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觀聲浪里的樂觀 / 胡適

  雙十節的前一日，我在燕京大學講演《究竟我們在這二十三年裡幹了些什麼？》各報的記錄，都不免有錯誤。我今天把那天說的話的大意寫出來，做一篇應時節的星期論文。

  我們在這個雙十節的前後，總不免要想想，究竟辛亥革命至今二十三年中我們幹了些什麼？究竟有沒有成績值得紀念？在這個最危急的困難時期里，我們最容易走上悲觀的路，最容易灰心短氣，只覺得革命革了二十三個整年，到頭來還是一事無成，文不能對世界文化有任何的貢獻，武不能抵禦一個強鄰的侵暴，我們還有什麼興致年年做這樣照例的紀念？這是很普遍的國慶日的感想。所以我覺得我們不肯灰心的人應該用公平的態度和歷史的眼光，來重新估計這二十三年中的總成績，來替「中華民國」盤一盤帳。

  今日最悲觀的人，實在都是當初太樂觀了的人。他們當初就根本沒有了解他們所期望的東西的性質，他們夢想一個自由平等，繁榮強盛的國家，以為可以在短時期中就做到那種夢想的境界。他妄想一個「奇蹟」的降臨，想了二十三年，那「奇蹟」還沒有影子，於是他們的信心動搖了，他們的極度樂觀變成極度悲觀了。

  換句話說：悲觀的人的病根在於缺乏歷史的眼光。因為缺乏歷史的眼光，所以第一不明白我們的問題是多麼艱難，第二不了解我們應付艱難的憑藉是多麼薄弱，第三不懂得我們開始工作的時間是多麼遲晚，第四不想想二十三年是多麼短的一個時期，第五不認得我們在這樣短的時期里居然也做到了一點很可觀的成績。

  如果大家能有一點歷史的眼光，大家就可以明白這二十多年來，「奇蹟」雖然沒有光臨，至少也有了一點很可以引起我們的自信心的進步。進步都是比較的。必須要有歷史的比較，方才可以明白那一點是進步，那一點是退化。我們要計算這二十三年的成績，必須要拿現在的成績來比較二十三年前的狀態，然後可以下判斷。這是歷史眼光的最淺近的說法。

  上星期教育部長王世傑先生在他的廣播演說里，談到這二十三年裡的教育進步，他說：拿民國二十三（一九三四）年來比民國元年，小學生增多了四倍，中學生增加了十倍，大學及專科學校學生增加了差不多一百倍。這三級的數量的太不相稱，是很不應該的，是必須努力補救糾正的。但這個歷史統計的比較，至少可以使我們明白這二十三年中，儘管在貧窮紛亂之中，也不是沒有驚人的進步。

  二十三年中教育上的進步，不僅僅是王世傑先生指出的數量上的增加而已，還有統計數字不能表現出來的各種進步。我們四十歲以上的人，試回頭想想二十多前的中國學校是個什麼樣子。二十五六年前，當我在上海做中學生的時代，中學堂的博物，用器畫，三角，解析幾何，高等代數，往往都是請日本教員來教的。北京，天津，南京，蘇州，上海，武昌，成都，廣州，各地的官立中學師範的理科工課，甚至於圖畫手工，都是請日本人教的。外國文與外國地理歷史也都是請青年會或聖約翰出身的教員來教的。我記得我們學堂里的西洋歷史課本是美國十九世紀前期一個託名「Peter Parley」的《世界通史》，開卷就說上帝七日創造世界，接著就說「洪水」，卷末有兩頁說中國，插了半頁的圖，刻著孔夫子載著紅纓大帽，拖著一條辮子！這是二十五年前的中國學堂的現狀！現在我們有了一百十一所大學與學院了，這裡面，除了極少數之外，一切學系都是中國人做主任做教員了；其中有好幾個學系是可以在世界大學裡立得住腳的；其中也有許多學者的科學成績是世界學術界公認的。這不能不算是二十三年中的大進步吧？

  

  試再看看二十五年前中國小學堂里讀什麼書，用的什麼文字。我在上海（最開通的上海！）做小學生的時候，讀的是古文，一位先生用浦東話逐字逐句地解釋，其實是翻譯！做的是《孝弟說》《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義》《漢文帝、唐太宗優劣論》。後來新編的教科書出來了，也還是用古文寫的，字字句句都還要翻譯講解。民六以後，始有白話文的運動。民九以後，北京教育部始命令初小第一二年改用國語。民十一以後，小學與中學始改用國語教本。我們姑且不談這十六七年中的新文學的積極的絕大成績。我們試想想每年一千一百萬小學兒童避免了的苦痛，節省了的腦力，總不能不說這是二十年來的一大進步吧？

