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長沙搶米風潮萊陽抗捐鬥爭

  義和團運動被鎮壓以後，帝國主義利用《辛丑條約》所搶到的一些權利，爭先恐後地在中國搶著修鐵路、辦工廠、開銀行，無孔不入地壓榨中國人民。清政府這時候已經徹底變成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它對外要賠款還債，對內要練兵籌餉，於是捐外加捐，稅外加稅，瘋狂地進行搜刮。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剝削下，廣大人民實在被逼得無法生活，只好起來反抗。在辛亥革命爆發前十年間（1901—1910），全國各地曾經多次掀起了大大小小各種形式的反侵略、反壓迫的鬥爭。據不完全統計，1905年，各地人民的反抗鬥爭共計九十餘次，1906年驟增到一百六十餘次，1907年又增加到一百九十餘次，到了1910年，達到了二百九十餘次。風起雲湧的「抗捐」「抗稅」「搶米」的風潮，就是各種形式反抗鬥爭的一部分。從1907年到1910年，僅僅在長江中下游，這種鬥爭就達八十多起。其中以1910年湖南長沙的搶米風潮和山東萊陽的抗捐鬥爭的規模最大。

  1909年（宣統元年），湖南遭到水災和旱災，糧食歉收，災民達十餘萬人。廣大人民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剝削壓迫下，豐年尚難一飽，遇到水旱災荒，生活就完全陷入了絕境。許多人賣兒賣女，許多人因饑寒疾病而死，景象十分悽慘。反動統治者不但不加救濟，反而趁火打劫，加緊剝削。如安鄉縣令趙廷泰，竟以救災為名，喪心病狂地把五千石平糶（tiào）糧全部按高利貸放出，每石收息二斗；長沙有一個大地主，甚至把農民積蓄備荒的賑糶捐款十七萬兩全部私吞。一些官紳富商以及外國洋行也是個個囤積居奇，搶購糧食，哄抬糧價。平時一二千文一石的大米，一下子漲到七千文一石，最高的時候達到了八九千文一石。廣大人民掙扎在死亡線上，可是湖南巡撫岑春蓂還說：「一升米八九十錢，何足為奇？」大地主葉德輝，家裡囤有積穀一萬餘石，每天請客歡宴，賦詩飲酒，照舊逍遙自在，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

  1910年4月12日，長沙城外有一鄉民，只有七十文錢，買不到一升米，憂憤交集，全家四口投河自殺。這件事立即激起了群眾的悲憤，當時就有一二百人聚集起來，湧向長沙城內，向官府要求開倉平糶。清朝官吏先是欺騙，後來就實行武裝鎮壓，有幾十人橫遭殘殺，三十多人被捕。但是，血腥屠殺並沒有嚇倒已經起來進行鬥爭的群眾；恰恰相反，人們更被激怒了，參加鬥爭的人也越來越多，很快就達到兩萬餘人。他們懷著仇恨和反抗的心情，搗毀碓房、米店、錢莊、稅卡，以至外國領事館、洋行、教堂，並且放火燒巡撫衙門，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鬥爭。最後，清政府出動了水陸大軍，英、美、法、日、德等帝國主義也紛紛從上海等地調來軍艦，幫同進行更大規模的屠殺，甚至向這些赤手空拳的群眾開炮轟擊，才把這次風潮鎮壓下去。長沙群眾這一反抗鬥爭，給了清朝統治者和帝國主義沉重的打擊，迫使清政府下令撤換了有關官吏，開倉平糶，對湖南人民做了一些讓步。這顯示了人民群眾英勇鬥爭的偉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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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年萊陽群眾的抗捐鬥爭，也是由於群眾不堪忍受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引起的。

  山東和全國各地一樣，苛捐雜稅，多如牛毛，加上貪官污吏層層加派，額外勒索，廣大人民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非常痛苦。

  1909年，贓官朱槐之當上了萊陽縣令，這個剝削鬼上任以後，就和當地的大地主勾結起來，藉口興辦「新政」，加捐加稅，搜刮民脂民膏。他們不但任意增加稅額，而且在已經十分繁重的正稅、雜稅之外（當時的雜稅已有地畝捐、契紙捐、戶口捐、人口捐、學捐等），又挖空心思，巧立名目，增加了許多捐稅，如什麼油房捐、戲捐、鋪捐、草帽捐、騾馬捐等。在這樣殘暴的掠奪下，階級矛盾日益尖銳，人民群眾對貪官污吏、惡霸土豪，莫不咬牙切齒，痛恨到了極點。

  1910年春天，萊陽因霜成災，而地主劣紳卻乘機大量囤積糧食，官府照舊逼交各種捐稅，農民為了應付捐稅，準備動用備荒的積穀，但積穀已為以朱槐之為首的官僚豪紳把持侵吞。這樣，本來已經被逼得無路可走的農民群眾，懷著新仇舊恨，在聯莊會首領曲詩文的領導下，以清算積穀、反對濫加捐稅為號召，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抗鬥爭。

  這次鬥爭從5月開始，堅持了將近三個月之久。參加的群眾由最初的五六千人，發展到四五萬人之多。朱槐之雖然用欺騙、拖延、武力鎮壓等各種手段，企圖瓦解和消滅農民的反抗，但廣大群眾一直堅持鬥爭，沒有動搖。他們拿起了鐮刀鋤頭，梭鏢土槍，組成了革命的武裝，和反革命武裝英勇搏鬥。他們圍縣署、搗大戶、捉富豪，給封建勢力以很沉重的打擊。後來清朝統治者從各地增調了大批軍隊，用巨炮猛烈轟擊，濫肆屠殺，這一次氣勢磅礴的自發武裝鬥爭才失敗了。

  （鄭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