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西哲學產生的不同根源

  就產生原因而言，中國哲學受制於政治需要和倫理修養，西方哲學概括源於對自然的探索。

  中國哲學家大都是社會活動家、政論家，也是倫理學家。孔子一生以恢復周道為己任，厄於陳蔡，求於南子，淒淒遑遑，遊說於各國，終歸是為了闡揚其仁學主張，以為時用。他那以富於人情味的倫理親情為社會心理基礎的仁學思想，是禮的精神支柱，「仁禮結為一體」，「克己復禮為仁」，視、聽、言、動合禮才算是仁。禮是強制性的社會制度和規範，仁是一種道德觀念和品質。仁禮之間具有內在的邏輯聯繫，只有具備仁的品質，才不會做違背禮的事情，而禮則是道德的標準。仁禮一體，反映了道德與政治的密切關係。「有殺生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1]，便是這種道德政治一體化的典型表現。反映在認識論方面，「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2]，「勿意、勿必、勿固、勿我」，以及「生而知之者上也……」等論述，都是通過對政治理想和道德原則的闡發而體現出來。至於恭、寬、信、敏、惠五種品德的培養，孝悌忠恕等倫理綱常的弘揚，更是與現實政治需要分不開的。

  墨家主張兼愛，追求尚同，以利為義，義利並舉。他們非攻即用，強力非命，以消除民之三患為己任。他們鄙薄儒家的仁義，卻又自立一套仁義，內涵雖然不同，但為政治理想服務，為道德信條張目，卻無本質區別。在認識論方面，墨子用以檢驗言論的標準是「立表」：「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發以為行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3]。以聖王之事作為檢驗言論的標準，顯然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而以百姓人民之利為言論標準，則又明顯與兼愛主張的倫理感情相聯繫。

  

  道家要「絕仁棄義」，表面上鄙棄道德，但實際上是用「正言若反」[4]的否定方式，來表達自己的道德準則，申明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們抨擊儒家的仁義道德，認為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5]「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大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6]這就把仁、義、禮都看成了道德淪喪的產物，在老子看來，最有道德的人，不從性外求德，反能保全其德（「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去有所作為，反能有所為。「無為」「無欲」「不爭」是其道德觀的基調。從這個基調出發，老子重視「修道」和「積德」。他說：「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7]這樣，道德修養成了治理天下的工具。道德與政治仍然是水乳交融，儒道兩家確是相反相成。

  諸如此類，可以看出，中國哲學受制於道德政治。為政治服務，講道德修養，是中國哲學的顯著特點。

  與此不同，西方哲學的產生，根源於對自然的探索。古希臘羅馬哲學家，大都傾心於對自然奧秘的研究。他們普遍研究過太陽、月亮、星辰、地球、閃電，對這些自然物的成因、內在構成以及相互關係等，作過嚴謹的探討。所以，恩格斯說，最早的希臘哲學家同時也是自然科學家。米利都學派的泰勒斯，是第一個研究星象學的人，並且預言了冬至夏至。他第一個測定了太陽從冬至到夏至的運行，並且指出了月亮只有太陽的一百二十分之一大。他不僅規定一個月為30天，也是第一個寫論自然的論文的人。赫拉克利特把世界看成一團永恆燃燒的活火。畢達哥拉斯是使幾何學完備的人，對算術和醫術都進行了研究，發現了直角三角形斜邊的平方等於其他兩邊的平方和。整個畢達哥拉斯學派，討論自然的所有各個方面，提出他們的看法；他們說明天的起源，並且著眼於天的各個部分，各種屬性和各種活動。愛利亞學派的克諾塞芬尼認為，星辰是從火雲產生出來的，太陽也屬於火雲這個範疇。他還從自然現象本身探討過日食、月食和閃電的原因。同時愛利亞學派的巴門尼德，第一個指出地是球形的。恩培多克勒探討了眼睛的構成方式和元素。

  諸如此類的例子，真是不勝枚舉。它反映了西方哲學家在知識結構、思維興趣方面與中國哲學家的區別。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西方哲學家不是停留於對自然現象的簡單描述上，而是通過對事物的內在構成、形成原因、發展方向、轉化可能等的探討，進而引申出哲學理論，概括出有限與無限、奇偶、一多、動靜等範疇，把經驗直觀的零散知識，上升為抽象的成體系的哲學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