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儒學的時代命運

  前面已經談到，現代中國的儒學思潮，屬於保守主義的範疇。而在現代中國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重構的歷史進程中，儒學之所以反覆受到各方面的嚴厲批評和極力拒斥，其根本原因便在它的保守。我們知道，「保守」一詞，在現代中國有著十分複雜的含義。習慣上指稱的保守派，是指在政治傾向方面具有不求變革、只希望維護既存秩序的人士的統稱。這種意義上的「保守」，往往與革命、進步相對。但本文所指的「保守」，並不限於此義，而主要是指文化價值觀方面的「守成」。美國學者史華茲在《論保守主義》一文中指出：「現代中國保守主義主要是『文化的保守主義』，根本上並不是墨守現行之社會政治現狀的『社會政治的保守主義』」，我覺得是有道理的。當然，正因為儒學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主張對傳統文化的價值系統實行「損益」，而不是「徹底重建」，表現了與影響巨大並且在人數上占絕大多數的西化派和馬列派激進的求變思維截然相反的思維路徑，而整個近代特別是現代中國，社會文化的發展確實是在日益激進化的道路上前進，因而儒學扮演著落後於時代的悲劇角色。特別是1949年以後，在中國大陸，一度形成了以否定傳統文化為特徵，以「政治唯一」為顯著特色和價值追求的「唯政治化思維」，更使得儒學的命運淒涼無比。

  在唯政治化思維的引導下，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都大破特破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尤其是大破儒學。雖然，在改革開放後的今天，我們站在建設現代新型文化的歷史高度，反思大陸從1949年以後特別是「文革」中對儒學的盲目、簡單的政治性否定，自會理所當然地否定過往的錯誤思路和結論。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作為一個歷史片段——儘管它是被歪曲了的歷史，我們何嘗不曾看出，儒學在現代中國，確實是時運不濟，命途多舛！

  中國大陸在20世紀80年代隨改革開放而出現的舉世矚目的文化討論，就其終極目的而言，是要實現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其間，爭論的焦點是怎樣看待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係。而所謂傳統文化，不論人們承認與否，儒學是居於主導地位的成分。因此，在文化討論中，儒學傳統與現代中國關係的爭論，成為盛極一時的論題。簡要地說，80年代文化討論中，關於中國文化出路的主張，主要有「徹底重建」論、「中魂西體」論、「復興儒學」論、「綜合創新」論等。其中，「徹底重建」論包括「以反傳統繼承傳統」論、用外來文化打破「超穩定系統」論、「西體中用」論、「全盤西化」論。這些論點的提出者，在實際上都是主張採取激進的方式，盡一切可能地吸納西方文化，在根本上改變中國文化，以實現中國文化以至中國社會的「現代化」。「中魂西體」論，堅持「東方尚道、西方尚藝」的文化類別觀，主張以中國文化為靈魂，整合中西，建構新的文化形態。這種論調實際上不過是早已被人們唾棄了的「中體西用」論的現代翻版而已。在思維方式和理論手法上，它採取的是折中主義。「綜合創新」論，公開宣布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批判繼承，綜合創新」。有趣的是「復興儒學」論。在大陸的這場極為熱鬧的文化討論中，公開提倡復興儒學的，主要並不是生活在神州大地的「中華兒女」，而是身居海外並且早已加入外國國籍、近年頻頻回大陸講學的「炎黃子孫」！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儒學在現代中國的價值和地位，已經不為人所重。人們之所以反覆研討儒學，絕非某些人所宣稱的，是要復興儒學。恰恰相反，人們是要重新認識儒學，超越儒學，進而實現中國的現代化。不錯，確實有大陸學人發表宏文高論，公開而堅決地主張復興儒學以實現中國大陸的現代化。但是，讀者諸君稍加留意，便不難發現，公開豎起復興儒學旗幟的大陸學人，迄今僅僅一人而已！——要知道，中國有13億人，文科學者至少以數十萬計！更何況，這一人的高文典冊，不是（而且也絕不可能）發表在「儒學的故鄉」（借用該作者語）、作者的故鄉——赤縣神州，而是乘桴越海，迂迴表現，在台灣《鵝湖》月刊——現代新儒家的著名陣地——登出，然後隔海返銷！這難道不是對該作者關於儒學已經在大陸進入「返鄉復位期」的臆斷的絕妙諷刺嗎！

  從總體上看，在大陸20世紀80年代轟轟烈烈的文化討論中，在上述種種關於中國文化出路的主張里，「徹底重建」派和「綜合創新」派占絕大多數。其他的種種主張，人數甚少，呼聲甚微。而「徹底重建」派和「綜合創新」派對於儒學在現代中國的作用，看法雖然並不一致，但認為儒學作為傳統封建文化的主要構成，作為現代中國保守勢力的代言者，並不能獨立承擔起引導中國到現代化之路的歷史重任。在這一點上，「徹底重建」派和「綜合創新」派倒是不謀而合。

