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中的小

  這些，都是零零碎碎的事情，可以見陽明不足以盡陽明。他做的大事是在正德十三年七月刻印了古本《大學》和《朱子晚年定論》。他覺得這是比平匪戡亂意義更大的「破心中賊」的實事，那一時的事情無法與這永久的事情相比。

  與陸九淵重視《孟子》不同，陽明首重《大學》，次重《論語》。雖然不能說《傳習錄》的格式是在有意模仿《論語》，但純粹是闡發思想的「語錄」，論影響，在中國古代語錄史上可謂並世無三。《大學》經朱熹編定成為「四書」之首，成為儒學的綱領和宣言，也因其篇幅簡短，是私塾率先開講的最普及的教材。

  陽明以古本《大學》為教典，起於在龍場悟道後。他懷疑朱子的《大學章句》非聖門本旨，他就依據自己的宗旨，覺得《禮記》中的原本《大學》（即他所謂的古本），更能證明聖人之學簡易明白的特點，朱子反而把問題搞複雜了。尤其是朱子「移其文，補其傳」的工作是錯誤的，他以鄭玄古本《大學》為正，認為無所謂闕文，無須補傳；無所謂錯簡，無須移文，原文本自平正通順。現在，他終於把這個真《大學》公開出版了。

  他在《大學古本序》中說：「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而朱子的新本弄成了以「格物」為主題，所以是支離。但是也不能單講誠意而不格物，那是蹈虛；不追求致本體之知，那就是誤妄。他去掉了朱子的分章補傳，在旁邊加上了自己的解釋，以指引學者正道。這就是他的《大學古本旁釋》，儘管這本書不如他的《大學問》影響大，但是在他的影響下，當時一些著名學者如湛甘泉、方獻夫後來都改信了古本《大學》，他還為此著實激動了一些時候。因為這就是在誠意的主導下來格物了，也等於把格物這個理學的基石性概念納入了心學誠意的體系。王艮的著名解釋是：格物即物有本末，致知即知有先後，都是在突出誠意為本、誠意為先這個根本點。

  他不僅要弄出兩個《大學》，還要弄出兩個朱子：中年未定之朱子，晚年定論之朱子。所謂《朱子晚年定論》，是把朱一些與心學題旨一致的書信言論收集起來，稱為朱的最後結論，以前與此相矛盾的話都是朱子也後悔了的錯誤言論。很多話簡直就像王陽明說的——儘管都是朱的原話。讓朱說王自己想說的話，以堵天下之口。然後把自己說成是與真朱子心理攸同的戰友。而世間流傳的朱子學，如《集注》《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後來「思改正而未及」，而《語類》乃是其弟子挾勝心以附己見的東西，與朱平日之說亦大相乖戾。世人學了朱子「悔」的，不學朱子「悟」的，不知已入了異端，還日日競相喧囂以亂正學。

  朱子一生說了千百萬言，王不想完整全面地理解朱子，只是想為我所用，所以找出萬把字的自我批評、悔其少作的話。其主題有二：一是覺得過去只是講論文義，誠是太涉支離，後悔病目來得太遲了；二是因不能再看書，卻得收拾放心，正心誠意，直下便是聖賢。陽明很得意他編輯出這樣的「定論」——聲稱「無意中得此一助」！好像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其實，他早在南京時，便開始摘錄，等到他在處置民變實踐中證明自己悟通的大道是可以在日用中驗證了，正好也有了些名頭，就差來自權威的支持了，便讓這部經他「邏輯重組」的《朱子晚年定論》適時出台。「予既自幸其說之不謬於朱子，又喜朱子先得我心之同然。」「先得我心之同然」是孟子論證人我之心直接相通之謂仁的基本原理，也是心學的看家功夫。

  然而，陽明這事做得不良心，他的勝心變成了私慾就遮蔽了廓然大公，他完全知道他摘錄的並不全是朱子晚年的說法，他心中清楚沒有朱子晚年定論這回事，完全是他出於自己的需要斷章取義、獨提所好造出來的，他對自己也一向尊敬的朱子採用了心術，就算他完全得手，他也該心中有愧，事實上他這麼故意地作案，對他的為人和學術都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譬如對他非常尊崇的劉宗周在這件事上就力辯陽明之非。站在朱子和中立立場的駁難則更是理據洶洶。桂萼上揭帖「罷封爵、禁偽學」，理由之一就是他搞這個朱子晚年定論。

  朱子至少給四百三十人通過信，保存下來的有一千六百多封，陽明只從三十四封中做了摘錄，有的一封信只摘幾行，這三十四封信，可以確定為早年寫的五封，晚年的十封，還有疑似晚年的八封，不確定的十一封，就憑有五封早年的信就足以推翻晚年定論之說，更何況如果十封信中的幾句話就是晚年定論，那可以編出許多朱子晚年定論。關鍵是去此取彼完全是以意為之，完全是為了「證成高論」（羅欽順）。如果有人故意找了許多陽明說朱子好的、把良知等同朱子天理意思的話，是否可以說這是陽明子的晚年定論呢？

  陽明這種做法啟發了他的門徒，他死後不久，就出現了「承領本體太易」「隨情流轉」的左派。生於嘉靖元年，死於萬曆三十三年的王時槐，這樣概括其流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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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以任情為率性，以媚世為與物同體，以破戒為不好名，以不事檢束為孔顏樂地，以虛見為超悟，以無所用恥為不動心，以放其心而不求為未嘗致纖毫之力者多矣，可嘆哉！

  《三益軒會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