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人理念和思維方式的

  相似相通《淮南子》約成書於文、景之時，於武帝即位之初獻上。《春秋繁露》由劉向編訂，但其思想和「天人三策」一樣，在武帝時即已產生了重大影響。兩書所宣揚的政治思想，所闡發的天人關係，所顯露的思維方式，都有相同之處。

  「究天人，通古今」「務為治」，是兩書的首要共同點。

  《淮南子·汜論訓》說：「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表白了自己著述的目的。在《修務訓》中，它表露心聲說，聖人不以身賤為恥，而以道之不行為愧；不以人生短促為憂，而以百姓窮困為慮。可見「為治」心切！它還強調，聖人既要知天，也要知人，否則，既不能「與俗交」，更無法「與道游」。只有「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才能「任於世」[239]。同時，它還論述了自己的主張，是既「言道」，又「言事」，以便「與世浮沉」，「與化游息」[240]。本著這種因任的原則，他自許其可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可以「綱紀道德，經緯人事」，具備天地人事之理、帝王統治之道。這充分表明，作者是要為封建王朝提供一套治國治民的理論，為現實政治服務。

  《春秋繁露》是董仲舒思想的集中體現，它與《舉賢良對策》一樣，探討的中心問題是天人關係，古今道理，為統治者提供「大道之要，至論之極」[241]。在對漢武帝的策問時，董仲舒認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以此為目標，他認為百家雜陳，各主其是，是對大一統局面的妨礙，因此他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便一統紀，明法度，使民知所從。這是董仲舒「務為治」思想的典型表現。事實上，圍繞著便於武帝「持一統」的中心，《春秋繁露》全書所著力論證的，無論是天人感應和陰陽五行，還是仁義道德和三綱五常，都是為了使皇位和整個封建統治「傳之無窮，而施之無極」，「永維萬世之統」，實現「天不變道亦不變」[242]的夢想。這當然是徹頭徹尾的「為治」了。亦正如此，漢代劉向稱讚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243]。

  承認天人相通，宣揚天人感應，是兩書的又一共同點。《淮南子》以事物的相類來推論天人相類進而論證天人相通相感。它認為，天將颳風，草木未動，而鳥已飛翔；天將下雨，烏雲未聚，而魚已張口吸氣。這是因為「陰陽之氣相動」，因此，「寒暑燥濕，以類相從」[244]。人的精神肢體，都「取象於天」，以「比類其喜怒」[245]。它還說，「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萬物有以相連」，其表現是國家危亡則天象變化，其內在原因是「精祲有以相盪也」[246]。高誘把「精祲」解作「氣之侵入者」，可見《淮南子》是以性氣象薄來說明天人相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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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天人相類，以類相從，有以相通，那麼，順理成章，《淮南子》引申出天人相副的論斷。它宣稱《時則訓》的旨意是「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以為法式」。高誘註解「形十二節」說，「一月為人一節」，可見《淮南子》把人體與月令相耦合。在《精神訓》中，則乾脆以人體比附自然：「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肢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在《天文訓》中，它認為人的「空竅肢體，皆通於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這些議論，著重於人體與自然現象在數目上的相同，說明天人一體，天人相副。所以，它的結論是：「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也。」[247]

  說明事物相類、相符，可以「陰陽之氣相動」，自然就可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248]，天人可以相互感應了。

  在《覽冥訓》中，作者說：「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認，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蠶咡絲而商弦絕，或感之也。畫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涔雲波水，各象其形類，所以感之。」因為「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所以，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而津而為水。[249]根據這種類感類動的理論，彈琴也就必然出現「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的同音相應現象。[250]這些大都是自然界的同類感應現象。

  在揭示事物的相類——相副——相感，並論證了自然界的同類感應之後，《淮南子》緊扣其「務為治」的宗旨，把社會政治現象與自然現象聯繫起來，進一步論證天人之間的感應，並藉此闡明政治的清明和昏暗，以及人主從政之道。

  《淮南子》認為，君主的政令與時令相聯繫。如果「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窒；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251]它還說，如果太白星「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當入而不入，當出而不出，天下興兵」，紫宮、軒轅、咸池、天河四星可以司賞罰。[252]這就把君主政令與自然時令、社會治亂與天文現象聯繫起來，為勸導君主適時行政製造了根據。

  此外，《淮南子》的作者還相信「土龍致雨」的迷信。如說：「聖人用物，若用朱絲芻狗，若為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土龍待之而得食。」[253]這是天人感應思想的另一種表現。

