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無盡悲願與嚴峻現實

  梁啓超在為自己的政治理想卓絕奮鬥而屢遭挫折失敗之時，寫過一首自勵其志的詩：

  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為百世師。

  折起民權移舊俗，更研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猶狂欲語誰？

  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156]

  大概現代新儒家們以梁啓超自喻，故這首詩的末兩句素為其稱道並引以述志立志，成為其表白心跡的典範語言。唐君毅在論著中，多次慨嘆、闡釋。1988年年底，我在香港參加「唐君毅思想國際會議」，看到主席台兩側的聯語即是此二句。牟宗三也多次加以引用、發揮，並寫了《世界有窮願無窮》一文，暢述其志。唐君毅、牟宗三的弟子們，也都懷有這類悲天憫人的願望，可以說，心懷無盡悲願，自認「舉國猶狂」，唯己獨醒，以振衰起頹捨我其誰自負，以「十年以後當思我」自慰，這正是現代新儒家的共同心態。牟宗三所做的一系列努力，在這方面起了引領「風騷」的作用。同樣，牟宗三、唐君毅及其弟子們，對中國文化精神價值的開掘，對中西文化關係的探研，也是具有知識分子群體的自我批判意識的。因此，我們不妨以牟宗三為中心而說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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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牟宗三理論，儒家心性之學是一切價值之源，與現代化並不矛盾。五四以來世風墮落，人心乖戾，關鍵在於道德的理想主義的失落。因此，他循無盡悲願之理路邁出的決定性一步，或者說他的現實追求，便是所謂「儒學第三期之發揚」[157]。質言之，即儒學的復興。第三期儒學擔負的時代使命，是開出「新外王」，「今天這個時代所要求的新外王，即是科學與民主政治」[158]。第三代現代新儒家代表人物蔡仁厚先生，在1990年2月號《鵝湖》月刊上發表了《當代新儒家該負什麼責任》一文，指出：當代新儒家的責任不在「實務層」，而在學術思想的建設，在於「文化心靈的覺醒，文化意識的顯豁；文化生命的貞定，文化方向的抉擇；文化理想的提揭，人文精神的重建」。可見，現代新儒家欲圖復興儒學的深切悲願，是想引生科學與民主的未來，具有明確的針對性和強烈的現實感。

  然而，海峽兩岸40年來各自發展的社會現實，對現代新儒家們復興儒學的熱情不啻一瓢冰水！大陸以馬列主義為意識形態的指導思想，自然不會給儒學以既往的地位；在台灣，復興儒學的主張也沒有多少市場。它不但為台灣當局所冷落，而且為知識界所批評，頂多不過是大學校園裡某些學術沙龍中的清談而已。

  從理論上看，復興儒學，靠心性之學來融合西方現代科學民主，並不具備外在的可操作的理論架構。而且，在儒學的框架內加進科學民主的方法，正犯了現代新儒學所詬病的文化「加添法」。他們在《文化宣言》中強調，不能把別的文化的價值與理想加入現代中國文化之中。同時，他們也承認，傳統儒學並未開出科學與民主。照此推理，豈不陷入兩難境地，何以自圓其說？而且，他們一方面承認，僅靠道德說教，是無法使專制君主不專權不專位的；另一方面又鼓吹道德良知可以輾轉開出民主科學，這豈非自相矛盾？難怪新儒家在台灣也「長久以來為人所質疑」[159]、所批評。

  有趣的是，台灣鼓吹「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學者中，有人提出了「海洋文化的儒學」。力倡此說者是東海大學的蔣年豐先生。他在1990年2月出版的《中國文化月刊》上發表了《海洋文化的儒學如何可能》一文。他認為，台灣「孔孟學會乃是徹徹底底的『政治化的儒家』」，以牟宗三為首的鵝湖派，「也非是為民請命的道德理想主義的儒學」。這二者都喪失了杜維明所強調的知識分子群體批判的自我意識。現時代需要的是一種新儒學，即作為第三期儒學發展的「海洋文化儒學」。他指出，海洋文化的儒學是與西方文化激盪之後產生的，它包括思辨哲學、價值哲學和社會哲學，而已社會哲學為重點。海洋文化的儒學以「公道」（justice）為第一序列概念，以仁、義、孝為第二序列概念，這「是將古典的倫理思想現代化」。社會體制合乎公道，仁德與禮教自然流暢；家庭之中有公道，則孝道自然保存。「所以海洋文化的儒家事實上可以涵括內陸文化的儒家。」古典的「禮樂之邦」由官吏和聖賢判斷是非禮義，重治道，強調吏治；現代的「公道之國」以民意輿論裁定公道與否，重政道，強調民主。由此，就「巧妙地解決了儒學長期以來所面臨的困境」。

