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與我相依為命一生[1]

  一

  今年，我虛度七十五歲，與詩結交近六十個年頭了。回憶起來，有兩段時間我與詩患難相交，真正到了狂熱的地步，詩成為我的第二生命。

  1941年和1942年，想奔赴陝北未成，卜居在天水城外北山的一座古寺萬壽庵里，青燈黃卷，很像萊蒙托夫憐愛的那個追求自由世界的童僧，經歷了一段死寂而又躁動不安的生活。詩成為我反抗命運的救星，企望能在創作的夢境中解脫苦難，心靈得到撫慰。在後漢將軍李廣故里的一片樹林裡，寫下了《鄂爾多斯草原》《智慧的悲哀》（詩劇）等長長短短的幾十首詩。詩似乎也哺育和激勵著我的身軀，由一米六猛長到一米九以上。

  另一段時間是「文化大革命」後期1971年到1974年，管制放鬆了，成天幽靈般遊蕩在日漸空茫的文化部幹校附近的山林湖泊，咀嚼苦難，反芻人生，詩突然地從心中覺醒和衝動上來。並不是我清醒地立意要把詩找尋回來，是詩如鍾錘般撞醒了我，敲響了我。這時才感知有一個詩的世界，一直久久地被封閉在我的心裡，幾十年的人世滄桑並未把我和詩拆散。此刻回憶一下，不是我返回到孤獨的內心世界，而是異常堅定地進入了世界的內心。面對著荒誕和罪惡，我和詩一起振奮和勇敢了起來。我變成了一隻衝出鐵籠的飛虎（《華南虎》結尾部分的那隻虎），詩是扇動著的翅膀。

  再閉目沉思片刻，發現上述的兩段時間，我的生活狀況和心情有不少相似之處；孤獨、鬱悶、期待，生命的四周出現了非常空曠的地帶，活得很單純、自在。「文化大革命」後期的這種自在和單純，是經歷過幾十年的苦難生涯才到達的境界。這自在單純與20世紀40年代初的那個單純有本質的差別。在萬壽庵卜居時，我不到二十歲，當時的單純跟簡單相差不了多少，是近似原生的那種單純的生命狀態。經過三十年的苦練，對人生、歷史、世界以及詩，有了比較透徹的理解和感悟，才獲得淨化之後的透明般的單純。如果迴避人生苦難，不是經受人生，絕達不到這個境界的。因此，我一直不欣賞甚至討厭「直面人生」這個詞，「直面」並非投入其中，僅僅是個不及物的動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