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文化重構路徑：用激進方式求漸進改良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文化在近現代的發展中，中國人在救亡圖存的急迫心情驅動下，文化批判與文化重構的工作，具有強烈的情緒色彩，出現了與傳統的「中庸之道」截然相反的思維方式和處理問題的態度：以反求正，用激進方式求漸進的改良。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社會的自然經濟逐漸解體，封建中國建立在宗法血緣關係上的溫情脈脈的人際關係大廈，被列強帶來的工業文明、商品經濟的浪潮所沖毀。與此相應，作為傳統思維的中庸之道，也逐步遭到否定、拋棄。在這個歷史時期，中國社會經歷了巨大的災難和重大的變革。內憂外患，國恥家仇，鞭策著熱血沸騰的中國人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希望儘快走出困境，獲得新生。然而，由於兩千年封建專制所造成的舊文化的堤壩特別堅固，由於外來侵略勢力的慾壑難填，古今矛盾錯綜，中西衝撞激烈，新舊雜陳，方生未死，導致社會的發展步履維艱，文化的更新充滿曲折。在這種情況下，急切地想衝決羅網，走向現代化的中國人，便表現得相當激進。

  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用激烈的暴風雨式的武裝鬥爭，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革命派用自由、平等、博愛之類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思想作為武器，英勇衝擊封建思想文化的樊籬，開闢了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新時代。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比較完整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綱領。從文化類型的角度劃分，它屬於與中國傳統的趨善求治的倫理政治型文化截然不同的近代西方文化的範疇。這種民主共和的政治主張及其相應的政治實踐，對中國兩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和思想基礎，都是極為沉重的打擊。在這個意義上講，辛亥革命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歷史事實證明，辛亥革命並沒有真正剷除封建政治制度賴以生長的基礎，舊勢力並沒有被根除，特別是舊的思想文化傳統並沒有被觸動，因而才出現了後來的張勳復辟、袁世凱稱帝，以及思想文化面的沉渣泛起，在這個意義上講，辛亥革還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它最終換來的，仍只是漸進的改良式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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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徹底的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運動。這場運動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採取的是前所未有的激烈方式。運動的參加者尤其是青年學生，其態度之激進，情緒之高亢，至今令人異常感奮，令人熱血沸騰。但是，由於當時中國種種舊勢力的異常強大，外國侵略者的橫加干涉，致使種種相當激進的革命，仍然沒有完全取得預期的目的，歷史的車輪雖然被推向前進，但實在是緩慢艱難。當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特別激進，是與現代中國社會矛盾至為深刻尖銳，民族危機極為深重密切相關的，這也從反面證明了「壓迫愈深，反抗愈烈」的真理。

  用激進方式求得漸進改良，不僅反映在大規模的革命運動方面，而且也體現在現代中國三大思想潮中影響甚大的馬克思主義派和自由主義的西化派方面。馬克思主義派的學者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對中國封建文化作了十分尖銳激烈的抨擊。陳獨秀激憤地指出：東洋民族具有「卑劣無恥之根性」，沒有資格「高談禮教文明而不羞愧」；東洋民族「偽飾虛文」，「外飾厚情內恆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終」[38]。他還認為，孔子之道不能再用來組織國家，支配社會，而應「首先輸入西洋式社會國家之基礎，所謂平等人權之新信仰，對於與此新社會、新國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數，不可不有徹底之覺悟，猛勇之決心，否則不塞不流，不止不行」[39]！總之，他極力主張全面向西方學習，根本拋棄專制制度和孔孟之道。李大釗則認為，當時「中國文明之疾病已達炎熱最高之度，中國民族之命運已臻奄奄垂死之期」，因此，應該痛下決心，「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長」，對於以「靜止」為特徵的中國文明，應當用「動的文明」（西方文化）進行「徹底掃蕩」[40]。顯然，陳獨秀和李大釗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對中國文化的批判和重建採取了非常激進的態度和方式。

  富於自由主義色彩的西化派，以胡適、陳序經等人為代表。胡適是比較自覺地意識到現代中國文化發展的艱難，因而主張採取激進方式求得漸進改良的學者。他在1929年寫的《文化的衝突》一文中認為：「一種文明具有極大的廣被性，必然會影響大多數一貫保守的人，由於廣大群眾受惰性規律的自然作用，大多數人總要對他們珍愛的傳統要素百般保護。因此，一個國家的思想家和領導人沒有理由也毫無必要擔心傳統價值的喪失。如果他們前進一千步，群眾大概會被從傳統水平的原地向前帶動不到十步。」陳序經在其《中國文化的出路》一文中，更公開主張「中國文化徹底的西化」，「中國文化的出路，無疑是要從全盤西化著手」。必須指出，不僅大規模的革命運動、馬克思主義派和自由主義的西化派，都表現出以反求正的激進的變革心態和思維方式，而且，在現代中國，進步的思想家也往往表現出同樣的情態。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極為痛切的批判，便是明證。他力主「痛打落水狗」「『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他堅決主張用激進方式改革中國的現狀，說：「無論如何，總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他指出，改革如同在光線暗淡的房間裡開窗戶。由於中國人喜歡調和折中，「大家一定不允許」。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出來調和，願意開窗了。因此，「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整個近現代時期，文化批判與價值重構具有顯著的以反求正的用激進方式求漸進改良的特徵，但近代中國與現代中國畢竟不同。可以說，中國文化的變遷，在近代走的是由器而道的漸進變革路徑，在現代則是走的道器並舉，甚至重道輕器的激進的革命道路。這也就是為什麼五四以後人們越來越重視思想文化的變革，同時也越來越激進的原因。

  總而言之，在近現代中國文化坎坷發展的途程中，由於國難深重，人們的憂患意識急劇高漲，對封建文化和專制制度，破之唯恐不速；對新型文化和民主制度，立之唯恐不堅。因此，總是採用十分激進的態度和方式，進行文化批判與價值重構的工作，從否定中求肯定，從激進里求持中。當然，我們應當看到，上述種種激進的求變心態和人物，並不都是自覺地意識到「取法乎上得其中」的道理，意識到只有用徹底的激烈的方式，才能取得相對的進步（漸進的改良）。我這裡的意思是說，從近代特別是現代中國文化發展的結果來看，以反求正的激進的變革方式，結果仍然只能（或者說「至多」）得到漸進的改良的效果。這也剛好從一個側面說明，在近現代中國，要求得社會進步和文化更新，是多麼的艱難！

  要指出的是，海內外研究現代中國社會思潮的學者中，都有人認為，現代中國主要存在著保守主義、自由主義、激進主義三大流派和思潮。我認為，這種思潮和派別的劃分，有一定的道理。根據上述現代中國存在著西化、馬列、新儒學三種主要思潮的理解，如果要用保守主義、自由主義、激進主義的「三分法」來加以規範的話，那麼，新儒學顯然屬於保守主義的範疇，西化派既可以劃入自由主義的範疇，也可以劃入激進主義的範疇；馬列派在某種（僅僅限於「某種」）意義上講，從其主張激烈的、徹底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革命的方式上講，可以歸於激進主義。顯而易見的是，根據這種「三分法」，作為保守主義的典型代表的現代新儒學，遭到了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的兩面夾擊。在這個意義上講，也遭到馬列派和西化派的激烈抨擊。儒學在現代中國確實備受磨難，在八面來風中掙扎，在夾縫中生長。我們由此也可以看出，儒學在現代中國思潮中，並不占據主導地位，而只是少數儒家學者和儒學信奉者的精神支柱和價值歸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