  平心而論，蔣年豐關於「海洋文化的儒學」這一概念的提出，較之現代新儒家第一、第二代反覆申論儒家「怵惕惻隱的道德的心」，企圖以此解決一切問題的老套路，確有一新耳目之感。而且，事實上，它也具有範疇構建之功。但他將一切價值觀念以致民主政治建立於所謂「公道」心之上，其思維構架和理論實質，與牟、唐等人「道德的理想主義」並無二致。

  當然，我們應該承認，現代新儒家對中國文化精神價值的闡釋和開掘，對道德理想和人文意識的弘揚和護持，對民族文化的自尊自信自守，對古今的承續和中西的比較融通，對唯科學主義的批評都是獨具特色的，是值得我們借鑑的。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自有其地位。然而，他們以儒家心性之學等同以至取代中國文化，以道德心包蘊一切，解決一切問題，把複雜的時代問題簡單化為思想文化問題，這就未免脫離當時中國的實際，未免迂執保守。他們的努力是理想主義的，但卻是不現實的。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版，第3卷，717頁。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版，第4卷，257頁。

  [3] 參見［美］愛德華·希爾斯：《論傳統》。

  [4] 參見《文化學辭典》，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8。

  [5] 《辭海》，242頁，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

  [6] 《孟子·滕文公上》。

  [7] 《春秋繁露·竹林》。

  [8] 《譚嗣同全集》，423頁，北京，中華書局，1981。

  [9] 《論語·述而》。

  [10] 《論語·衛靈公》。

  [11] 《孟子·滕文公下》。

  [12] 《董膠西集·士不遇賦》。

  [13] 《易·繫辭下》。

  [14] 《漢書·司馬相如傳》。

  [15] 《蘇軾文集·刑賞忠厚之至論》。

  [16]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17] 《易·乾卦·象傳》。

  [18] 《孝經·廣揚名》。

  [19] 《論語·泰伯》。

  [20] 《論語·述而》。

  [21] 《漢書·董仲舒傳》。

  [22] 參見李宗桂：《唯政治思維的危害及產生原因》，載《文匯報》，1992-9-23。

  [23] 《史記·貨殖列傳》。

  [24] 《漢書·董仲舒傳》

  [25] 《河南程氏遺書》卷二十二下。

  [26] 2006年10月18日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決議：《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27]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3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8] 參見李宗桂等：《中華民族精神概論》，76~150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

  [29] 參見李宗桂：《國學與時代精神》，載《學術研究》，2008（3）。

  [30] 參見馬勇：《中國移動廣東公司發布2007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載《羊城晚報》，2008-3-13。

  [31] 《尚書·大禹謨》：「正德利用厚生唯和。」《左傳·文公七年》：「正德利用厚生。」《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中庸》第二十二章：「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32] 《論語·為政》。

  [33] 《春秋繁露·陰陽終始》。

  [34] 《春秋繁露·精華》。

  [35] 《春秋繁露·玉英》。

  [36] 《春秋繁露·楚莊王》。

  [37] 《漢書·董仲舒傳》。

  [38] 李大釗：《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載《新青年》，第1卷第4號。

  [39] 陳獨秀：《憲法與孔教》，載《新青年》，第2卷第3號。

  [40] 李大釗：《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載《新青年》，第1卷第4號。

  [41] 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載《梁漱溟全集》，第1卷，344頁，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

  [42] 馮友蘭：《三松堂自序》，282頁。

  [43] 《文匯報》，1987-11-17。

  [44] 參見《關於儒學與「現代新儒學」》，載《文匯報》，1986-1-28。

  [45] 《理論信息報》，1986-12-29。

  [46] 參見《現代新儒家概念質疑》，載《理論信息報》，1988-2-1。

  [47] 參見李宗桂：《評唐君毅的文化精神價值論和文化重構觀》，載《哲學研究》，1989（3）。

  [48] 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494頁，台北，正中書局，2000。

  [49] 同上書，491頁。

  [50] 參見唐君毅：《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載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上），11~37頁，台北，學生書局，1988。

  [51] 詳見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中國文化與世界》，1958年同時發表於香港《民主評論》和台灣《再生》雜誌。

  [52] 參見李宗桂：《現代新儒學思潮的由來、發展及思想特徵》，載《人民日報》，1989-8-6。

  [53] 限於篇幅，此處筆者觀點從略。請參見拙著：《中國文化概論》第十四、十五章。

  [54] 本文指稱的「現代新儒學」，與中國台港和海外學者所指稱的「當代新儒學」是大致相同的概念。請參加拙文：《「現代新儒家」辨義》，載《學習與探索》，1988（5）；《現代新儒學思潮：由來、發展及思想特徵》，載《人民日報》，1989-3-6。