  綜上可見，儒學在現代中國的發展中，在現代中國此起彼伏的思潮鬥爭中，並沒有起到引領風騷的作用，特別是在中國大陸自1949年以後形成的「唯政治化思維」的擠壓下，儒學的生命日漸衰竭，前景堪虞，已經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如果從宏觀的歷史角度考察，應當承認，儒學在現代中國的發展中，至少不是而且事實上也沒有成為社會發展的助力——至少不是動力！——無論在大陸，或是在台灣，還是在香港！不僅如此從學派傳承和思潮流變的角度看，儒學的境遇也十分不妙。從學派傳承的方面反思，儒學在現代中國並沒有形成嚴密的系統，更沒有鼎盛的陣容。人們現在樂道的現代新儒學，即使從20世紀20年代梁漱溟等人發布「走孔家的路，舉孔家的旗」的宣言算起，到1949年大陸「變色」為止，現代新儒學在文化價值觀方面雖然獨樹一幟，而且確實有諸如馮友蘭、賀麟、熊十力等犖犖大家加盟，但其社會影響和「道統」流布，卻絕不可與過往同日而語。1949年以後，只有梁漱溟孤軍獨守儒學陣地，抱持天變道不變的立場，而賀麟成了共產黨員，馮友蘭宣布信奉唯物史觀，熊十力遁入佛門，儒學在大陸可以說是香火斷絕，難以為繼。轉移到港台的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人，雖則盡力辦學育人，宣傳儒學，慘澹經營，希望「靈根再植」，但力量甚微，應者寥寥，自己形容是「花果飄零」。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儒學與現代中國思潮、與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格格不入。由此，我認為，作為一個學派的儒學，在現代中國各種學派的競長爭雄中，它是一個不合潮流的時代落伍者；作為「學以干政」的知識價值觀的信奉者，儒學的理想已經落空；作為傳統中國意識形態的主流，作為國民行為規範的導師，儒學已經從被「獨尊」的顯學神座上跌落下來。一言以蔽之，儒學作為官方正統學說，作為統治者代言人的命運，已經在現代中國無可挽回地終結了。

  但是，作為政治化儒學的顯赫地位的終結，並不等於作為學派的儒學的斷絕。應當承認，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構成，作為傳統文化精神的基本表現，儒學有它自己內在的生命和活力，有它的真理性，有它繼續存在的特定價值。20世紀50年代以後在中國台灣、香港和海外逐步發展壯大的現代新儒學，成為80年代以來大陸學術界的重點研究課題，成為大學校園的熱門話題，就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文化現象。絕不是用「尋根意識」就可以搪塞過去的，或者用「尊孔復古」就可以貶殺的。而且，在大陸，「文革」以後對儒學的評價有越來越高的傾向。大陸80年代的文化討論中，以「繼承優秀文化傳統」為名，行宣揚儒學價值之實的確也不乏其人。特別具有文化象徵意義的，是曾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谷牧，成為「中國孔子基金會」的名譽會長；1989年下半年，在北京舉行的紀念孔子誕辰254年大會上，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江澤民到會講話。這不僅表明大陸全盤否定儒學的時代已經結束，更表明儒學在中國社會的發展中，在諸多思潮的論辯中，自有其一席之地。

  平心而論，之所以出現上述情況，除了種種外在原因，儒學本身的價值是問題的根本。我們知道，儒學一貫主張並努力實踐不走極端的思維方式，義高於利的經濟價值觀念，對人以愛、推己及人的人際關係，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的道德精神，等等。如果我們揚棄它的時代內容，繼承它的基本精神，並且賦予新的時代活力，則它完全可以成為現代新型文化價值系統的重要思想來源之一，成為現代精神文明的基本準則之一。在當今，它對於大陸商品經濟勃興以後，某些人唯利是圖、天理喪盡、人慾橫流的病態心理和人格，未嘗不是一劑補瀉兼備的良藥！

  要而言之，在現代中國，儒學作為官方意識形態，作為絕對不可逾越的、指導人們生活的基本價值準則，作為凌駕於諸多思潮和學派之上的「顯學」的時代，已經成為明日黃花。但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流派，作為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成分，為現代中國新型文化的歷史基因，它有其存在的價值和必要。而且，即使作為嚴格意義上的學派不能獨立存在，但它作為民族文化的「積澱」，作為文化因素的遺傳，始終是不可能也絕不會滅絕的，更不是政治高壓和學術圍剿所能夠摧毀的。

  儒學會繼續發展，儘管它不會「復興」；儒學會受到批判，但絕不會成為「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