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朱陸

  回到陽明四十歲這一年。這一年，就現在能見到的文字而言，他終於正式對陸學表態了。這次表態，起因於他的兩個學生爭論，王輿庵讀陸的書，頗有先得我心深得我心之感。徐成之則不以為然，以為陸是禪，朱才是儒之正宗。兩個人都是操持著社會平均水平的流行說法，也因此而相持不下，徐寫信請陽明定奪。

  陽明先抽象肯定他們這種辨明學術的熱情，說：學術不明於世久矣，原因在於缺乏自由討論，而辨明學術正是我輩的責任。但是，你們的態度和論旨都有問題。就算你說輿庵肯定陸學有失誤，也不能證明你正確。他肯定陸沒有說到點子上，你肯定朱也沒有搞對頭。因為你們只是在求勝，而非志在明理。求勝，則是動氣；而動氣會與義理之正失之千里，怎麼能探討出真正的是非？論古人的得失尤其不能臆斷。你們各執一端，不肯全面完整地領會朱子和陸子的本意。耽於口號之爭一點兒也不能解決已有的問題。

  王輿庵本想辯證地理論各自的得失利弊，把話說得一波三折的，說陸「雖其專以尊德行為主，未免墮於禪學之空虛；而其持守端實，終不失為聖人之徒。若（朱）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決裂，非復聖門正心誠意之學矣」。陽明下手就抓住了其貌似全面卻不盡不實、自相矛盾之處：既說他尊德行，就不可說他墮於禪學之空虛；他若墮於禪學之空虛，就不可能尊德行了。

  徐成之也是想追求全面，也是想學陽明的辯證術，但其術未精：朱「雖其專以道問學為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背於（大學）之訓。若（陸）象山之一於尊德行，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之學矣」。陽明同樣從其自相矛盾處教導之：真正的道問學是不會失於俗學之支離的，若失於俗學之支離，就不是真正的道問學。

  陽明用一種絕對主義的純正立場來點化這兩位想辯證卻流於相對、從而浮在表面的徒弟。他們倆的問題在於都各執一偏，必欲各分派朱陸專主一事。當然，這種分派是流行已久的「現成說法」，他們沒有深入鑽研便各取所需地各執一詞起來。王陽明認為真正的聖學是「尊德行而道問學」一體化的，這也是通儒的共識，三百年後，龔自珍也這麼堅持。而將聖學分成側重修養與側重學問，是「後儒」們根據自己的特長形成的一種分疏，絕非聖學的本相。

  向來分判朱陸的，總說陸偏於「尊德行」，而朱偏於「道問學」。這種說法出自朱子自己，而陸當時就反駁：「既不知尊德行，焉有所謂道問學？」朱子把「道問學」與「尊德行」平列起來，是二元的；陸子把「道問學」統屬於「尊德行」之下，是一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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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明說：現在的問題是「是朱非陸，天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就是沒有你徐成之的爭辯，王輿庵也不能讓陸學大行天下。你們這種爭論是無聊的，你們要聽我的就趕快「養心息辯」。

  但是徐成之不滿意，說先生漫為含糊兩解，好像是暗中幫助王，為他的說法留下發展的餘地。陽明讀信，啞然失笑。他勸告徐：君子論事應該先去掉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處有我之境，則此心已陷於邪僻，即使全說對了，也是「失本」之論。

  他用極大的耐心、誨人不倦的布道精神、平靜的哲人語氣，深入闡發了朱陸學說的精義。陸未嘗不讓學生讀書窮理，他所標舉的基本信條都是孔孟的原話，絕無墮入空虛的東西。唯獨「易簡覺悟」的說法讓人生疑，其實「易簡」之說，出自《易》的「繫辭」，也是儒家經典；「覺悟」之說，有同於佛教，釋家本與我儒有一致之處，只要無害，又何必諱莫如深、如履如臨呢？朱也講「居敬窮理」，也是以「尊德行」為事的。只是他天天搞注釋訓解，連韓愈文、《楚辭》《陰符經》《參同契》這樣的東西也註解，遂被議論為「玩物」。其實，他是怕人們在這些領域瞎說八道，便用正確的說法去占領之。世人、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越折騰越麻煩，便掉過頭來反說朱子「支離」。這乃是耗子眼裡看上帝的流行病——現在，陽明已有了「拉」朱子入伙、萬物皆備於我的意向。在他心裡埋下了為朱子作「晚年定論」的伏筆。