  試再舉科學研究來做個例。辛亥革命的時候，全國沒有一個科學研究的機關，這是歷史的事實。國內現在所有的科學研究機關——從最早成立的北京地質調查所，到最近成立的中央研究院——都是這二十年中的產兒。二十年是很短的時間，何況許多科學研究所與各大學的科學試驗室又都只有四五年的歷史呢？然而在這短時間內，在經費困難與時局不安定之下，我們居然發展了不少方面的科學。在自然科學的方面，地質學與古生物學的成績是無疑的趕過日本的六十年的成績了；生物學，生理學，藥物化學，氣象學，也都有了很顯著的成績。在歷史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方面，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在考古學上的工作，地質調查所在先史考古學上的工作，北平社會調查所與南開經濟學院在經濟社會方面的調查工作，也都在短時期中做出了很大的成績，得到了世界學人的承認。二十年中有了這些方面的科學發展，比起民國初元的貧乏狀態來，真好像在荒野里建造起了一些瓊樓玉宇，這不可以算是這二十年的大進步嗎？

  這樣的歷史比較，是打破悲觀鼓舞信心最有效的方法。即如那二十年中好像最不爭氣的交通事業，如果用歷史眼光去評量，這裡那裡也未嘗沒有一點進步。我們從徽州山里出來的人，從徽州到杭州從前要走六七天，現在只消六點鐘了，這就是二十四倍的進步。前十年，一個甘肅朋友來到北京，走了一百零四天；上星期有人從甘肅來，只消走十四天了；今年年底，隴海路通到了西安，時間更可以縮短了。

  但這二十三年中最偉大而又最容易被人忽略的進步，要算各方面的社會改革。最明顯的當然是女子的解放。在身體的方面，現在二十歲左右的中國女子不但恢復了健全的人樣，並且漸漸地要變成世界上最美的女性了。在教育的方面，男女同學的實行不過十多年，現在不但社會默認為當然，在校的男女學生也都漸漸消除了從前男女之間那種種不自然的醜態。此外如女子的經濟地位與法律地位的抬高，如女子參加職業和社會政治事業的人數的加多，如婚姻習慣的逐漸變更，如離婚婦女與再嫁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的改善，這都是二十年來中國社會的大進步。

  我記得在民九的前後，四川有一個十九歲的女子殺了她的「十不全」的殘廢丈夫，她在法庭上的自辯是：「我沒有別的法子可以避開他！」四川的法院判了她十五年的監禁。這個案子詳到司法部，部里的大官認為判得太輕了，把原審法官交付懲戒。有一天，在一個席上，一位有名的法學家（那時是法官懲戒委員會的會長）大罵我們北京大學的教授，說我們提倡打倒禮教，所以影響到四川的法官，使他們故意寬縱這樣謀殺親夫的女人！然而十年之後，國民政府頒布的新刑律與新民法，有許多方面比我們在民八幾年所夢想的還要激進得多了。時代變了，法學家也只好跟著走了。

  總而言之，這二十三年中同然有許多不能滿人意的現狀，其中也有許多真正有價值的大進步。革命到底是革命，總不免造成一些無忌憚的惡勢力，但同時也總會打倒一些應該打倒的舊制度與舊勢力。有許多不滿人意的事，當然是革命後的紛亂時期所造成的，所以我們也贊成「革命尚未成功」的名言。但我們如果平心估量這二十多年的盤帳單，終不能不承認我們在這個民國時期確然有很大的進步；也不能不承認那些進步的一大部分都受了辛亥以來的革命潮流的解放作用的恩惠。明白承認了這二十年努力的成績，這可以打破我們的悲觀，鼓勵我們的前進。事實明告我們，這點成績還不夠抵抗強暴，還不夠復興國家，這也不應該叫我們灰心，只應該勉勵我們鼓起更大的信心來，要在這將來的十年二十年中做到更大什佰倍的成績。古代哲人曾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悲觀與灰心永遠不能幫助我們挑那重擔，走那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