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傳統人文精神的歷史表現

  孔子的從道思想，作為中華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資源，對於後世思想家的思想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特別是對於後來的傳統人文精神的思想內涵和表現形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關於傳統人文精神，學術界有著極為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其中，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傳統哲學具有人文精神和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根本沒有人文精神的觀點，是最為基本的兩種。在我看來，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傳統哲學有著豐厚的人文精神。這個問題，說複雜它很複雜，需要從歷史材料、理論觀點的統一，傳統與現代的相互觀照，中國與西方的客觀比較，進行細緻深入的論證，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但限於篇幅，這當另文專論，此處不再贅述，而只是對傳統人文精神的歷史表現作一概略的闡釋[70]。

  本文認為，傳統人文精神主要表現為六個方面，即：政治合作的精神、政治批判的精神、歷史擔當的精神、立足現實的精神、重視傳統的精神、追求崇高的精神。

  孔子作為「聖之時者」，是合理的現實政治的維護者。在他看來，一個政權，一個君主，如果符合「道」的要求，弘揚「道」，實踐「道」，則士大夫就可以而且應該給予支持。所謂「天下有道則現」[71]，所謂「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72]，這類論說的要旨，就是要求與有道之君合作，與合道之政配合。這種支持「有道政治」的思想，便是政治合作精神。實際上，孔子從來就不是盲目地、簡單地批判現實政治，不與統治者合作，而是有所選擇，選擇的標準便是是否符合他所鍾情的道。對於周禮，對於以周禮為基本價值原則的統治者，及其相應的社會秩序，孔子從不懷疑、批評，而是充分肯定，高度信仰，自覺地、由衷地合作。孔子所倡導、實踐的政治合作精神，對於後世的思想家有深刻影響。孟子的仁政學說，荀子的隆禮重法思想，董仲舒對策朝廷的政治實踐、德主刑輔的統治方略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意識形態控制方式，宋明理學家熱衷的理欲之辨，王夫之對明王朝的忠誠，等等，無不昭示著以儒家傳統為主導的政治合作精神的廣泛存在。這種政治合作精神，對於合理的現實政治的維護，對於君主政治品味的提升，有其相對的歷史合理性。同時，由于思想家的參與和合作，特定時代的現實政治對于思想家的理論體系的形成和發展，對於知識分子群體利益以及黎民百姓利益的正面表達和適當維護，都有不可忽視的積極意義。

  孔子並不是如同某些論者所說，僅僅是一個現實政治的維護者。實際上，孔子有著相當強烈的政治批判精神。而他的政治批判精神的價值標準，與他的政治合作精神的價值標準一樣，是「道」。在他看來，凡是違背「道」的政治，都是不合理的，都是應當批判的。他對於違背禮、仁的政治行為，不僅不予合作，而且一貫持嚴厲的批判態度。「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季氏「八佾舞於庭」，這類違背禮的、政治上的僭越現象，孔子就曾痛心疾首，指斥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73]對於違背仁的現象和行為，孔子照樣給予嚴厲批判：「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74]違背仁的準則，便是人心已亡，便是失掉天下之正理，即使有禮樂，也不能收到禮樂本身應有的效果，社會人生皆無序而不和。對於無道之君，悖道之政，孔子無情鞭笞，不惜隱遁。孔子這種政治批判精神，給予後來的思想家以積極的思想引導和激勵，成為傳統政治批判精神的直接源泉之一。孟子倡仁政批暴政、反對以力服人而主以德服人；荀子力主法後王而反對法先王的保守傳統、明辨天人相分而批判天人合一、重視後天實踐對人的能力的決定性作用而反對先天決定論；董仲舒以仁德匡正驕王，用王道政治理論勸導漢武帝實行陽德陰刑、德主刑輔的統治方略，看重封建國家長治久安的長遠利益而反對與民爭利、竭澤而漁；戴震直指宋明理學家「以理殺人」，黃宗羲揭露帝王是獨夫民賊，龔自珍一針見血地指出當時的現實政治導致全社會「萬馬齊喑」的可悲局面。這些鞭辟入裡的對當時的社會政治問題的批判，就其思想淵源而言，都與孔子的政治批判精神有關。換言之，這些思想家的批判精神，是對孔子政治批判精神的繼承和發展。這種政治批判精神，與上述政治合作精神並行不悖，對於推動傳統社會的進步來說，可謂一體兩面。正是政治批判精神與政治合作精神之間的適度張力，形成了傳統中國知識分子與現實政治既適當合作又保持一定距離的獨特風貌，形成了獨特的中國士大夫精神，從而也造就了與近代西方人文主義頗為不同的傳統人文精神。

