蕺山之學

  如上所述，以顧、高為中心的東林學，是經由王學的新朱子學；劉蕺山之學，則可以說是經由朱子學的新王學。他起初曾師事湛門派的許敬庵，以程、朱的刻苦居敬為學之要，但後來以身心收斂的靜存為主而提倡「慎獨」說，晚年則建立起以「意」為心之體的獨特的「誠意」說，從而大大展拓出儒學的新生面，為近世儒學史增添了絢麗的光彩。他對王學是持批判態度的，但他的「誠意」說，實際上是受到了王學秘蘊的啟迪而形成的。(8)

  黃宗羲在評價蕺山之學時說過：「蓋先生於新建之學凡三變：始而疑，中而信，終而辯難不遺餘力，而新建之旨復顯。」（《南雷文案撰杖集·子劉子行狀》）「忠正（蕺山）乃文成之功臣。」（《南雷文案》卷3，《師承》）「蓋無忠正，則無以彰文成剔抉之苦心。」（同上）[22]

  據《劉子年譜》（《劉子全書》卷40）記載，蕺山最初懷疑王學，是因為發現它近於禪；中年信奉王學，那是因為信其為聖學；晚年辯難不遺餘力，則是因為認識到陽明以孟子之良知解《大學》，專在念起念滅上用功為事，全然不顧《大學》「知止」這一關，從而使自己陷於粗淺。他不過是從懷疑到信奉，又從篤信到真切辯難罷了。蕺山表述了這樣的思想：用玄妙之說稱讚陽明的世人，並不真正了解陽明。由此可見，蕺山之學乃是新王學。

  只有比其師更接近於王學學風的黃宗羲，才對蕺山的「誠意」說與陽明的「致良知」說的共同性做了論述。不過清代的朱子學者陸稼書，把蕺山的「誠意」說與陽明的「致良知」說放在一起加以攻擊，詆毀它們是玩弄昭昭靈靈虛體的佛教的改頭換面之說（參見《松陽講義》卷1）。

  此外，蕺山的「誠意」說還與王門泰州派的王一庵的「誠意」說有相通之處，這也許是受了一庵的影響，也許是由於蕺山的獨創意識。其中之原委尚未弄清(9)。

  蕺山與東林名儒尤其是高景逸、劉靜之，以及湛學派的馮少墟和王學派的陶石簣、鄒南皋等都是摯交，曾與他們相互切磋學問、激勵講學。對於東林諸儒，他曾上疏皇上為其辯護；入朝廷後，他又藉助正學輔佐君主，治理國家；在家國覆滅之際，他則挺身盡忠，並隨同家國的滅亡、國土的喪失而絕食殉節。他說過：「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在臨終之際，他又說：「胸中自有萬斛淚，半灑之二親，半灑之君上。」有人問：「先生此苦奈何？」他便指其心曰：「孤忠耿耿。」

  那麼，蕺山在臨終時的心境，與高景逸所謂的「心如太虛，本無生死」的心境，是否有印合之處呢？

  對這種質問，蕺山回答說：「微不同。非本無生死，君親之念重耳。」（《劉子全書》卷40，《年譜下》）由此足見蕺山的學力之真切。湯潛庵在評價蕺山時說過：

  竊以（蕺山）先生忠誠憂國，似司馬君實（司馬光）；奏對詳明，似陸敬輿（陸贄）；骨鯁清直，似汲長孺（汲黯）。雖未盡其用，但大疑大案，據經廷諍。維持國體，保護正人，世道人心，補益宏多。其學辨析義理之幾微，究極天人之奧密，此孔孟之真傳、濂洛之嫡派也。（《湯子遺書》卷4，《與黃太沖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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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逸和蕺山之學，雖由真切的體認自得變成了深密的學問，但看到他們在此基礎上的行誼和節義時，便使我們痛感到，作為人，在家國動亂傾覆之際，學問是多麼重要啊！而體認自得，在學問中又是多麼可貴啊！他們的名教禮法和風節謹行，雖然對當時王門亞流的弊病有一定的救正之功，但對明王朝的氣數卻不能起什麼作用，最終必然碰到家國衰滅的悲運。

  清初的朱子學者呂晚村，雖高度評價了顧、高二氏的學術思想，但認為，他們之所以不能救王學亞流的弊病，是因為從王學中借用了性命精微的思想，而不能識破其荒謬性（參見《天蓋樓四書語錄》卷6）。

  但不管怎麼說，對他們在近世儒學史上的地位，必須予以高度的評價。由於這兩位儒學家的出現，以致使儒學重新增添了生機和光彩。明末清初的儒學，尤其是高景逸和劉蕺山的學說，曾對日本幕末維新時的朱、王學者，例如吉村秋陽、大橋訥庵、春日潛庵、池田草庵、楠本端山和碩水兄弟以及東澤瀉等，施以陽明學或朱子學的影響。這些人之所以能推進日本傳統儒學的發展，並增加對體認的深刻緻密程度，一方面是由於時勢使然，另一方面又因為得到了接觸顧、高二氏等明末大儒乃至清初遺老的遺書的機會，從而能親身感受真切的體認之學。(10)

