此，後現代主義也並不是只講「否定」、「摧毀」，實際上，它非常關注人與自然關係的重建，力主消除「現代性」所設置的人與自然之間的對立。由此出發，後現代主義十分推崇「生態主義」和「綠色運動」，並力圖「為生態運動所提倡的持久的見解提供哲學和意識形態方面的根據」。因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格里芬的「後現代思想是徹底的生態學」這一名言了。

  後現代主義所謂「人的終結」，實際上是對資本主義制度所造成的異化的人的批判，它要求重新審視人的自我，重建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正是基於這一點，後現代主義認同海德格爾關於「人是自然的守護者」的論斷。在我看來，這一論斷同馬克思關於人與自然和諧的思想是一致的。

  縱觀整個20世紀，不發達國家和地區面臨的核心問題就是：現代化是不可避免的歷史取向，然而，現代化是否等同於西化？換言之，以「西方中心主義」為基點的普適性歷史話語是否合理？在對這個問題，即關於東方與西方關係問題的思考上，馬克思哲學和後現代主義存有一些不謀而合的見解。

  馬克思哲學的故鄉是歐洲，但馬克思絕不是一個「歐洲中心主義」者；馬克思在創立唯物史觀之初，其立足點無疑是西方社會。但隨著研究的深化和時間的推移，馬克思又把視線轉向東方社會，並建構了自己獨特的東方社會理論。正是在剖析西方社會，研究「世界歷史」以及探討東方社會的社會結構和歷史命運的過程中，馬克思解構了「西方中心主義」。具體地說，馬克思在研究東方社會的過程中，反對把西方社會的演化模式套在東方社會，認為西方意義上的封建制度在東方社會並非普遍存在。例如，「柯瓦列夫斯基忘記了農奴制，這種制度並不存在於印度，而且它是一個基本因素」[36]。這實際上解構了西歐封建制度的普適性。這是其一。

  其二，馬克思明確地把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歷史必然性限於西歐各國，並反對把他「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37]，從而解構了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普適性。

  其三，在探討俄國社會發展道路時，馬克思提出了跨越資本主義制度「卡夫丁峽谷」的設想，這一設想實際上是解構了西歐資本主義制度的普適性，充分體現出馬克思哲學對「西方中心主義」的解構。由於哥白尼，我們知道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由於馬克思，我們知道了西方不是世界的中心。

  正是在批判資產階級「東方學」，解構「西方中心主義」的過程中，馬克思又揭示了西方經濟與政治霸權，認為西方社會掌握著經濟、政治輸出的主導權，並通過戰爭以及經濟、政治交往「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38]。在馬克思看來，殖民地以及整個東方社會要得到真正的發展，只能是既「吸取資本主義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同時又超越資本主義。

  馬克思對「西方中心主義」的解構及其東方社會理論在當代產生了經久不衰的影響。在後現代主義背景中產生的後殖民主義同樣關注東方和西方的關係。薩義德的《東方主義》開卷便引用馬克思的名言：「他們不能再現自己，一定要別人來再現他們。」以此來形容歷史上的東方和西方的關係。按照後殖民主義的觀點，伴隨西方資本主義對東方社會的經濟侵略和政治擴張，在文化層面上也有一個同步進行的、將整個世界的方方面面文字化、符號化的過程，這也是形成西方「文化霸權」或「文化帝國主義」的過程，而後殖民主義就是要對此進行「揭秘」、「解碼」。薩義德從對西方的「東方主義」的批判出發，致力於顛覆西方「文化霸權」的合法性，重新界定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關係。傑姆遜認為，第一世界掌握著文化輸出的主導權，並通過文化傳媒把自己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編碼在整個文化機器中，強行灌輸給第三世界，這實際上是一種文化侵略。由此，傑姆遜極為關注第三世界文化的命運，並力圖在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二元對立關係中，尋覓後現代氛圍中人類文化發展的新契機。

  可見，在東方與西方的關係問題上，馬克思哲學與後現代主義「不期而遇」，並的確具有共識。當然，二者關注的重心又不相同：馬克思哲學關注的是西方經濟與政治霸權的消除，後現代主義關注的是西方文化霸權的「解碼」；馬克思哲學關注的是殖民地如何通過實際行動走向非殖民化，後現代主義關注的是語言對於「思想非殖民化」的重要性，並「沉溺在話語之中，對那些起作用的社會經濟政治體制以及其他社會實踐形式漠不關心」[39]。

  馬克思哲學與後現代主義在當代的「相遇」，凸顯了馬克思哲學的後現代意蘊，同時也促使我進一步思考如何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問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後現代主義思想家們對馬克思哲學的闡釋使我發現，馬克思哲學中有許多長期以來被擱置、被抑制乃至被遺忘的成分，這些成分長期以來游離於「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譜系之外。正如福柯所說：「對剩餘價值理論的浩如煙海的評論，使得馬克思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材料幾乎被人們完全忽視了。」[40]

  更重要的是，這些被抑制乃至被完全忽視的思想或「異質成分」往往又契合當代社會問題，展示出馬克思哲學的超前性和「令人震驚的空間感」。因此，我們要在當代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必須「從空間的角度重讀馬克思」，關注馬克思哲學中的「異質成分」，捕捉馬克思哲學在當代的理論生長點，並使那些被擱置、被抑制乃至被遺忘的思想凸顯出來，予以深入而系統的研究，使其獲得充分的意義。德希達在解構了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之後強調：要理解目前世界上的種種衝突，「必須要長期依賴於馬克思主義傳統的一種提問方式」，即源於馬克思的「一個開放的不斷轉型的提問方式」。這充分顯示出馬克思哲學的後現代意蘊和當代意義。

  [1] [英]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14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 [美]貝爾：《後工業社會的來臨》，66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3] F.Jameson，Marxism and Historicism，New Literary History，Vol.XI，No.1，Autumn，1979，p.42.

  [4] Ihab Hassan，The Postmodern Turn，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39.

  [5] [法]利奧塔：《後現代性與公正遊戲》，147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6] [德]海德格爾：《面向思的事情》，70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7] 《未來不能沒有馬克思》，載《東方》，1996（6）。

  [8] M.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Pantheon Books，1970，p.21.

  [9] [法]利奧塔：《後現代性與公正遊戲》，148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0] Jean-Francois Lyotard，Peregrinations，Columbia Press，1988，p.50.

  [11] F.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1，p.10.

  [12] [德]海德格爾：《面向思的事情》，70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1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6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61—16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59—16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7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 [美]伊哈布·哈桑：《後現代主義轉折》，見王岳川、尚水編：《後現代主義文化與美學》，113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19] [法]利奧塔：《後現代性與公正遊戲》，138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719—72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7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28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1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4] [法]利奧塔：《後現代性與公正遊戲》，148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926—92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6] [法]德希達：《一種瘋狂守護著思想——德希達訪談錄》，21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7] [法]福柯：《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12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8] F.Jameson，Marxism and Historicism，New Literary History，Vol.XI，No.1，Autumn，1979，p.42.

  [29] John McGowan，Postmodernism and Its Critic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p.Ⅸ.

  [3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29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22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6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3] 《論後現代主義的三種形態》，載《國外社會科學》，1995（1）。

  [34] David Griffin，Spirituality and Society，Postmodern Visions，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8，p.14.

  [35] F.Jameson，Postmodernism，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2，p.9.

  [3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28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13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3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7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9] Benita Parry，Problems in Current Theories of Colonial Discourse，The Oxford Literary Review，No.9，1997，p.43.

  [40] [法]福柯：《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212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