  

  孔子以克己復禮、弘揚仁學精神為己任，具有強烈的歷史擔當精神。所謂歷史擔當精神，簡潔地說，就是歷史責任感，就是敢於承擔歷史使命的勇氣和毅力。這種歷史擔當精神，絕不是為歷史而歷史，恰恰相反，它是立足傳統，面向未來，既有深厚的歷史感情，更有鮮明的時代意識。孔子一生的立身行事，無不集中於對仁學精神的踐履和對禮治社會的重建，充分反映出他的歷史責任感和時代使命感，並對中國傳統文化中源遠流長、深厚堅韌的歷史擔當精神的塑造，起到了引領思想方向的楷模作用。「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75]，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歷史擔當精神的凝練概括，被知識分子傳頌不絕，奉為人生終極價值目標。「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些令人盪氣迴腸、熱血噴涌的話語，便是傳統人文精神中歷史擔當精神的生動體現。正是歷史擔當精神的感召，鞭策著近代以來無數志士仁人為民族獨立、國家富強而甘灑熱血寫春秋！

  與強烈的歷史擔當精神相輝映，孔子還具有鮮明而清醒的立足現實的精神。改造人性，改造社會，是孔子社會政治思想的主題之一。仁學精神的闡揚，禮樂情懷的薰陶，仁智勇合一的人格培養，不外是要提升人性的層次，進而改造社會，促進社會的良性發展。過去不少論者認為孔子完全是一個復古主義者，是死守舊道的思想僵化分子，現在看來，這種觀點恐怕值得斟酌。不錯，孔子是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但他同時又是一個相當清醒的現實主義者。如果不承認這點，那就很難解釋孔子為什麼面對動盪社會要求重建社會秩序和價值原則，要求實現「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序協調的局面。「諸子皆起於救世之弊」[76]，漢代學者對先秦諸子起源的總結，對於儒學創始人孔子的理論和實踐，應當是符合歷史實際的。孔子曾經自道：「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77]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孔子的現實精神——儘管這種現實精神含有不合時宜的理想主義色彩！孔子要復興周道，要針砭時弊，要興滅繼絕，全是要建立一個他理想的現實社會。在文藝思想方面，孔子也是以現實為基點的。他著名的關於詩歌功用的興、觀、群、怨說，[78]其實用目的很明確：「邇之事父，遠之事君」[79]。他還說過：「不學《詩》，無以言」[80]，質言之，學《詩》是為了能夠言、可以言。他明確宣稱，學《詩》是為了致用：「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81]顯而易見，孔子這些見解，都是立足現實，以運用為基礎的。應該說，擯棄玄想，不尚空談，依託傳統，立足現實，是孔子思想和行為的重要特徵。這一特徵，對於他以後的歷代思想家、政治家都有重大影響。荀子秉承儒學傳統，卻又吸納法家思想，創立了隆禮重法的政治思維框架，為儒學日後成為真正意義的顯學開闢了道路，以至出現「二千年之學，荀學也」[82]的局面。這得力於荀子立足現實思考問題的路子。如果荀子沒有立足戰國時代的現實狀況的思路，不援法入儒以對孔孟儒學進行創造性的發展，則荀子在中國文化史、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絕不可能有如此之高，儒學的政治影響也不可能如此之大。漢代的董仲舒如果不能正確面對當時的社會現實，不實事求是地總結秦亡的教訓，不援陰陽五行入儒，以建立漢代新儒學的理論骨架，不折中儒、法、道、墨諸家學說以充實儒家的思想資源，則難以建構起封建社會的基本道德準則，從而為封建社會的長治久安作出巨大貢獻。至於程朱理學吸納佛學的思辨結構和道家的思想營養，以儒家思想統合佛道而開闢出傳統儒學的新的精神方向，則斷難在中國哲學史上取得如此重要的地位。諸如此類的例子，可謂不勝枚舉。至於歷代政治家和軍事家的事功，文學家的文以載道，等等，無不是以立足現實的精神為其出發點和歸宿。百姓日用即道，可謂對立足現實精神的精闢概括。這種立足現實的思想傳統，豐富了中國傳統文化黜玄想而尚實際的精神，促進了經世致用文化傳統的形成、發展和完善，凸顯了中國傳統文化重視人倫日用的色彩，「當下即是」成為道德理想追求和現實生活的基本取向。

