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春秋董氏學》的「廣東色彩」

  康有為作為廣東南海人，長期浸潤於嶺南文化，其行事做文，都不可避免地帶有廣東特色。

  梁啓超在《康有為傳》中，對於粵人在全國範圍的地位和影響，有簡明的論述，並透過這種論述而揭示了康有為在嶺南以及全國的地位。他指出：「吾粵之在中國，為邊徼地，五嶺障之，文化常後於中原；故黃河流域、揚子江流域之地，開化既久，人物屢起，而吾粵無聞焉。數千年無論學術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能動全國之關係者。……微乎眇哉，粵人之在中國也！然則其關係之所及最大而最遠者，固不得不自先生始。」[99]這當然是對康有為的高度肯定。值得注意的是，梁啓超還指出，康有為為人做事，頗為自信，不為外力所屈，「不肯遷就主義以徇事物，而每鎔取事物以佐其主義，常有《六經》皆我註腳，群山皆其僕從之概」[100]。從康有為的一生特別是其《公羊》經學思想看來，應當說，這是很準確的。根據梁啓超所談這兩點，我們可以說，康有為是廣東人中的傑出者，也是其代表者。其真正最有廣東人特色的，便是「《六經》皆我註腳」的風範。這種風範的本質，便是務實精神，是不拘一格，為我所用。

  關於嶺南文化的特質，學術界有過研討，見仁見智，難以統一。但比較一致的意見，是認為嶺南文化具有「務實」的特徵。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關於廣東文化北伐論、廣東文化沙漠論、珠江文明優於長江文明黃河文明論的論爭，到這兩年廣東全省開展的「廣東人精神」討論，以及深圳的「深圳精神」、廣州的「廣州人精神」、佛山的「佛山人文精神」等的討論，都有一個相對比較一致的看法，那就是廣東人比較實際。去年經過民間、學術界和官方互動，初步形成的關於「廣東人精神」的共識性概括是：「敢為人先、務實進取、開放兼容、敬業奉獻。」[101]當然，對於廣東人的「務實」的內涵，不同的人有不同理解。平實地說，務實，就是沒有框框，講求實際，怎麼有利怎麼幹。這和「《六經》皆我註腳」在思想實質上是一樣的。康有為《春秋董氏學》一書，顯然具有這個特點。

  《春秋董氏學》的寫作，和《孔子改制考》一樣，1894年開始於廣西桂林，1896年完成於廣州萬木草堂講學期間，1897年出版於上海。此書的整個寫作過程，始於嶺南，終於嶺南。應當說，反映了相當的地域特徵。特別重要的是，康有為此書的內容和寫作方法，以及其所要達到的目的，具有明顯的「實際」意味。其實，從清代中期到清末，註解董仲舒《春秋繁露》的，並不止康有為一人。有影響的就有凌曙的《春秋繁露注》、魏源的《董子春秋發微》、蘇輿的《春秋繁露義證》，以及康有為的這部《春秋董氏學》。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康有為的這部書。而這部書之所以影響巨大，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他的「實際」特徵。

  關於華夷之辨，康有為總體上是反對狹隘的華夏中心主義的。但是，在《孔子改制考·敘》裡面，他痛批各種他認為的非聖無法的現象，其中說：漢代劉歆作偽作亂之後，「我華我夏，雜以魏、晉、隋、唐佛老、詞章之學，亂以氐、羌、突厥、契丹、蒙古之風，非唯不識太平，並求漢人撥亂之義亦乖刺而不可得，而中國之民遂二千年被暴主、夷狄之酷政。耗矣，哀哉！」[102]這是典型的嚴夷夏之防、攘夷的言論。有趣的是，他在《春秋董氏學》一書中，說的卻是另外一番意思。在該書卷六《春秋微言大義》之「夷狄」條下面，在摘引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之「《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後，其按語批評孫明復、胡安國之流不懂《春秋》無通辭之義，「以為《春秋》之旨最嚴華夷之限，於是尊己則曰神明之俗，薄人則曰禽獸之類；苗猺狪獞之民則外視之，邊鄙遼遠之地則忍而割棄之。嗚呼！背《春秋》之義以自隘其道，孔教之不廣，生民之塗碳，豈非諸儒之罪耶」[103]！這裡的觀點，顯然和前述《孔子改制考》的觀點相反對。可是，這裡的觀點的申述者（按語的撰寫者），不是康有為，而是康有為的弟子徐勤。整部《春秋董氏學》的按語，不是康有為自己撰寫者，僅僅是這裡的「夷狄」條。難道真的是無獨有偶？我的看法是，這剛好反映了康有為的「實際」。既然《春秋》無通辭，從變從義而移，當然康有為自己也可以根據需要「從變從義而移」了。

  康有為反覆摘引並評說董仲舒的「《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通辭」[104]，固然有解說董仲舒公羊學的成分在內，但更為重要的，是為自己的自由詮釋提供論證根據。反正《六經》皆我註腳啊！

  「天子不臣母后之黨」，這是康有為在《春秋董氏學》卷一《春秋旨》「天子諸侯等級」條下所摘錄的《春秋繁露》之《王道》篇的內容。此處他未加按語。但康有為實際上是有選擇地摘錄的，查董仲舒原文，該句其後還有：「親近以來遠，未有不先進而致遠者也。」這裡的「天子不臣母后之黨」，本意是指天子不把母親和王后的親族當做臣子看待。但康有為在這裡未加按語而又不引全，究竟是何居心，不便揣測，只能說其中有微言大義罷了。結合當時的時局看，康有為這樣選編，顯然是很「實際」的啊！

  

  總的看來，康有為的《春秋董氏學》，無論從思維方式、價值取向，還是寫作風格，確實反映了今文經學的特徵，同時也反映出它的廣東特色。因此，我們在研究廣東經學的時候，應當適度關注這個比較有影響的、也是比較獨特的地域文化現象，從而更好地把握清代廣東學者的經學研究，進而更好地把握廣東經學與常州經學、湖湘經學等不同地域經學的不同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