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聚和堂」

  在心隱的實學中，有一點是應當注意的，這就是實現了一種應該說是革新的社會事業。陽明把所謂聖學正法眼藏的良知當作是每個人本來具足的東西。但如前所述，因為當時在其師徒之間有類似於「滿街人都是聖人」的說法，並論述了良知現成的觀點，所以良知之學遂趨簡易直截，進而廣泛地普及於民眾，特別是泰州派的學者，更致力於良知學說的大眾化。在心齋之子東厓的門人中有個叫韓樂吾的陶匠，《明儒學案·泰州學案一》敘述他們聚徒講學的情形說：

  以化俗為任，隨機指點農工商賈，以之游者千餘。秋成農隙，則聚徒談學，一村既畢，又之一村，前歌后答，弦誦之聲，洋洋然也。

  所以在其亞流中，便產生了對民眾的心情慾求或者日常生活寄予同情，而主張把人們從嚴酷的傳統和名教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傾向。其結果，在他們中間也自然出現了類似狂者的言行。總之，在這樣的風潮中，心隱體悟心齋的實學之旨，雖然僅僅限制在本宗族範圍內，然而卻是倡興革新事業而致力於建設共和社會的。這裡所說的「共和社會」，即以本宗族為一個共同體而設立聚（萃）和堂。那裡沒有上族、中族、下族之分和親疏、厚薄之別，對其子弟授以一律平等之教育，規定無貧富之別的冠婚、喪祭、賦役等制度，一族的政治經濟活動全在那裡實施。(2)

  鄒南皋在《梁夫山傳》（引自《何心隱集·附錄》）中，從一個側面對此作過記述。他說：「凡冠婚喪祭，以迨孤獨鰥寡失所者，悉裁以義。彬彬然禮教信義之風，數年之間，幾一方之三代矣。」不難想像的是，像心隱那樣的革新思想家，在當時是不為執政者所容的。

  據沈德符的《妖人遁逸》（同上）說，心隱以講學為名，鳩聚徒眾，譏切時政。這是他被當局彈壓的主要原因。也有人把心隱受彈壓的理由說作是心隱對上抱逆心、做逆事、成逆黨，但這只是個藉口，而並沒有使心隱服氣。他極力爭辯說，我之言行始終以講學為目的，是把講孔孟之學作為自己使命的。他還把自己比擬為以「偽學」被定罪的朱子（參見《何心隱集》卷4，《與鄒鶴山書》，《謝進賢王大尹書》，《上湖西道吳分巡書》；同書補遺，《上沿途經解衙門》《上湖西道吳分巡書》）。因此，心隱歸根到底仍是—個以講學雄視一世的學者。

  在現成派亞流中，雖有倡導「三教一致」論的傾向，但心隱對於釋老二氏等異端，卻是持批判立場的。據說，隆慶元年（1567），他曾協力鎮壓過程學傳的白蓮教。（參見容肇祖：《何心隱集序》）

  (1) 《論語》的「絕四」，是講孔子反對意、必、固、我，或者是講對孔子來說沒有這四點欠缺，而並非排斥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立場（參閱《論語·子罕篇》）。

  (2) 詳細內容可以參照《何心隱集》卷3，《聚和率教諭族俚語》《聚和率養諭族俚語》《聚和老老文》《修聚和祠上永豐大尹凌海樓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