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互補

  廬陵（今吉安）縣衙在府城南門的歐家祠路。出南門稍東，有白鷺洲，處贛江中心，洲上的白鷺洲書院是當時江南四大書院之一。陽明在裡面開闢了一個自己講學的場所。在城南二十五里有青原山靜居寺，今天還有陽明手書的「曹溪宗派」，落款居然是「樂山居士王守仁書」。青原寺內右側屋曾是朱子的講壇，稱青原書院。陽明也在青原書院講學。陽明離任後，他的大弟子鄒守益繼續在此講學。後來陽明的學生在寺的對面又建了一所陽明書院。

  此刻的陽明並沒有想到身後的盛名。他現在無悲喜反應，主於靜的修煉給了他一種定力，不再因外界的情形影響主體的狀態，他已找到了知行合一的那種根本感覺。把握了自己，這個世界就好把握了。他此時還未達純粹的「澄明之境」，但已能鑿壁偷光，看出這個世界的縫隙了。知道該怎樣應物而不傷自己——智慧是把雙刃劍，而自己要成為劍體本身。他算當了一回「具體而微」的小皇帝，將其所學也具體而微地運用了出來。

  他用的是儒家「風流而治」的辦法，張貼告示，起用三老，將行動規範廣而告之，做到的獎，做不到的罰。他在這個縣工作了七個月發布了十六個告示，不但使該縣由亂而治，還留下了許多歷久不衰的善政。其高超得力之處，在於以無厚入有間，用那把雙刃劍，既克治官府的擾民行為，也整治刁民的亂法勾當。「親民」，是為大多數人謀求最大的利益，而且是想辦法從根本上謀求長遠的利益。但陽明的身體不堪繁勞，不可能也沒想事必躬親。依靠誰的問題是中國人治社會行政的根本問題！他依靠由他慎重選擇的知禮有德的三老（老吏、老幕、老胥）。後來，他在江西和兩廣推行鄉約治村社。

  廬陵雖是小縣，卻是四省交通之樞紐。儘管曾是「文獻之地」，卻因世風不正，苛捐雜稅太多，民風大壞，盜匪繁衍，正不壓邪。官府有官府的問題，百姓有百姓的問題。他剛到縣衙，就給他來了一個下馬威：突然有上千鄉民擁入縣門，號呼動地。他也一時難以搞清他們到底要幹什麼，但很平靜，耐心聽懂了他們的要求，是要寬免一項徵收葛布的攤派。理由是本地不出產此物。他想，既然不出此物，上邊要得也沒道理，也不想激起民變，就同意了鄉民的請求。

  但他想此風不可長。為對付這個有名的「健訟」之區，他下的第一道《告諭廬陵父老子弟書》的主題，就是息訟。他說因為我糊塗，不能聽斷，且氣弱多疾，你們非重大事情不要來打官司。來告狀的只許訴一事，不得牽連，狀子不能超過兩行，每行不能超過三十字。超過者不予受理，故意違反者罰。號召謹厚知禮法的老者「以我言歸告子弟，務在息訟興讓」。

  告示發出，並不能立竿見影。能以健訟著名的地方的人哪會那麼好說話？輿論譁然，但他就是不「放告」——不開門受理官司，卻發了另外一個告示：現在，瘟疫流行，人們怕傳染，至有骨肉不相療顧，病人反而死於飢餓者。然後又歸咎於瘟疫，擴大恐慌。療救之道，唯在諸父老勸告子弟，敦行孝悌，別再背棄骨肉，將房屋打掃乾淨，按時餵粥藥。有這樣的能行孝義者，本官將親至其家，以示嘉獎。我現在正鬧病，請各位父老先代我慰問存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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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道德感動法大約見了效果，瘟疫也不可能一直流行。他便騰出手來用更大的精力去解決行政問題。他搞了調查研究，訪實了各鄉的貧富奸良，用朱元璋定的老辦法，慎重選定里正三老，讓他們坐申明亭，進行勸導。同時他又發了一個告示，說：我之所以不放告，並不是因病不能任事，而是因為現在正是播種季節，放告之後，你們牽連而出，誤了農時，終歲無望，必將借貸度日。而且一打官司，四處請託送禮，助長刁風，為害更大。你們當中若果有大冤枉事情，我自能訪出，我不能盡知者有鄉老據實呈報。他們若呈報不實，治他們的罪。我為政日淺，你們還不相信我。未有德治先有法治，我不忍心。但你們要是不聽我的，則我也不能保護你們了。你們不要自找後悔。