  [55]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208頁。

  [56] 同上書，222頁。

  [57] 同上書，159頁。

  [58] 唐君毅：《花果飄零與靈根自植》，載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上），43頁。

  [59] 參見李宗桂：《評唐君毅的文化精神價值論和文化重構觀》，載《哲學研究》，1989（3）。

  [60]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22頁。

  [61] 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491頁。

  [62] 同上書，494頁。

  [63]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155頁。

  [64] 參見李宗桂：《現代新儒學思潮：由來、發展及思想特徵》，載《人民日報》，1989-3-6。

  [65] 本文所談的「當代新儒學」，實際上就是國內所談的「現代新儒學」，沒有本質區別。那種認為港台使用「當代新儒學」而大陸使用「現代新儒學」概念，是因為大陸學術界「別具深意」的說法，是不了解情況的一種誤解。為了避免誤解，故本文使用「當代新儒學」的概念。參見李宗桂：《「現代新儒家」辨義》，載李宗桂：《傳統文化與人文精神》，347~355頁；李宗桂：《現代新儒學思潮：由來、發展及思想特徵》，載《人民日報》，1989-3-6。

  [66] 該文全名是：《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1958年元旦在香港《民主評論》和台灣《再生》雜誌同時發表。

  [67] 李明輝：《中國大陸有關當代新儒學的研究：背景、成果與評價》，載李明輝：《當代儒學之自我轉化》，175~192頁，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另請參見方克立：《現代新儒學研究的自我回省——敬答諸位批評者》，載方克立：《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192~209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1997。

  [68] 楊祖漢：《論余英時對新儒家的批評》《牟宗三先生對儒學的詮釋——回應楊澤波的評議》《儒家形上學與意志自由——與馮耀明先生商榷》，載楊祖漢：《當代儒學思辨錄》，1~32、33~62、81~106頁，台北，鵝湖出版社，1998。

  [69] 林安梧：《牟宗三先生之後：「護教的新儒學」與「批判的新儒學」》，載林安梧：《儒學革命論》第二章，29~38頁，台北，學生書局，1998。讀者還可參見該書「序言」。

  [70] 1998年9月上旬在山東濟南參加「第五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時的發言。

  [71] 詳見方克立：《略論現代新儒家之得失》《第三代新儒家掠影》《現代新儒學研究的自我回省——敬答諸位批評者》《現代新儒學的意識形態特徵》《評大陸新儒家推出的兩本書》《評大陸新儒家「復學儒學」的綱領》，載方克立：《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46~53、54~63、192~209、210~222、401~419、420~442頁。

  [72] 鄭家棟：《新儒學：一個走向消解的群體》，載鄭家棟：《斷裂中的傳統——信念與理性之間》，121~133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73] 李宗桂：《文化批判與文化重構——中國文化出路探討》第五章第三節（「復興儒學的悲聲」），259~299頁，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現代新儒學思潮：由來、發展及思想特徵》，載《人民日報》，1989-3-6；《評現代新儒家的「返本開新」說》，載李宗桂：《傳統文化與人文精神》，363~375頁。

  [74] 劉啟良：《新儒學批判》，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

  [75] 馮耀明：《本質主義與儒家傳統》，載《鵝湖學志》，1996（6）。

  [76] 翟志成：《當代新儒學史論》，台北，允晨文化實業有限公司，1993。

  [77] 參見李宗桂：《儒學的現代化與邊緣化》，載《傳統儒學、現代儒學與中國現代化》，85~92頁，香港，新亞研究所，2002。

  [78] 《新學偽經考》由北京中華書局於1953年3月出版，到1988年，已經是第3次印刷；《孔子改制考》也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首版是1958年9月，到1988年，也已第2次印刷。《春秋董氏學》則遲至1990年7月才出版，與前兩書的出版整整隔了三個年代。

  [79] 台灣學者丁亞傑先生在其《清末民初公羊學研究——皮錫瑞、廖平、康有為》一書中認為，康有為《春秋》學架構由《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構成，這個架構的核心是孔子。詳見該書第144頁，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出版，2002。

