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蔽解纏的實踐論

  並非因陽明不算特出的英雄，而是因為他並不符合現在的形勢需要，所以勉強恢復到貶謫前的官階，仍然是個主事，還是到南京去當備員，無實際職權。對已上了聖學軌道的他來說，能當官便運用權力行其「親民」之道，把「明德」在民間「明」起來。若不能當官便運用學說之思想威力，照樣可以「明明德」於全民全社會。陽明的氣節既來自這種「學」，也來自這種學給他的這種「能」。

  他十一月在北京看見黃綰有志於聖學，大為激動，他說：「此學久絕，子何所聞？」黃說：「雖粗有志，實未用功。」王說：「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

  黃是王的老朋友，來到王下榻的大興隆寺。王性喜住於寺院或道觀。劉瑾已成為「過去時」，王已游離這種濃雲濁霧之上。他現在只有一個興奮點，就是如何發明聖學。黃綰也以結識王為幸。他們又一起去找了湛甘泉。

  王、湛、黃三人傾心相談，這種「精神聚餐」美不可言。三人定「終身相與共學」。一向重視師友之道的陽明，現在找到了質量對等的朋友。黃此時尚弱一截，只是其誠可佳，至少眼下還沒有表現出「傾狡」（《明史》本傳的評語）的體段身手，還是誠心傾慕聖學的。他氣質中頗有「俠氣」，不傾注心力去經營升官發財，卻來跟著他們「蹈虛」。黃此時已是後軍都督府都事，是很能與上峰說上話的人了。就是他和湛說服了宰相楊一清，把王調回北京的。黃是個很有能量的人，也是個想有能量的人。在這一點上，他比王要「實」得多。

  陽明於辛未年（1510年）正月調任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雖然還是個主事，但吏部好於刑部，最關鍵的是在北京，他們可以早晚切磋、隨時交流了。湛在翰林院，清閒，王也是閒差。上班沒事時、下班以後、公休日，他們便相聚講論。黃宗羲在《明儒學案》「甘泉學案」中說：「時陽明在吏部講學，（甘）先生與呂仲木和之。」

  

  黃綰成了王這一時期論道的密友，也是他這一時期培養人才的重要收穫。這一時期的《京師詩二十四首》八題，其中兩題是寫給黃的，還有兩題是寫給湛甘泉的。黃是個很有主意的人，換句話說是個習染深厚、機深心深的人，易墮「悟後迷」。王跟他談道，用「減法」。一次，王因激動講得太多了，他說遇見這樣的對手，想不多也不行。他又自謙其中有許多造詣未熟、言之未瑩的地方。但大路子不差，是在做實功夫，他說的「實」恰恰是倫理功夫——在別人眼裡正是虛。他給黃介紹經驗：「思之未合，請勿空放過，當有豁然處也。」

  他借用佛教的「鏡喻」開導一位叫應良的人。但佛教用鏡子講性空，王卻用它講儒家的性有。王用佛說儒，大凡如此，如：「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才纖塵即見，才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全集》146頁）若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了。

  人都活在「纏蔽」中，主要是私意習氣將「仁體」遮蔽了。所謂減法就是去蔽。去蔽，也不能像朱子說的「格物」一樣，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那樣生也有涯，蔽也無窮，活到老格到老，也難說能否自見仁本體。就像海德格爾說的，去蔽就是造成引進陽光的空隙，形成陽光得以照進來的條件，從而使自身得以顯現，得到澄明。用王陽明的話說，去蔽找到人心的一點兒靈明，找到「發竅處」，這樣就可以「敞開」，找到萬物一體的相通處，從而獲至澄明之境。

  在王陽明的語境中，人心就是天地萬物本身得以顯現其意義的那個「發竅處」，那個引進光明的「空隙」，沒有它天地萬物也是蒙昧混沌的，從而毫無意義。

  王陽明的實踐論的核心就是從茫茫蕩蕩甚至渾渾噩噩的存有中剝出一點兒「空隙」來，進入那個「發竅處」，然後從發竅處得以窺見世界的真相、仁本體，獲至澄明之境。陽明常用的提法是：識破纏蔽。平日為事物紛挐，找不到自己。這種時候最好是先靜下來，收心守志，「減去」聞見習氣加給的纏蔽，把放逐於外的自我本心打撈回來。

