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覺即性」

  陽明所說的良知，因為是遵照道德法則（理）、道德價值（善）的知覺，所以它不單單是善惡不分的知覺，而是像所謂「良知者，至善之著察也」（《明儒學案》卷11，《浙中王門學案一·錢緒山會語》）那樣的善（良）的知覺，因而與一般的知覺是有真妄之別的。所以良知和知覺名同而實異，兩者可以說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係。

  原來，所謂良知的良，不僅意味著先天性、自然性（不學不慮），同時也意味著道德性（理、善）。如果把前者看得過高，那就會像現成派那樣輕視道德性而產生以隨任知覺為致良知的弊端。

  其結果，正如歐陽南野所說的，就會流於告子、佛氏的生性說而流蕩縱情。所以陽明的良知，不僅僅是指知覺，還明確指出了道德的知覺這一點。根據這一立場，修證派認為，陽明的良知說就是「知覺即性」說。有見於此，南野反駁了朱子學者羅整庵所謂陽明陷於佛說的批評（參見《歐陽南野文集》卷1，《答羅整庵先生寄》）。

  

  如上所述，良知因為是道德知覺，所以它是天理之明覺，或者可以說良知即天理。因此，緒山說：「以心之虛靈昭察而言謂之知，以心之文理條析而言謂之理。」（《明儒學案》卷11，《浙中王門學案一·錢緒山論學書》）南野說：「天理者，良知之條理；良知者，天理之靈明。」（《歐陽南野文集》卷1，《答羅整庵先生寄》）魏水洲也說：「蓋自明覺而言謂之知，自條理而言謂之理，非二也。」（《明儒學案》卷19，《江右王門學案四·水洲先生集》）

  這樣一來，「致良知」就成了「窮理」，而「窮理」也只有這樣，才能成為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那樣的真切東西，從而救正朱子學亞流的外索襲取、支離拘著之弊。所以，修證派指明了「致良知」就是本來意義上的「窮理」，「窮理」之外無「良知」可言，這一點是對朱子學者非難王學不講「窮理」的回答。他們特別強調「良知」是「天理」、「致良知」是「窮理」，這也就封住了朱子學者非難王學之口。然而，如果過分強調這一方面，那麼王學也就接近於朱子學了。

  事實上，在王學亞流中，已出現了如同方學漸那樣明顯地接近朱子學的學者。修證派雖然提倡「理」，提倡「窮理」，但仍認為，工夫的終始最後在於「良知」的精明。可以說，在那裡存在著王門之所以為王門的緣由（參見《東廓鄒先生文集》卷4，《答余汝定》；同書卷5，《復王東石時禎》）。

  對於朱子學者呂新吾的「心不足以盡天下之理，必存心以察天下之理，方可入聖」的窮理說，張陽和曾評論說：「萬物皆備於我，非心外有理也。孔孟之學，但曰正心，曰存心。心正則理無不正，心存則理無不存。千古聖賢何曾於心外加得一毫。」（《明儒學案》卷15，《浙中王門學案五·不二齋論學書》）這就明確顯示了陽明心學和修證派心學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