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儒家文化的合理追求

  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成分，是現代新型文化體系建設中不可忽視的歷史遺產。從文化的民族性的一面來看，儒家文化有其特定的精神價值。

  所謂文化的民族性，是指能夠反映思維精神、民族特性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理想人格、國民品性、倫理情趣等思想文化本質特徵的東西，是文化的民族風格、民族氣派的理論表徵。它的特點是：第一，能夠反映特定民族文化類型的基本特質，具有不同於別的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結構；第二，能夠反映特定民族的民族精神；第三，具有超越性，即具有超越時代、階級的內容和精神，與民族存亡共始終。民族文化作為特定民族精神力量的匯聚，必然包含著該民族積極向上的思想因素，因而有不斷發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時，任何民族文化都是特定民族精神文明的積累和演化，因而具有世代相繼的連續性。更為重要的是，任何時代的文化創造的主體，都毫無例外地是人民群眾；任何類型的文化發展的最深厚的根源，都是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因而民族文化具有鮮明的人民性。這種發展的連續性和創造的人民性，包蘊著特定的民族性。這種民族性，可以不受時代和階級的限制，帶有極強的穩定性和普遍性。

  文化民族性的內涵和特點，決定了我們在創建現代新型文化體系的時候，必須注意民族文化發展的連續性和繼承性，不能割斷歷史，不能妄自菲薄，而要批判繼承，創造轉化，推陳出新；同時，又要注意從辯證發展的觀點考察問題，超越華夏中心主義的民族文化觀，從不同民族的文化中汲取精神營養，以增強民族文化的機體。

  根據這種認識，我認為，即使從現代文化建設的實踐需要審視，儒家文化的思想內容，也有值得重視的合理方面。概括而言，儒家文化的合理追求有：建功立業的價值追求、德業雙修的精神境界、兼容天下的博大胸懷。

  儒家文化的一個顯著特徵，是認為天地之間人為貴，人生一世，必須建功立業，才能真正實現自我的價值。儒家經典《左傳》認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16]；《周易》宣傳「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17]。這些，都是激勵人們要有所作為，有所成就。儘管《孝經》宣揚的「立身揚名」論有著今天必須徹底否定的時代和階級內容，但它貫穿始終的一條主線，是勸誡人們要樹立角色意識，按照社會倫理政治規範行事，爭取有所作為、有所前進的思想。它所宣揚的「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師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故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18]的思想，從文化的時代性和階級性的一面看，當然是為了馴化人們的自我意識，維護專制主義統治。但是，我們透過其表象，通過民主文化心理的積澱的一面來看，卻可以看到這裡面蘊涵著一種建功立業的積極進取精神。如果把這種建功立業的價值追求，批判性地轉化為符合現代化要求的內容，賦予改革開放的時代精神，則可以成為促進社會進步和文化發展的力量。至於西漢司馬談、司馬遷父子所明確提出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人生理想，更是極為深刻地影響了後世知識分子的人生觀，成為激勵人們不斷進取的精神動力。可見，建功立業的價值追求，作為儒家文化的基本品格，它不僅是鞭策人們特別是知識分子前進的重要力量，而且是今天推動人們不斷前進的重要的人文傳統，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新型文化體系時不可忽視的重要精神資源。

  在提倡並努力實踐建功立業的價值追求的同時，儒家文化特別重視道德理想的引導、規範作用，強調德業雙修。儒學創始人孔子教育弟子要當「君子儒」，不做「小人儒」。孔子還堅決主張並身體力行其「道」，堅持「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19]的獨立人格。邦有道，自身貧賤，深感恥辱；邦無道，即使自身富貴，卻深以為恥。「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20]，便是最好的註腳。西漢儒學宗師董仲舒，一方面，提出一系列文教政治制度方面的建設構想，為統治者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服務，表現出強烈的事功傾向；另一方面，又提出了著名的「正其義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21]的義利觀，強調道德理想之類形上追求的價值，從而突出了個體修養的意義，兼顧了德與業的雙修並持。他在其《士不遇賦》中，力主：「貞士耿介而自束」，「返身於素業兮，莫隨世而輪轉；雖矯情而獲百利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便是堅持獨立人格，以義節利、以德導業的明證。實際上，儒家所一再宣揚的「義以為上」的價值觀，是為了凸顯德業雙修的人格追求的文化內涵，是為了高揚儒家人文理想的旗幟，而不是如同某些論者所說，單純是為了貶斥「利」的地位。顯然，儒家文化中這種德業雙修的人格追求，對於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對於傳統人文精神的流布，有著積極的意義。兼容天下的博大胸懷，也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內容之一和基本特徵之一。《周易·繫辭下》主張：「天下百慮而一致，同歸而殊途。」《中庸》倡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的原則。事實上，以儒家文化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在其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對內逐漸吸收、容納了本土文化中的道、墨、法、陰陽等諸多流派的思想，對外容留並吸納了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外來文化，表明它有很強的兼容性。漢代以後的中國文化，是一個以儒家思想為主導而又多元並舉的複合體。兼容並包、遐邇一體、「民胞物與」、和而不同等思想，對我們民族精神影響至深，幾乎成為一種文化方面的「集體無意識」，便是有力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