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自省 /

  一晃兒竟然成為一個八旬老人了，連自己都覺得難以相信。現在再下農場或幹校去幹活，估計肩不再能挑，鋤頭也掄不動了。可是精神上，我並沒有老邁感。上樓梯我不喜歡別人攙扶，早晨鬧鐘一響，我還是騰地就爬了起來。聽力視力都未大衰退，腦子似乎和以前一樣清楚：對身邊和身外的一切隨時隨地都有反應；忽而緬懷如煙的往事，忽而冥想著未來。我有位老堂姐，她六十多歲就糊塗了，耳不再聰，眼不再明。我老是怕自己也會變得痴呆。謝天謝地，我還這麼清醒著，但願能清醒到最後一刻。

  讀外國文學時，我常留意他們對生命所做的比喻。有的比作浮在水上的一簇泡沫，有的比作從含苞到敗謝的花。我大概還是受了「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的影響，總把生命看作一次旅行。有的旅客走的是平坦大道，有的則一路坎坷不平。回首這八十年我所走過的路：童年和中年吃盡了苦頭，然而青年和晚年，卻還順當。晚景更為重要，因為這時期胳膊腿都不靈了，受苦的本事差了。我慶幸自己能有一個安定舒適的晚年。現在回顧這段旅程，認識到我算不上是勝利者，然而我很幸運。

  人入老境，由於生理上的衰微，節奏自然就放慢了，三十歲以前，我喜歡蹦著走路。六十歲以前，我上樓梯時還經常一步上兩個階磴。如今，我不但一磴磴地上，而且還手不離扶手。尤其遇上摸黑——我住的這幢樓，過道總是漆黑一團——我就更加抓緊那扶手，生怕一失足成千古恨。

  這也代表一種心態：一生跟頭栽夠了，就怕再栽。因為知道這把年紀經不起了，萬一栽了，休想再爬起來。

  七十年代末，老友巴金曾寫信要我學得深沉些。另一老友則送了我八個大字：居安思危，樂不忘憂。我覺得這十年是變得深沉了些，也踏實了些。歷盡滄桑後，懂得了人的際遇隨時可以起驟變。在階級社會裡，座上賓和階下囚隨時可以顛倒過來。因而一方面對事物不輕率發表意見（有時甚至在家務瑣事上，潔若都嫌我吞吞吐吐，模稜兩可），但另一方面，自己也不會為一時享受的殊榮而得意忘形。

  

  一九七八年我曾發誓要跑好人生這最後一圈。如今，這一圈已跑了大半，離終點不會太遠了。前年，重慶出版社要我就這十年的寫作，編個選集。經過淘汰，竟然還剩下三十六萬字。倘若加上回憶錄《未帶地圖的旅人》那三十五萬字，竟然又寫了七八十萬字。自己翻了一下：儘管一直銘記那些告誡，我對生活還是發了言，有的未必合口徑。然而我居然能安然無恙至今，證明八十年代的中國畢竟與五六十年代的還是有所不同。我慶幸自己在掌握分寸之餘，還是堅持了言必由衷的原則，沒寫讓自己事後臉紅的什麼。

  這十年，生活水平是大大提高了。也許離死亡更近了，對有些——尤其物質方面，我看得淡了。春間龍應台女士來訪，見到我的洗澡間，事後告訴朋友，說她在北京期間最難過的一件事是我不得不住在這樣的條件下度晚年。她走前又來告別，我便向她解釋說，我目前的生活水平在知識分子中間是中等偏上的。領導曾再三表示要進一步為我提高，但我不想讓自己的生活水平脫離國情。有些人儘量住得寬是為了留給子女和孫輩。至於我的子女，在他們幼小時，我盡到了心。長大了，他們應自己闖去。我是一個人闖出來的。

  人這一生，要過許多關，其中之一是子女關。我看到不少人自己廉潔正派，可輪到為子女奔職業，奔這奔那時，就什麼也不顧了。

  儘管一九五七年後我們的處境很惡劣，我和潔若還是不遺餘力地培育了孩子。尤其那困難的三年（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對高級知識分子補貼的營養品我們都輪不上，潔若就把每月配給來的有限的一點糖和油都儘量留給孩子吃，我也當然配合。「文革」期間當周圍的紅色海洋幾乎把我們淹沒，除了那本小紅書什麼也不許看時，我仍督促他們畫中外歷史紀年表和世界地圖，啟發他們對大小環境的認識。工資降了好幾級，僅夠餬口了，我們還省吃儉用，為他們買鋼琴，買畫箱、顏料和畫板，帶他們去音樂會聽貝多芬，去公園寫生。

