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學派歸宿和最高範疇的相異相悖

  然而，《淮南子》和《春秋繁露》在一系列問題上，又存在著重大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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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貫穿各自體系得最高範疇以及由此反映出的思想主流不同。《淮南子》的最高範疇是「道」，《春秋繁露》的最高範疇是「天」。前者承黃老道家思想之餘緒，與時遷移，應物變化，以因應為主。全書講論道德，總統仁義，「其大較歸之於道」[273]。它把失道與得道看做勝敗存亡的根本，認為失道則弱，得道則強，「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274]。它還分析了道的特徵和功用，認為道能「覆天載地，廓四方柝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舒之幎（高誘註：幎，覆也）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275]。而且，天地之內，凡陰陽雨露所濡染者，都是「道德所扶」[276]。但道產生萬物卻又是自然而然，沒有目的和意識，「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277]。「道」貫通一切，是《淮南子》全書的總綱，它包容一切，卻不擁有一切，沒有意志和情感。

  《春秋繁露》貫穿全書的最高範疇是「天」。這是董仲舒對儒家天道思想的改造和發展。在董仲舒看來，天是「百神之君」「萬物之本」，人人必須體認天意，依天行事。四時代謝，社會治亂，以至人的喜怒哀樂，都是天意的體現。人君施政，必須仁民愛物，「省天譴畏天威」，才會政通人和；反之，則政衰民亂。天產生萬物並規定其消長盛衰的次序，有喜怒哀樂，任德而不任刑，尊陽而賤陰，有絕對權威。凡此等等，表明《春秋繁露》的天是傾注了作者社會政治思想的人格神，它統馭一切，人們必須按「以人隨君，以君隨天」的原則辦事，做到「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278]。

  兩書分別圍繞「道」「天」範疇而展開的思想體系，其主導傾向是不同的：《淮南子》以道家思想為主體，《春秋繁露》以儒家思想為依歸。前者雖然講論道德，兼容仁義，但終歸於「道」。全書多處歌頌道的美妙，反覆申論無為而治。它說：「君道者，非所以為也，所以無為也。何謂無為？智者不以位為事，勇者不以位為暴，仁者不以位為患，可謂無為之矣。」[279]「人主之術，處無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280]它認為無為是「道之宗」，能把握此宗，就可「應物無窮」[281]。此外，它還倡導全性保真、清心寡欲等道家修養理論。只要能全性保真，不虧其身，就能與道同體。如果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臟搖動而不定，最終會「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淪於深重的災禍之中。它還認為，「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嘩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282]。這已不只是以物慾為恥，簡直是以物慾為罪了。沿著這種思路，《淮南子》要求人們「以死生為一代」，「形若槁木，心若死灰」，「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283]，以超脫於塵世的名利場。顯而易見，《淮南子》在萬物形成、帝王統治方法以及個人心性修養方面，都是以道家思想為指導的，甚至很多用語都與先秦老莊一樣！當然，它也包容儒家等學派的思想，但畢竟只是當做實現無為而治的「治之具」，將其置於道家思想的統屬之下，「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仁義在道德之包」等規定，鮮明地表現了它的思想傾向。

  《春秋繁露》講論天人關係，探求治亂之本，力倡仁政德治，其旨歸於儒家。作者以王道政治為標榜，反覆強調仁政、德治。認為君主如能以「文德為貴而威武為下」，就可長治久安。他力主陽德陰刑、德主刑輔，要求「聖人」多愛少嚴，厚德簡刑。他認為只有「循三綱之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284]，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至於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和仁、義、禮、智、信等「三綱五常」的倫理觀念，以及「正其義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的義利觀，更是對先秦儒家思想的系統化和深化。它通過對人們的內在控制，增強社會秩序的穩定，並使家庭制度與政治制度交融，形成了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一大特點，這正是儒家文化的功能表現。誠然，《春秋繁露》中也吸收了法家、陰陽家、道家等的思想，但在該書中始終受制於儒家，因此，《漢書·五行志》稱其「為儒者宗」，確非虛詞。

  其次，在體系的疏嚴，理論的精粗方面，《淮南子》與《春秋繁露》有明顯的高下之別。《淮南子》諸家雜陳，內容龐雜，體系不夠嚴密。由於它以因應為處世的基本態度和方法，企圖兼容並包不同學說，故而在書中出現了截然不同的思想觀點，自相矛盾。例如，一方面，攻擊儒家的禮義，說什麼「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樂飾則純樸散矣」[285]，「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286]；一方面又讚美漢武帝是「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而使「四海賓服」「天下混而為一」[287]。又如，一方面要以道德為根本，追求「與化游」「與道同」的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一方面又要人們「能明於天人之分」[288]。雖然把「道」範疇看得很高，但道與其他範疇的具體關係，卻未加以論述和揭示。此外，對於老莊道家語言的襲用，勝於對其思想的繼承；對漢初黃老道家的因應思想，取之甚豐，而對其功用觀點，卻又棄之不當。剽剝儒法，務以為治，卻又將其嫁接於清靜無為之樹，使其成為無果之花。這些，反映出《淮南子》理論上的龐雜和體系上的粗疏。《春秋繁露》以人、君、天步步相隨，層層相屈，構建起一個天、地、人的有序狀態。用陰陽五行作天人感應思想體系的骨架，貫通一切，用天意約束萬有。以儒為主，兼綜各家，一切圍繞大一統局面的維護，「相反之物不得兩起」，持論始終如一。天、人、陰陽、五行、四時，各有所司，各安其位，相互貫通……這一切，表現出該書理論上的精緻、統一和體系上的嚴密，確非《淮南子》所能比擬。

  最後，在社會制度和倫理規範的建設以及中央和地方的權力關係方面，兩書也有根本區別。《淮南子》對於政治、文化等制度的建設，很少論及。對倫理規範的建設，也無啥建樹，只是用道家清心寡欲、全性保真、無為棄智的一套理論，消極地去影響社會。這種情況的出現，與它集黃老之學之大成有關。而黃老之學，從本質上講，只是一種重功用的政治理論，而非精于思辨的哲學體系，因此，它忽視社會制度和倫理規範的建設。《春秋繁露》與其不同。它首先著意建立封建官僚制度，這一制度的建立，不僅改變了先秦儒家私門傳學和法家「學在官府」「以吏為師」的傳統，集兩家教育思想和方法的精華為一體，為大規模培養人才開闢了道路；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把政治教化的施行，家庭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與讀書致仕的制度結合起來，構成了不同於先秦更不同與亡秦的文官制度。教育制度與官吏選拔制度相結合，形成了中國文化的一大特點。至於對中國思想文化影響深遠的「三綱五常」等倫理規範的確立，則更集中地反映出董仲舒在社會控制方面的戰略眼光。

  在中央和地方的權力關係方面，眾所周知，《淮南子》主張分權，反對集權（順帶指出，它並不反對統一）。《春秋繁露》則主張高度的中央集權，以利君主「持一統」。

  以上幾方面的不同之處，反映出《淮南子》和《春秋繁露》在社會政治、人倫物理、理論構建等方面大異其趣，表明西漢中期思想領域的分合異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