  即將去南京當尚書的喬白岩來跟陽明論學。

  王說：「學貴專。」

  喬說：「是的。我少年時學下棋，廢寢忘食，不看不聽與棋無關的東西，三年國內無對手，確實是學貴專。」

  王說：「學貴精。」

  喬說：「確實，我長大以後學文詞，字求句煉，現由唐宋而步入漢魏矣。」

  王說：「學貴正。」

  喬說：「是的，我中年以後好聖人之道，悔學棋藝與文詞，但我無所容心矣，你說該怎麼辦？」

  王說：「學棋、學文詞、學道都是學，但學道能至遠大。道是大路，此外都是荊棘小路，很難走得通。只有專於道，才謂之專；精於道，才謂之精。專於棋藝，那叫專於『溺』。精於文詞，那叫精於『僻』。文藝技能雖從道出，但離道太遠，是末技。必須把意向調到道體本身來，才能做『惟精惟一』的實功：『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成。』」

  陽明下面的話是標準的哲學表達式：

  一，是天下之大本；精，是天下之大用。

  他又接著講了方法論：「能通於道，則一通百通矣。」

  他從來都認為：「性，心體也；情，心用也。」本來應該是體用一源的，但活在纏蔽中的人，卻因體用分離而深深地自相矛盾著。王認為任何人的性體本來都是善良的，但纏蔽的人找不到本性，從而表現為邪僻，而且世風墮落，「古人戒從惡，今人戒從善；從惡乃同污，從善翻滋怨；紛紛疾冒興，指責相非訕」。（《贈別黃宗賢》）正不壓邪，歪情遮掩了正性，自家找不到自家門。這時，誰來誠心向善誰就成了反潮流的大勇士。他認為黃綰就是這種卓越的勇士，是「奮身勇厥踐」的吾黨賢才。黑白本來不難分辨，只因人們著了私心己意，不肯廓然大公，遂是非顛倒，烏七八糟起來。

  用釋家的話來說，就是不論何種掛礙，都是由分別心而起，即不知轉不知化，遂不能轉不能化矣。他的《別方叔賢四首》詩證明，他此時又恢復了對仙釋二氏之學的濃厚興趣，可能是正為體證本心而在借他山之石：

  體論寂寂與惺惺，不妄由來即性情。

  笑卻殷勤諸老子，翻從知見覓虛靈。

  道本無為只在人，自行自住豈須鄰？

  坐中便是天台路，不用漁郎更問津。

  混用二氏的語言典故，追求心體的通脫無礙，真夠「化」得開的。這是他從「久落塵泥惹世情」中掙脫出來的見識，從染障中超拔出來的心境。還只是辦到「養真無力常懷靜」的分上，是在用減法，堅持「道本無為」，反對從知見覓虛靈。此時他還在補「小學一段放心功夫」，練習靜坐，所以有「坐中便是天台路」之句。冠蓋滿京華，他獨熱愛山水林泉、道觀寺院，「每逢山水地，便有卜居心」。二氏對他的吸引力是根深蒂固的。

  王此時的心性論，從形式上看與禪宗的心性論殊無二致，就像他的龍場悟道酷似禪宗的頓悟一樣，現在他的思維技巧超不過禪宗那套「明心見性」的路數：如他講的心鏡明瑩，不可昏蔽，心體本空，不可添加一物，對任何東西都應該過而化之，一塵不染，一絲不掛，無形無相，瞭然如空。若不能過而化之，便叫有執、有染、有相、有住，便是被纏蔽遮障了，從此迷頭認影，執相造業，墮入塵勞妄念之中，到處流浪。

  但是他反對佛之悟了以後一事不理，他說道家太自私止於養生，釋家「高明」但不能開花結果，從而不見實功真效——他那來自儒學的價值觀念所產生的意識形態追求，使他還要沿著「正心誠意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路子走下去。他講心應當澄清如明鏡是為了清除對治流行的精神污染，將這個心變成合乎天理的心才是他的目的。他的實踐論的本質是化人慾為天理的修養論。只是功夫路數與理學家不同，他強調天理不在外邊，就在心本體中。

  他更怕學生們「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所以，他的實踐論也是把雙刃劍，既要對治機深心深的遮蔽病，又要對治一空百了的蹈虛病。前者妨礙成聖，後者也同樣妨礙成聖。對治前者的辦法是：廓清心體，絲翳不留，使真性呈現，找到操持涵養之地。對治後者的辦法是：無中生有，再向裡邊用功，突破空虛，若放開太早、求樂太早，都會流為異端。他後來著重提出必須在事上磨鍊也是為此。

  陽明的實踐論就是認認真真地不欺心地修煉這個心本體。他現在心裡明白「只是一個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但還找不到簡易直接、不會滋生誤解的概念，還需要像居里夫人從幾十噸礦石和瀝青中提煉鐳元素一樣，去提煉心學的新概念。他的指向已經很清楚：人，是精神實體，而不是動物；所有的問題都是人願不願意成為一個真正的人、擁有一個明誠不欺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