  《春秋繁露》與《淮南子》最大、最明顯的共同之處，就是在於天人感應的思想以及相應的論證手法，特別是語言方面的驚人相似。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利用當時充塞於社會各個領域的陰陽五行學說，論證其天人感應思想，構建其天人合一的思想體系。他將陰陽貫注於天、人和社會。他認為，「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254]，人被浸染在陰陽二氣之中，「而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殽饌也」[255]。這就不僅把陰陽注入了天、人，而且注入了社會治亂之中。進一步，他還宣稱：「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256]陰陽有主次之分，陽主陰次，這就把社會上的人際關係固定下來，模式化了。

  為了說明陰陽消長的動力何在以及事物發展的次序怎樣，董仲舒將五行、四時、四方與陰陽相配。在他看來，陰陽消長的原因，在於五行的「相生」和「相勝」。由於五行生勝，才使自然界四時代謝，社會上王者四政（慶賞刑罰）迭用，個人四氣（喜怒哀樂）轉換。而這些變化和發展則是按五行的次序進行的。木是五行之始，水是五行之終，土居五行之中，「此其天次之序也」[257]。在把陰陽與五行熔鑄為一的同時，為了增強宇宙系統得秩序性和穩定性，董仲舒又把四時四方與陰陽五行相結合。他說，五行中「水為冬，金為秋，土為季夏，火為夏，木為春」[258]，「木居東方而主春氣，火居南方而主夏氣，金居西方而主秋氣，水居北方而主冬氣」[259]。同時，他還認為春夏秋冬分別代表愛樂嚴哀「四志」，符合「四時之則」[260]。春夏秋冬分別有生養收藏的功用，而「聖人副天之所行以為政」，故以慶賞刑罰四政副春夏秋冬四時的暖暑涼寒，這是「以類相應也，如合符」[261]。由此，他下結論說：「天有四時，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時，通類也，天人所同有也。」[262]

  可見，董仲舒將陰陽五行貫注於天、人、社會，是為了從類別上聯結事物，溝通天人，使其以類相感，「人類相動」。據此，他提出了「物以類動」的論點。可以看到，《淮南子》與《春秋繁露》在論證其天人感應思想時，都是以事物類的相似和數的相同為感應基礎，通過天人相類——天人相副——天人相感的邏輯演進，通過由此及彼的類推而論證其思想觀點的，這是時代思潮和社會風尚的反映。

  就思維方式而言，以天地人相互參照，從宏觀著眼，突出整體觀念，並以直觀類推為其構建理論體系的方法，是兩書的第三個共同點。《淮南子》認為，「欲知天道，察其數；欲知地道，物其樹；欲知人道，從其欲」[263]。人君治國，只有「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才能「群生遂長，五穀蕃殖……」[264]在談到著書是為了紀綱道德，經緯人事時，它表白自己的方法是「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265]。它還宣稱，五帝三王蒞政施教，也是「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266]。凡此等等，都表明《淮南子》的作者們在考察問題時，是以天地人相參，從整體考察問題的。

  在思維方式方面，《淮南子》長於類比和類推，往往是「舉類而實（明）之」[267]。它在分析當時廣泛流行的鬼神傳說時，認為在位者是借鬼神以「總形推類而為之變象」[268]。從上述《淮南子》關於天人感應的思想中也可以看出，它是利用事物現象上的類同或數目上的相似，由此推彼，以小推大，以微求著的。例如它說：「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懸羽於炭而知燥濕之氣，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又如，「見空木浮而知為舟，見飛蓬轉而知為車。……以類取之」[269]。

  《春秋繁露》為了替大一統的封建王朝製造理論根據，以更加宏大的氣派，貫通天地人，著眼整個世界。《王道通三》說：「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又說：「天地與人，三而成德。」[270]「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271]諸如此類，都可看出《春秋繁露》是以整個世界為思考對象的，把天地人看做一個有機聯繫的系統，天和人則是相互對應的兩大參照系統。

  在構造自己的理論體系時，《春秋繁露》是以類比和類推為基本方法的。它沿用《春秋》「伍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的方法，「貫比而論是非……援比類」，以使「人道浹而王法立」[272]。在具體論證天人感應觀點時，它更是廣泛採用了這種方法，由類同而類感，由類感而類推。在此過程中，它往往利用日常經驗，憑著直觀感覺辦事，雖然有很大或然性，但使人在心理和習慣上易於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