  當然，我們也感激他們。當我的右派身份在孩子面前暴露無遺，他們眼看著我掛了黑牌跪在自家院中挨斗時，他們非但沒像旁人家的一些子女那樣為了表示自己立場堅定，揭發、唾罵甚至毆打、背棄我們，而且個個都分擔了我們的屈辱，骨肉之情始終也沒割斷過。如今，我高興他們都是要強的孩子，各自走上人生的征途，沒有依賴思想。

  我一生在愛情方面，經歷也是曲折的。十八歲在汕頭教書時愛上一位大眼睛的潮州姑娘。當時她和我一樣赤貧。我們並肩坐在山坡上，望著進出海港的遠洋輪，做過一道去南洋漂泊的夢。這因緣終於被曾經資助過她上學的一位大老財破壞了。二十九歲時，我又在九龍遇上一位女鋼琴家，一見鍾情。當時，我已同小樹葉在一起了。斬不斷，理還亂，我只好隻身赴歐洲了事。一九四四年巴黎解放後，我才曉得小樹葉和女鋼琴家均已各自同旁人結婚，並有了娃娃。我跌入感情的真空。一九四六年又在江灣築起一個小而舒適的家，然而這個家很快就被一個歹人拆散了。那是我中年所遭受的一次最沉重的打擊。

  在這方面，我總歸是幸運的，因為我最後找到了潔若——我的索爾維格。結縭三年，我就背上了右派黑鍋。倘若她那時舍我而去，也是人情之常，無可厚非。但是她「反了常」，使得我在凌辱之下有了繼續活下去的勇氣。我在《終身大事》那十篇小文中，曾總結過自己的戀愛觀。共福共榮容易，共患難共屈辱方可見到人與人之間感情的可貴。

  把人生看作一次採訪這一觀點，在某種程度上能幫助人隨遇而安。我認為這是生存本領的基本功。

  有人認為一九五七年我被迫放下筆桿，發配到農場，赤著足在田裡插秧拔草的期間，一定苦不堪言。其實，我大部分時間還是笑嘻嘻地活過來的。要了解人生，不能老待在上層，處處占著上風。作為採訪人生的記者，酸甜苦辣都應嘗嘗。住在「門洞」的那六年，每晨我都得去排胡同里的公廁，風雨無阻。那些年月，我並未懷念抽水馬桶的清潔便當。那公廁是一溜兒五個茅坑。我的左右不是蹬三輪的，看自行車的，就是瓦匠木工，還有北京飛機場的一位機械工。蹲在那兒聽他們聊起來可熱鬧啦，有家長里短，有工作上的苦惱。周作人譯過日本江戶時代作家式亭三馬的代表作《浮世澡堂》《浮世理髮館》，作者通過出入於江戶（東京舊稱）一家澡堂和一座理髮館的男男女女的對話，反映了世態；我呢，那幾年是把上公廁當作了一種社會考察的場地。

  年輕時，有些朋友認為只有從軍才能救國，於是投了黃埔。我老早就知道自己不是個軍人材料。在輔仁大學讀書時，每逢參加軍訓，我站隊總也站不齊，開步走時，常分不清左右。一九三二年，一位西班牙朋友從《輔仁雜誌》上看到我英譯的《王昭君》，就和我通上信，後來他提議同我搞點商業。他寄給我一批刮臉刀，要我給他寄去幾副宮燈。他那裡賺了錢，可我的刀片卻統統送掉了。我知道自己也不是經商的材料。一九三四年傅作義將軍聽說我是蒙古族，又有體驗草原生活的願望，就邀我去內蒙古當個小官，而且當官之前還得先加入國民黨。這下可把我嚇壞了，就趕緊進了無黨派的《大公報》。同樣，一九四七年南京的中央政府通過《大公報》胡霖社長邀我去倫敦，接替葉公超任文化專員，我也是死命不干。幸好，胡老闆那時也不肯放。在色彩當中，我更喜歡素淡，討厭大紅大綠。在政治運動中，我傾向於站得遠一些。我詛咒「文革」，不僅由於他們打砸搶殺，我也厭惡他們用的語言。對不順眼的，動不動就「炮轟」「油煎」「千刀萬剮」，對擁護的，一個「萬歲」還不夠，要喊「萬萬萬歲」。我能理解革命小將那時的激情。一九二五年北平學生抗議英國巡捕在上海南京路上槍殺中國工人和學生時，我何嘗不也那麼激烈過。可是經過這幾十年對人世的體驗，我對人對事寧願冷靜地分析，而不喜貿然下結論。像這樣強調冷靜客觀，註定了我不是個革命家的材料。

  就是在文學上，我對自己的才具也還有點自知之明。三十年代一直想寫寫長篇。一九三八年《夢之谷》脫稿之後，我就發誓不再寫長篇了。我自知在一塊小天地里還能用心經營，卻駕馭不了大場面。但我總盡力把自己的職業文字寫好。我高興一九三五年踏訪魯西水災時寫的《流民圖》至今猶有人看，有的還被選入教科書。十五年間（一九三五—一九五○）在《大公報》上發表的大量通訊特寫，儘管不少是在雞毛小店的油燈下或大軍行進中趕出來的，但那都灌注了自己的心血。

