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國史書的最初一部是《尚書》（《書經》）。這部史書是許多時代的文誥、誓語的總集。間有幾篇，為歷史家記述的文字，如《堯典》《禹貢》之類。間有幾篇，則於文誥之前，加以很簡略的記事，如《洪範》，於箕子說「洪範」之前，加以「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的一段話之類。相傳《尚書》為孔子所編定，內容原有百篇。經過秦代的焚書之禍後，僅存28篇。漢時，有伏生諸人傳授之。這28篇是《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及《秦誓》。這種文誥及記事所包含的時代，為自公元前23世紀（即堯時）至公元前627年（即周襄王二十五年）。但在實際上，他們的最早的作者卻絕不是生在公元前23世紀裡的，因為在《尚書》的第一篇《堯典》——即敘公元前23世紀裡的事的一篇史書——的開頭，它的作者便說：「曰，若稽古帝堯。」既曰：「若稽古帝堯」，可知作者的時代必離帝堯的時代很遠了。大約《尚書》里的第一位作者，或記載者，至早是生在公元前20世紀左右的。

  伏生所傳的《尚書》傳到了晉時，有名梅賾者，自稱又獲得「古文尚書」的一種。這一本《尚書》除了28篇與伏生所傳的相同外，又增多了《大禹謨》《五子之歌》等25篇，又從《堯典》中分出《舜典》1篇，從《皋陶謨》中分出《益稷》1篇，從《顧命》中分出《康王之誥》1篇，又將《盤庚》1篇，析為3篇，合共58篇。當時，並沒有什麼人懷疑它。宋人才對它生了疑問。到了清初，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一書，力攻它的偽造，而偽造的事實遂判定。

  次於《尚書》而產生的是《春秋》。據舊說，這部書是孔子根據「魯史」而編著的。它所記載的時代為自魯隱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1年，周敬王三十九年）。隔了三年，四月，時孔子死。《春秋》的文字極簡單，除了記載當時所發生的重大事件以外，並沒有什麼敘述。於是有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三人前後依它的原文，更作較詳細的記載或說明。但公羊高及穀梁赤二人所作的傳，僅注意於《春秋》的義例，詳細說明孔子的褒貶之意，而對於事實並不詳述。只有左丘明的傳，敘述事實很詳盡。左丘明的生平，沒有什麼記載留傳下來，據傳說，他是一個盲人。他的《春秋傳》，不唯供給許多歷史的事跡給史學家，且於文學上也有很大的影響。他的文字簡質，而敘寫卻極活躍，有時，也有很美麗的描寫，下面舉兩個例：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遍，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我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左傳·莊公十年》）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孔子的《春秋》，終於魯哀公十四年，左丘明的傳，則書孔子卒，直至哀公二十七年始告終止。

  記載自公元前990年（即周穆王十二年）至公元前453年（即周貞定王十六年）的諸國的史跡者，有《國語》一書。相傳這部書亦為左丘明所作。邱明作《春秋傳》意有未盡，「故復採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以為《國語》。」但有的人則以為左丘明並沒有著這部書。這部書的性質與《春秋傳》不同。《春秋傳》是編年的體例，《國語》則分國敘述。《國語》共有21卷，分敘周（3卷）、魯（2卷）、齊（1卷）、晉（9卷）、鄭（1卷）、楚（2卷）、吳（1卷），及越（2卷）八國的重要的史事。它在文學上亦有偉大的影響。現在舉一二個例在下面，以見，它的敘寫的一斑：

  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其智不足稱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夫舅犯見利而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其隨武子乎！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不阿而退。（《國語·晉語》）

  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勾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國語·越語》）