  他覺得朱陸之別只是像子路、子貢一樣同門殊科而已，若必欲分敵我、舉一個打一個，就太愚蠢了（這種強調對立的敵我意識、黨同伐異的門閥作風其實是一種專制病，凋敝學術誤盡蒼生）。他對朱子有無限的敬仰深情，絕不會再重複過去那種同室操戈的把戲，來故意抬高陸子，這有他平素對朱子的尊敬為證。但是朱學已大明於天下，普及於學童，已用不著他來特表尊崇。而陸學被俗儒誣陷為禪學、蒙不實之冤情已四百年了。沒有一個人站出來為他洗冤，若朱子有知，也不安心在孔廟受人供養矣。他深情地說：

  夫晦庵折中群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為己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

  朱陸之爭是後期儒學一大公案，王陽明不可能去做學案式的梳理，他認為那樣做是類似拔雞毛而不在咽喉處著刀，解決不了問題。他幹什麼都主張簡捷，但像他這樣單憑態度就要改變局面的做法，只能在中國師徒式教育中才可能有效。他最後也的確以他獨特的建樹大面積地改變了理學一統天下的局面。但清兵入關，需要馴服工具，強調個性、自我的心學歸於沉寂。尤其是康熙喜歡朱熹，推演出朱子學的全盛期。

  陸九淵不著書，主要靠自身修養立境界，靠門徒擴大影響。當時，他的學生有轉而跟了朱熹的，朱的學生也有轉而跟了他的。黃宗羲說，在徒弟互相轉來轉去這一點上，特別像王陽明、湛甘泉兩家。王、湛同屬大心學一脈，轉換師門，大路子不變。由此是否可以推測：朱陸兩家在當時人眼中可能也更多地看到了互補性，而非水火不容？

  朱子當年樹異於漢唐儒學的「家法」、樹異於宋朝的官方儒學，也是絕大的勇氣與改革。他為扭轉當時朝廷頒布的《十三經註疏》與王安石的《三經新義》而私下著《四書集注》，朱子所尊的程伊川之洛學，在當時也不是朝廷科舉所尊的官學正說。伊川在北宋、朱子在南宋都曾被朝廷當作偽學而加以禁止，還有人主張殺了朱熹以謝聖人的。陽明樹異於朱，返本於陸，只是糾偏治弊，主張在實踐中去落實那些義理，反對紙上空談義理，針對性極強，而且功不可沒。陽明為反對朱學造成的以章句訓詁之學取科舉功名的風氣，而創辦私學，注重實修德行，與當時的「應試教育」大異其趣，與當年朱子所為卻異曲同工，目的都是為了振興儒學。明末清初又有大師攻擊王學亡國敗教，又興起新的「樸學」來完成新一輪的推陳出新工作。

  一代有一代之學，江山代有才人出。批判並不是超越前人的唯一方法，整合消化才是成本最低的超越之道！

  其實，理學和心學都堅信通過個人修養能夠成為聖人，過上可以值得一過的生活；相信人性中的「超我」能夠戰勝「本我」。他們的不同是同中之異，理學講究讀書明理，心學講究明心見性，然而朱子也說「讀書只是第二義的事」，關鍵還是切己體驗聖學的道理，「向自家身上討道理」。無論是叫作「仁」還是「良知」，都是指人自身擁有價值自覺能力，每個人都可以通過正心、誠意等修養功夫得到它。運用這種能力就是個大寫的人，不運用這種能力就是普通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