  我平素喜讀諷刺小說。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在上海時，試寫過一些。一九四九年以後，我翻譯了諷刺小說《好兵帥克》《大偉人江奈生·魏爾德傳》以及加拿大里柯克的一些小品。但每當我手癢想自己寫寫時，我總立刻把它管住。然而至今我仍認為一個沒有諷刺文學的社會，猶如一位閨秀手裡沒有一面鏡子。那樣，儘管她的脂粉可以抹得老厚，卻看不到鼻間耳際的污垢。

  寫諷刺文學經常要冒為新社會抹黑的危險，正如寓言難免有影射的嫌疑。我原希望自己的一個孩子學地質勘探，但他還是選上了文學。我說，非要搞文學不可，就搞古典文學。

  我很尊崇詩歌，認為那是文學的精髓。然而我很早就發現自己缺乏詩才。我喜歡讀詩，但平生沒寫過一行。我認為詩應比小說散文更高深洗鍊，更有餘味，絕不是分了行就成為詩。從一開始寫作我就告誡自己：要使自己的抒情文字多些詩味，可千萬不要用分行來冒充詩。

  我曾對西方的現代派文學下過點傻功夫，但有些尖端，依我看是死胡同。我是三十年代在文學研究會的影響下開始寫作的。在文學上，我是個保守派，但我希望永不做頑固派。我不贊成設禁區，主張允許一切新的探索。

  我最引以自豪的，就是自從走上創作道路，我就徹底否定了自己有什麼天才，懂得一切都只能靠嘔心瀝血，憑著孜孜不倦的努力。

  我經歷過十分惡劣的社會環境，但一九三五年走入社會後，尚懂得潔身自好。單身漢時，宿舍里頗有些吃喝嫖賭的風氣。當時我們四個大學畢業生卻抱作一團，業餘只踢踢足球，沿著馬場道散散步。麻將我不會打——一九三九年在赴英的輪船上，一位熱心的法國乘客怎麼教也沒把我教會。

  當然，我也有不少癖好。自一九四二年起，我就迷上了西洋古典音樂。「文革」浩劫中，最傷心是我從國外辛辛苦苦搜集來的數百張唱片被一股腦兒抄走。現在，我的枕畔，書桌前，飯桌旁，均放著收錄機。我也有幾盤歐洲歌劇的錄像帶。閒時還敲敲潔若三年前從東京給我帶回來的電子琴。

  說起這些癖好，我不能不感謝一九七八年以來這裡所發生的巨變。「文革」十年中，聽外國音樂就是洋奴，養花草就是修正主義，打太極拳更是活命哲學。當然，一九七八年的巨變還遠遠不僅在准許養花聽音樂上。對我來說，儘管失去的年華找不回來了，我卻恢復了人的尊嚴，重新獲得了藝術生命。同時，三十年來被當作毒草踩在腳下的全部作品，都重見天日。對一個搞了一輩子文字工作的人來說，這確實是一次翻身解放。在這方面，我可以說是塞翁失馬。倘若我沒從一九四九年就被打入冷宮，而也成了紅人，想必也會奉命寫下不少捧這個批那個，歌頌三面紅旗等使自己今天看了都會臉紅的貨色。在這方面，我是幸運的。

  常有人用假定的語氣問我：平生有什麼可悔恨的。我這人太講實際，一向認為悔恨是一種徒然的——甚至是沒出息的情緒。人生就是在白紙上寫黑字。若用鉛筆寫，還可以擦掉，然而不可能老用鉛筆寫，而且那樣的人生也太乏味了。總有些場合非用毛筆寫不可。一經寫下，就再也擦不掉，拙劣的糊上一層紙，痕跡也依然留在那裡。有些人喜歡往上糊紙，左一層右一層地糊。我不。因此，我對於一生在十字路口上所做的選擇，從不反悔。

  青少年時，我也有過「大同世界」的理想，仿佛一旦把地球上一切反動階級、反動勢力都打倒之後，一個人人豐衣足食、個個自由平等的烏托邦就將出現在地平線上。從此，地球就變成了樂園。那時也曾以為地球盡頭有像佛教的極樂世界那樣一座樂園，那裡再也沒有剝削與壓迫，煎熬與流血。人人都無憂無慮，自由平等。

  人到老年，幻夢少了，理想主義的色彩淡了。然而我仍堅決相信這個世界總的趨向是會前進，不會倒退。它前進的路程是曲折的，有時或局部上還會倒退。但整個人類歷史向我們表明，社會總是從不合理走向合理，從少數獨裁走向多數的民主。凡迫使世界倒退的，終必一敗塗地。

  我就是靠這一信念活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