  備考：

  關於東林學的詳細情況，請參見拙論《東林學》（一）、（二）（《理論》第12、13輯）。

  (1) 例如涇陽，年輕時曾喜好《傳習錄》，朝夕諷習不敢忘，但不能不懷疑天泉橋上「無善無惡」一揭的真實性，認為王門末流的猖狂全都發源於此（參見《顧端文公遺書·小心齋札記》卷18），從而對陽明的性論、知行論、格物論或良知論也進行了批判。他對王學的辯駁，大多記載在四十八歲時的著作《還經錄》里，不過在其後所著的《質疑編》《證性編》等書中，也記載了有關論述。景逸也說過：「紫陽（朱子）之言，言言平實，大中至正，粹乎無瑕，宛然洙泗（孔子）家法。陸王矯枉救弊，其言猶藥中大黃、巴豆，疏人胸中積滯，實未可概施之虛怯之人也。」（引自《李二曲全集》卷11，《東林書院會語》）「言滿天下無口過，其惟紫陽（朱子）乎！『六經皆我註腳』，是陸子之口過；『滿街都是聖人』，是王文成（陽明）之口過也。」（同上）

  (2) 例如陸稼書說，每讀高、劉之書，未嘗不重其人，但不能不疑其學（參見《三魚堂文集》卷5，《上湯潛庵先生書》）。他一方面指出，涇陽、景逸雖尚未脫姚江（王學）之藩籬，但皆極其精當（參見《三魚堂文集》卷2，《學術辨》中；卷5，《答嘉善李子喬書》）；另一方面又認為，東林雖說信奉朱子學，但卻在朱子和陸王兩可之間，並以景逸之說為例，論述了其不契合於朱子學本旨的理由，然後再予以非難（同上）。張楊園也認為，東林以靜悟為入門（工夫），故與聖學和程朱之旨背道而馳。他指摘其流弊，認為是「膚淺支離」（《張楊園集·備忘三》）；批評其「躁競」，認為「程、朱之門，多恭敬撙節、退讓之士，近世講學之徒，躁競而已矣。躁競之士，罕不為小人。此病，東林與姚江皆甚」。（同上書，《備忘補遺》）孫夏峰雖亦稱讚了涇陽的學問、文章和氣節，但對其末流，卻舉程明道所說的「（王安石）新法之行，吾輩激成之」一語，斥其狂妄，並請他「三復（明道）斯言」（《孫夏峰集》卷8，《論余》）。陸桴亭看到涇陽《上王相國書》後，亦指摘其急於知於人，文章少有溫潤之氣，並認為其說提倡的「至誠物動」說，此說就如同程明道所批判的王安石新法那樣，激發黨爭而難免有過。即使對於涇陽的札記，他雖讚揚其是瀾翻倜儻、明白透快的議論文章，但仍批評其缺乏精神血氣（參見《思辨錄輯要後集》卷13）。另外，他還舉出涇陽的「寢言」、「寐語」，而指責其題目甚奇；以為若奇便有客氣，而這是由於其學問還談不上正大純和所導致的（同上）。

  (3) 陳幾亭評論其學說道：「本朝大儒不過文清（薛敬軒）、文成（王陽明）。高子之微妙踰於薛，而純實無弊則勝於王。」（《陳幾亭集》文錄一，《高子遺書序》）

  (4) 其正命之語，有所謂「心如太虛，本無生死」（《高子遺書》卷8，《臨終與華鳳超》）。這主要是基於他以主靜體認為宗的為學主張。但若根據這種看法，那就至少會半雜於禪門。所以蕺山救正說：「先生（景逸）之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蕺山的門人黃宗羲也評論說：「忠憲（景逸）固非佛學，然不能不出入其間。所謂大醇而小疵者。」（《明儒學案》卷62，《蕺山學案》）

  (5) 參見其《遺表》，其中有「臣被削奪，本為大臣。大臣若受辱，即為辱國。謹北向叩首，效屈平遺訓。君恩至今未報，結願於來世也」（《高子未刻稿》卷4，《御部》）。

  (6) 史玉池的「工夫即本體」論和「當下」論，對涇陽也有一定影響。涇陽在《當下繹》中的思想，未嘗不可看作是玉池思想的繼續（參見《明儒學案》卷60，《東林學案三·史玉池論學書》）。

  (7) 黃宗羲評論啟新之學說：「先生之學，得之王塘南者居多。」（《明儒學案》卷59，《東林學案三·錢啟新傳》）

  (8) 蕺山之子劉溝評論其父之學說：「先君子之學，上承濂洛，下貫朱、王間。」（《劉子全書》卷40上）

  (9) 幕末維新時的陽明學者池田草庵，以蕺山之學為調合朱、王之學（參見《青谿書院全集》第二編下，《刻子劉子全書》）。同樣，春日潛庵也認為：「蕺山得姚江之粹」（《春日潛庵遺稿》卷1，《與池田子敬》）；「蕺山出而姚江愈益精粹矣」（同上書卷2，《答西江恆河健書》）。朱子學者大橋訥庵則認為，蕺山之說可補姚江之欠漏。但吉村秋陽卻不贊成訥庵的看法（詳見《大橋訥庵先生全集》附錄，《與吉村秋陽》《論格致謄議》；《讀我書樓遺稿》卷1，《池田子敬書》）。

  (10) 關於這個問題的概要，可參見拙著《楠本端山——生涯和思想》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