  這回，震動了他們。來告狀的有涕泣而歸者，在鄉下的有後悔盛氣囂訟者。監獄日見清靜。他還施行誣告反坐法，效果很好。亂鬨鬨的局面結束了，「使民明其明德」的親民治理法大見成效。

  他調過頭來，治理驛道，杜絕任何橫徵暴斂的行為。遍告鄉民，誰以政府的名義去鄉村私行索取，你們只把他們領到縣裡來即可，我自會處置。還移風易俗，杜絕任何神會活動，告訴百姓只要行孝悌，就會感動天地，四時風調雨順。他上任的這一年，亢旱無雨，火災流行。陽明像皇帝下罪己詔一樣，說是由於他不稱職，才獲怒神人，並齋戒省咎，停止徵稅工作，釋放輕罪的犯人。同時告誡全縣百姓「解訟罷爭，息心火，勿助烈焰」。他還告誡鄉民不要宰殺牲口喝大酒，以免觸怒火神。這是和董仲舒一樣的邏輯。

  他下令嚴防奸民因火為盜，勒令軍民清出火道來。居民夾道者，各退地五尺，軍民互爭火巷，他親去現場拍板。有人說他偏袒軍方，他說你們太小瞧我了，軍士亦我民也，他們比駐紮邊疆的吃苦少一些，但也半年沒口糧了。本官「平心一視」，對誰也不偏向。他還恢復了保甲制度以有效地控制盜匪的滋生和作亂。

  最難對付的是上邊。上邊一味追加攤派的名目和數額，搞得民情洶洶，他這個縣官實在是兩頭為難。他剛上任就碰到的那個麻煩事並沒完，吉安府派人下來捉拿管理徵收錢糧的小吏。因為此地從來不出產這種東西，鄉民怕成為「永派」才聚眾請願的。上次就是幾個主管的吏員賠了幾十兩銀子了事，現在跟百姓要，要不出來；再賠又賠不出了。不交，上邊就來捉人。這成何事體？他給府里打了報告，請求減免。上級若不寬免，將有可能激起大變。他很動感情地說：不但於心不忍，而且勢有難行。我無法稱職地完成任務。「坐視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時弊而不敢言」，「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以安處下位？」他懇求當道垂憐小民之窮苦，俯念時事之難為，寬免此項目。要抓人，就立即將我罷免，以為不職之戒。我「中心所甘，死且不朽」。

  王陽明考入仕版的中式文，就是論《志士仁人》，他是真把教養里的詞藻當真的人，這樣的人才能創立「知行合一」的理論體系。他的應試文居然這樣動真情：

  所謂志士者，以身負綱常之重，而志慮之高潔，每思有以植天下之大閒；所謂仁人，以身會天德之全，而心體之光明，必欲貞天下之大節。

  承擔綱常之重，「節」是根本。會天德之全，仰賴「氣」之正大發用。不要官的人才能當好官，自然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好官，未必是上司眼中的好官。晚明有人盛讚陽明的功業、氣節和文章並世無雙，其實氣節是樞機之所在。

  他個人當官的方式是漢代黃老派的汲黯式的「臥治」。基本上是足不出戶，四兩撥千斤，抓住扼要問題，以點帶面，攻心為上，感化優先，風流而治。但他還是覺得「煩」，不堪繁巨。有人嘲笑他像大姑娘。最後，他解嘲式地出來走走，也只是到本地的風光區遊覽、寺院中小憩一下。這跟他的身體狀況有關，也跟心態有關。他對塵世的繁華毫無興趣，也沒有一般當官即美的知覺系統。

  他總是焦慮，總難忘懷責任：「憂時有志懷先進，作縣無能愧舊交。」「身可益民寧論屈，志存經國未全灰。」他可惜自己這三年時間白耽誤了，現在「逢時」可以出來干點兒事情，但在那樣落後的地方，沒有學習，沒有進步——他每天都在追求日新日日新，正因此總覺得沒有長進。相反，那些故步自封的人卻總覺得自己天天天下第一。對自己不滿意的心學家才是真正的心學家——這是他與其沾沾自喜的後學門徒的根本區別之一。

  他的公館旁邊就是寺院，他理論上要排斥社會上崇拜佛老的風氣，內心裡卻喜歡寺院道觀的肅穆氣象。有一次，他去本縣的香社寺，本想去午休，結果寺院隆重其事，「佛鼓迎官急，禪床為客虛」。要拍大老爺的馬屁，他卻覺得很可笑。他感興趣的是山光水色，是花開花落所包含的生命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