  孔子思想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崇尚傳統。對於往聖先賢，對於歷史傳統和風尚習俗，孔子都給予高度的重視，並努力從文化積澱的角度去審視、愛護。三代之治的遞相繼承，周公之禮的永恆價值，是孔子思考的重心之一。對於既往的歷史文化及其相應傳統，孔子主張在充分尊重、繼承發揚的基礎上，結合時代條件進行變通性的取捨，即他所謂損益。所謂損益，是指在不改變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對某些思想觀念或者器物製作進行一定程度的調整。孔子損益觀的思想基礎，是經權說。經是常道，權是變通。在孔子那裡，經權問題的思考，本質上是能否堅持中道的問題。中是常道，是經，用中必須行權，行權是用中的表現。在孟子那裡，「男女授受不親」是經，「嫂溺則援之以手」為權。漢儒董仲舒認為「權雖反經，亦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為也」[83]。趙歧在《孟子·離婁上》的注中說：「權者，反經而善者也。」後儒對於經權問題有著頗為不同的理解，但以經為尚，以權輔經，則基本上是一致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原則。正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保守固有文化，堅持守成中的發展，常道中的開新，就成為必然的思維態勢和價值取向。因而，崇尚傳統，鍾情傳統，便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發展歷程中的常態。此外，農業社會追求穩定，道統觀念講求持久，祖先崇拜催生先王崇拜，追懷往古導致因循傳統，等等，都是傳統崇拜的必然表現和結果。這種崇尚傳統的觀念，對於民族文化的穩定、持續的發展，對於培養尊重歷史傳統的思想觀念，有著積極的意義。

  孔子思想的又一顯著特點，是追求崇高。這種追求的集中表現，首先在於對道德理想和價值理性的執著，這已經為不少論者所肯定，並有詳細的論證，此處無須贅論。值得指出的是，追求崇高的精神，有兩個重要的表現，這就是力主尚賢使能和貴和尚中。選賢舉能，是儒家傳統，屬於「大道之行」。孔子一貫倡導舉賢用能。《論語·子路》記載，孔子明確說過「舉賢才」。《論語·為政》則記載了孔子的一段名言：「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此處的「直」指賢才，「枉」指奸佞小人。舉薦賢人，貶退小人，則人民擁護；反之，則人民反對。孔子不僅力主舉薦、任用賢德之人，而且堅決反對嫉賢妒能，這在《論語·衛靈公》中有所反映。據該篇記載，孔子認為魯國賢人柳下惠沒有得到重用，是因為魯國大夫臧文仲知賢不舉，嫉妒賢才。孟子繼承發展了孔子的尚賢思想，認為「輔世長民莫如德」[84]。有德者即是賢人。孟子還說：「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85]這類論述，在《孟子》中還有不少。荀子在孔孟舉薦任用賢才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破格任用賢才。他明確提出，如果不能按照禮義辦事，即使是王公士大夫的子孫，也必須歸入庶人；反之，即使是庶人的子孫，如果能夠按照禮義辦事，則歸之卿相士大夫。「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86]，便是荀子人才觀的宣言。秦漢以後，尚賢使能的思想得到進一步發展，成為人才使用方面的主導思想。北宋二程說：「蓋有天下者，以知人為難，以親賢為急」[87]，便是這種主導思想的表現。顯然，尚賢使能的思想屬於一種崇高的、正義的思想。與這種思想相應的，是貴和尚中的思想。孔子主張「和而不同」的文化觀，一生追求中道，力倡和諧。他認為，「禮之用，和為貴」[88]「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89]。與孔子和而不同思想相一致，《易傳》提出「天下百慮而一致，殊途而同歸」的精闢思想，並提出了「太和」亦即最高、最好的和諧狀態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貴和的思想，往往與尚中相聯繫。孔子以中為尚，以中為度，固不用說。後來幾乎所有的思想家所闡釋、所追求的和諧精神和狀態，莫不以中為價值尺度。《中庸》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達到中和狀態，宇宙萬物和人類社會便各安其位、各得其所。應該說，中庸這個表述，是相當典型、深刻的。在傳統文化的價值指向中，貴和尚中本身就是一種高尚的精神追求，是一種合理的、有序的狀態。概而言之，傳統文化中尚賢使能和貴和尚中的思想，反映出追求崇高的思想旨趣，為傳統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和傳統文化的積極成分的增長，提供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