  [80] 康有為：《春秋董氏學》自序，樓宇烈整理，1~2頁，北京，中華書局，1990。

  [81] 不包括《春秋微言大義卷六下》「夷狄」細目下，康有為弟子徐勤所寫的17條按語。

  [82] 康有為：《春秋董氏學》，樓宇烈整理，1頁。

  [83] 同上書，2頁。

  [84] 同上書，2頁。

  [85] 康有為：《春秋董氏學》，樓宇烈整理，1頁。

  [86] 同上書，26頁。

  [87] 同上書，40頁。

  [88] 康有為：《春秋董氏學》，樓宇烈整理，123頁。

  [89] 康有為：《春秋董氏學》，樓宇烈整理，208頁。

  [90] 同上書，209頁。

  [91] 《康南海自編年譜（外二種）》，樓宇烈整理，25頁，北京，中華書局，1992。

  [92] 同上書，31頁。

  [93] 同上書，36頁。

  [94] 康有為：《孔子改制考》，2頁，北京，中華書局，1958。

  [95] 同上書，28~29頁。

  [96] 台灣學者丁亞傑先生對此有比較細緻的討論，可以參考，詳見氏著之《清末民初公羊學研究——皮錫瑞、廖平、康有為》一書第六章（「三世理想」）第三節（「康有為理想世界」）之「三世模式」，302~314頁。

  [97] 戊戌變法之前，康有為認為據亂世是君主專制社會，即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昇平世為君主立憲社會，即英國、日本那樣的資本主義社會；太平世為民主共和社會，即美國、法國那樣的資本主義社會。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將其「三世說」做了修正，把據亂世界定為封建專制社會，把昇平世規定為資本主義社會（無論是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把太平世闡釋為大同理想社會，這在其《大同書》里有詳細論述。

  [98] 《康南海自編年譜（外二種）》，樓宇烈整理，253頁。

  [99] 《康南海自編年譜（外二種）》，樓宇烈整理，239~240頁。

  [100] 同上書，268頁。

  [101] 參見李宗桂：《「廣東人精神」漫談》，載《粵海風》，2003（3）；《廣東建設文化大省的若干思考》，載《學術研究》，2003（6）；《「廣州人精神」的文化學闡釋》，載《廣州日報》，2003-9-15。

  [102] 康有為：《孔子改制考》，2頁。

  [103] 康有為：《春秋董氏學》，樓宇烈整理，203頁。

  [104] 「《春秋》無通辭之義，《公》《》二傳未有明文，唯董子發明之」。載康有為：《春秋董氏學》，樓宇烈整理，203頁。

  [105] 《光明日報》，1957-7-8。

  [106] 《哲學研究》，1957（5）。

  [107] 馮友蘭：《三松堂自序》，287頁。

  [108] 同上書，288頁。

  [109] 同上書，290~291頁。

  [110] 張岱年：《論哲學思想的批判繼承》，載《哲學研究》，1979（9）。

  [111] 許抗生：《談談關於批判繼承與「抽象繼承」的問題》，載《中國哲學史方法論討論集》，214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

  [112] 《論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載《光明日報》，1957-7-8。

  [113] 《貞元六書》（上卷），5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

  [114] 同上書，（下卷），844頁。

  [115] 《三松堂學術文集》，433~439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

  [116] 馮友蘭：《三松堂全集》，292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

  [117] 《三松堂學術文集》，430~432頁。

  [118] 參見馮友蘭：《三松堂自序》，290~291頁。

  [119] 參見同上書，290頁。

  [120] 唐君毅：《花果飄零與靈根自植》，載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上），43頁。

  [121] 唐君毅：《中國文化與世界》，載《唐君毅全集》（卷四），14頁。

  [122] 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496頁。

  [123] 同上書，416~417頁。

  [124] 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218~221頁。

  [125] 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220頁。

  [126] 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478頁。

  [127] 唐君毅：《東方人之禮樂的文化生活對世界人類之意義》，載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下），208頁。

  [128] 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292頁。

  [129] 同上書，297頁。

  [130] 參見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473~474頁。

  [131] 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491頁。

  [132] 唐君毅：《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載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上），11~37頁。

  [133] 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493頁。

  [134] 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494頁。

  [135]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232頁。

  [136] 同上書，203頁。

  [137] 同上書，135~136頁。

  [138] 同上書，189頁。

  [139]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234頁。

  [140] 同上書，246頁。

  [141] 同上書，260頁。

  [142] 同上書，200~201頁。

  [143] 同上書，5頁。

  [144]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16頁。

  [145] 同上書，22頁。

  [146] 同上書，47頁。

  [147]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47頁。

  [148] 同上書，152頁。

  [149]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152頁。

  [150]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155頁。

  [151]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208頁。

  [152] 同上書，222頁。

  [153]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158頁。

  [154] 同上書，159頁。

  [155]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270頁。

  [156] 《梁啓超文選》，546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

  [157] 《梁啓超文選》，154頁。

  [158] 牟宗三：《從儒家的當前使命說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載《中國文化論文集》（二），14頁，台北，台灣幼師文化事業公司，1986。

  [159] 蔣年豐：《海洋文化的儒學如何可能》，載台灣《中國文化月刊》，19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