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人文精神的價值指向

  人文精神是民族文化素質的核心內容。可以說，有什麼樣的人文精神，就有什麼樣的民族文化素質。人文精神的高下，反映並制約著民族文化素質的優劣。

  在當代中國，人文精神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這中間首先涉及對人文主義一詞的理解。正如人們熟知的那樣，人文主義作為一個專有名詞，源於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指代表資產階級文化的主要思潮，具體說來，是指與中世紀神學不同的、以人和自然為對象的世俗文化。這種人文主義，它反對蒙昧主義、禁欲主義、神秘主義。著名翻譯家董樂山先生，最近在為英國史學家、牛津大學副校長阿倫·希洛克的《西方人文主義傳統》一書所寫的「譯序」中說：「如果人文主義可仿唯物論、唯心論、唯理論而譯為『唯人論』，那麼它也可以仿科學、哲學、化學、文學而譯為『人學』。」只不過他為了避免與習用已久的「定譯」相忤，而「仍舊從俗，一律譯為『人文主義』」[186]。可見，人文主義的本質性內涵是「人學」，這和我們上文的認識是一致的。

  誠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只有「人文」而沒有「人文主義」，而且此「人文」與彼「人文」在內涵上還大異其趣。但是，沒有人文主義一詞，並不等於沒有人文主義精神，其道理不言而喻。如果根據中國傳統文化的實際情況考察，根據近代以來文化批判和文化重構的歷史經驗，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文化建設的實踐，我們應當承認，中國文化中存在著一以貫之的人文精神傳統，並正在形成新的人文主義精神。要言之，人文精神（為了行文的便捷，姑省去「主義」二字而略稱之）是對人的價值的肯定，是對人之所以為人在理論和實踐方面的回答，是對人這個族類的精神追求的探討、提升，是對民族文化的興衰存亡的「終極關懷」和自覺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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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民族文化素質一樣，人文精神也絕不是一個內容單薄的孤立性概念，而是具有豐富內容和厚實思想的觀念集合體。就中國古代文化傳統而言，人文精神包含著並體現為仁民愛物、修己安人、義以為上、天人合德、以人為本、剛健有為、貴和尚中等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價值觀念。就近現代文化發展歷程而言，人文精神包含著並表現為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科學精神、民主精神等最為基礎的價值觀念。新中國成立以後，通過數十年的艱難探索，特別是通過改革開放的生動實踐，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人文精神正在神州大地孕育出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集體主義、愛國主義等具有社會主義時代色彩的、充分顯示中華民族人文意識的精神因素，不斷增強，並成為民族團結、社會進步的重要凝聚力量和激勵力量。以重人情為特徵的傳統人際關係，正在逐漸轉變為契約關係而又不乏人情；以長官意志為轉移的社會運作系統，正逐漸轉變到權力受到應有制衡的民主法制的軌道上；過去以他制他律為根本要求和顯著特徵的個體自我，正在轉變為以自制自律為特點，並與他制他律相結合的覺醒的主體意識；片面宣揚動機而忽視甚至蔑視效果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正在為動機與效果並重、不尚空談、重視效益的新型思維方式和價值觀所取代……簡言之，契約觀念、法制觀念、民主觀念、主體意識、效益觀念等，正在成為新型人文精神的內容之一。

  要指出的是，現代新儒家對人文精神別有一番解說。牟宗三說，講人文主義不外乎提高文化意識。人文主義的基本精神，首先是「反物化」；其次是反僵化；再次是開發價值觀念。而他所謂「反物化」，是反唯物論的「物化」；他所謂「反僵化」，是反「只承認『經驗事實』為學問的唯一對象」的「理智主義」；他所謂「開發價值觀念」，是要樹立「三統」，即道統、政統、學統。「三統」的樹立，便是「道德的理想主義」的實現，是人文主義的完成。而「三統」之開闢，全賴立足於儒家心性之學的「道德主體」的確立。中國傳統文化，由於有儒家文化的慧命支撐，所以始終充滿人文主義精神；而西方文化，由於「順基督教下來是神本，順希臘傳統下來，從客體方面說話，停於理智一層上，是物本。……在這兩個本的夾逼下，把人本悶住了，所以人文主義在西方始終抬不起頭來」[187]。唐君毅認為，中國的人文主義不同於西方的人文主義。西方的人文主義，無論哪種派別，都是為了對治或反抗文化上的某種偏蔽而產生的。而中國的人文主義與此不同，它是中國人自覺反省自己之所以為人而產生的，因而特別重視人，重視人生修養，自覺祛除內心的渣滓，使人自立。一切學術文化工作，都是形成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係，使人與人互為存在的橋樑，因而中國的人文主義，可以稱為倫理的人文主義。[188]根據這種認識，現代新儒家認為，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自近代以來特別是五四以後，已經日見衰落、中斷，需要重建。而重建的當務之急是擺脫五四以來的「戰國時代」的紛擾，以傳統儒家心性之學拒斥外來的意識形態一元論馬列主義還是別的主義，拒斥「物化」主義。顯然，現代新儒家關於中國文化人文精神重視道德主體的確立，高揚道德旗幟，強調發揮主體能力，不為物役的思想，有相當的積極成分。在提高民族文化素質、重建人文精神的今天，值得我們認真思考，批判揚棄。但是，現代新儒家所宣揚的人文主義精神的「對治」內容，特別是由此反映出的政治主題和價值主題，我們是絕對不能苟同的，更不能用以作為重建中國文化人文精神的材料。而且，在進一步改革開放的今天，現代新儒家所宣揚的西方人文主義精神缺乏而中國人文精神第一的文化自我中心論，以及為了「對治」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而提出的「返本開新」論（返回傳統儒家心性之學的根本，以開出現代科學民主新局面），都是值得我們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