  繼續《國語》的體例，而敘三家分晉至楚漢未起之前的重要史事者，有《戰國策》一書。《戰國策》在文學上的權威，不下於《春秋》《左傳》及《國語》；大部分的讀者，且喜歡《戰國策》過於《左傳》與《國語》。在《戰國策》裡面，我們看不到一切迂腐的言論，與一切遵守傳統的習慣與道德的行動；這個時代是一個新的時代，舊的一切，已完全推倒，完全摧毀，所有的言論都是獨創的，直接的，包含可愛的機警與雄辯的；所有的行動都是勇敢的，不守舊習慣的，都是審辨直接的，利害極為明了的。因此，《戰國策》遂給讀者以一個新的特創的內容。它如一部中世紀的歐洲的傳奇，如一部記述「魏、蜀、吳」三國的史事的小說《三國志》，使讀者永遠地喜歡讀它。《戰國策》初名《國策》，或名《國事》，或名《短長》，或名《長書》，或名《修書》，卷帙亦錯亂無序。漢時，劉向始把它整理過，定名為《戰國策》，分之為33篇。所敘的諸國，為東周（1篇）、西周（1篇）、秦（5篇）、齊（6篇）、楚（4篇）、趙（4篇）、魏（4篇）、韓（3篇）、燕（3篇）、宋衛（1篇），及中山（1篇）。底下舉了它的三段文字，可以略見它的風格與內容的一斑：

  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戰國策·秦策二》）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為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盪而失水，則螻蟻得志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為？夫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戰國策·齊策一》）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知以武。雖無出兵甲，席捲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竊以為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窮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戰國策·楚策一》）

  除了上面的幾部史書以外，尚有《逸周書》《竹書紀年》及《穆天子傳》等幾部。

  《逸周書》的性質與《尚書》相同。相傳為晉時束皙所見之「汲冢書」之一。或謂此書非汲冢中所出，乃為孔子刪削《尚書》之所遺者。

  《竹書紀年》的性質，與《春秋》相同，記黃帝至周隱王之重要史事，文字極簡單，相傳亦為束皙所見之汲冢書之一。但後來的人也頗有疑其非汲冢的原本者。

  《穆天子傳》亦為汲冢中書之一。體裁與《尚書》《春秋》二書俱極異，乃敘周穆王遊行之事。《左傳》言：「穆王欲肆其心，周行於天下，皆使有車轍馬跡焉。」大約穆王的遊行天下的事，必為當時所盛傳者；所以有人記錄他的游跡，作為此傳。文字多殘缺。現在錄其一節如下：

  庚戊，天子西征，至於玄池。天子休於玄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天子乃樹之竹，是曰竹林。癸丑，天子乃遂西征。丙辰，至於苦山西膜之所茂苑。天子於是休獵，於是食苦。丁巳，天子西征。己未，宿於黃鼠之山西□，乃遂西征。癸亥，至於西王母之邦。

  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組三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自出。道里悠遠，小川閒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西王母又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為群，於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天子遂驅升於弇山，乃記名跡於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穆天子傳》）【註：文中出現的□，原文即是如此。】

  像穆王這樣的週遊天下，遠適荒僻，是中國的人民所甚為驚奇不置的，所以當時關於這一件事的傳說，流傳各處。《列子》書中亦有《周穆王》1篇，所敘之事，亦與此傳大體相同。這一部書，對於考察古代中國的地理產物也極有用處；它的體例又是古代的史書中之最特創的。

  尚有《越絕書》《吳越春秋》及《晉史乘》《楚史檮杌》諸書，大概都是纂輯古書中的記載而為之的。

  《越絕》記越王勾踐前後的事，相傳為子貢撰，或子胥所為，俱為依託之言。或斷定為漢時袁康、吳平所撰。

  《吳越春秋》敘吳、越二國之事，自吳太伯起至勾踐伐吳為止。亦為漢人所作。（《古今逸史》題為漢，趙曄撰。）

  《晉史乘》及《楚史檮杌》二書，則歷來書目俱不載，至元時乃忽出現。顯然是好事者所偽作的。二書前有元大德十年吾邱衍序，以為此二書乃他所發現，實則即他自己輯集《左傳》《國語》《說苑》《新序》及諸子書中關於晉、楚的記事而編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