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自由的大門打開時，人們朝哪個方向奔跑？

  天理和人慾的矛盾是一道永恆的哲學命題，對它的追問與激辯貫穿了整個晚明，並由此誕生了一本獨特的小說《金瓶梅》。

  這部幾乎沒有正面角色的作品對欲望枯骨進行了不厭其煩的描摹，呈現了當價值凋零，一切只剩下私慾時，人會變成什麼樣。作者試圖用悲天憫人的文字指出救贖之道，但很顯然他沒有得出比王陽明更深刻的答案。

  明朝中葉，商品經濟的蓬勃發展和消費主義的甚囂塵上使得僵化的程朱理學看上去越發麵目可憎，「融情入理」的陽明心學應運而生，對這一社會劇變做出了擲地有聲的回應。當嘉靖皇帝在「大議禮」中衝破意識形態的藩籬，堅持用「禮本人情」做理論武器，追認生父為「興獻帝」時，王學席捲宇內之勢，已不可擋。

  同朱熹一樣，王陽明主張「去私慾」；和朱熹不一樣的是，他鐵齒論斷「此心無私慾之蔽，即是天理」，工夫當用在把心鏡打磨明澈上，而不是盯著竹子看三天三夜，到外界求取天理。

  更關鍵的是，王陽明肯定人情，認為喜怒哀樂如雲聚雲散，不凝滯障蔽即可。而所謂私慾，無非是「情之過與偏」——對天理和人慾的調和，為王學後來的分化埋下了伏筆。

  就系統梳理心學的分支流派而言，岡田武彥先生的這本《王陽明與明末儒學》可謂前無古人。他沒有像很多學者那樣將心學門人籠統地按地域劃分，而是根據其對待良知的立場，分為現成派（左派）、歸寂派（右派）和修正派（正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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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陽明晚年將其思想歸宗為「致良知」。良知即天理，即是非之心，人人都有，無論聖愚。一事當前，不假思索，便能辨善惡、明選擇；致者，至也。故「致良知」一是去私慾，向內光明良知。二是去實踐，用良知改造世界——現成派和歸寂派各自偏重，分別取了一個極端。

  歸寂派強調光明良知的過程而不是良知本身，發展到最後便是黃宗羲的老師劉宗周。此人在舉世混沌、價值混亂的明末重樹「以理制欲」的大旗，被朝野視作道德的楷模，文官的良心。

  崇禎皇帝迭遭小人後，也曾考慮讓劉宗周入閣。但在召對中，被烽火連天的社會現實搞得焦頭爛額的崇禎問他兵事，劉宗周卻對之以「內政既修，遠人自服」，並舉上古的例子，說三苗叛亂時，舜自修文禮，組織大家跳跳舞便將其平息。崇禎下來即對內閣首輔溫體仁道 「迂哉，宗周之言」。讓他做了個工部侍郎。

  劉宗周不以為意，蓋歸寂派念念不忘去私慾，多寵辱不驚。但他在迂闊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經常苦勸崇禎放棄對武力的迷信，認為只要懷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哪怕聽之任之，流寇也會主動解甲來歸。

  不僅如此，他還反對重用善使火器的西洋人湯若望，上疏說：「用兵之道，太上湯武之仁義，其次桓文之節制，下此非所論矣……不恃人而恃器，國威所以日頓也。」

  崇禎說，火器還是要用的，當然你講的大道理也對。劉宗周不依不饒：「火器終無益於成敗之數。」崇禎無奈道，那你說怎麼辦？劉宗周說，十五年來，你做錯了很多事，以致有今日之敗。當務之急是推原禍始，改弦更轍，而不是拿火器來苟且補漏。崇禎不高興了，說往事已不可追，你就談談現在該怎麼辦吧。

  劉宗周的回答是「用好人」。他的確當了一個純粹的好人。明亡之後，絕食而死。

  與歸寂派相對，重悟輕學的現成派無視正心誠意的工夫，強調良知天生就有，向外發揚便是。在這個思路的引導下，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王艮創設了著名的泰州學派。此派門人，自尊無畏，四處奔走，專向市井蒙昧傳道，一副砸爛舊世界、開啟新時代的勢頭，以至於令當局者「有黃巾、五斗之憂」。

  泰州學派讓底層人民覺得哪怕目不識丁，天眼一開也能立地成聖。由於良知天成，知是知非，那麼人生在世，憑內心的真實好惡去活就好了，感應神速的良知自會指引你走上正確的道路。

  我行我素的王艮堅定地認為，人應當憑著自己那顆不慮而知、不學而能的良知去做一番驚天動地的偉業，普度眾生，而不應像妾婦一樣無條件地適應這個世界。他的再傳弟子顏山農便率性而為到在公開講會中就地打滾，說「試看我之良知」，被時人傳為笑談。

  顏山農根本不在意世俗的目光。他指出：天下國家是末，身才是本，人最該重視的就是他自己。對於天子和朝廷，顏山農更是大聲疾呼，說你們不能什麼都管，否則只會越管越亂，應當讓百姓自己管理自己。

  有一陣子顏山農到俞大猷帳下當軍師，屢出奇策，大敗倭寇。旁人不解，問他：「你一介書生，哪來的那麼多計謀？」顏山農說：「王陽明也是書生，建立的功勳與日月同輝。我的策略全從良知來。」

  他在九十四歲時撒手人寰，臨終前對弟子何心隱說：「憑良知去做，不要怕。」

  何心隱確實天不怕地不怕，甚至以舉人之身參與了「倒嚴」。當嚴嵩發覺自己中了他的圈套時，立刻謀劃對其下手。而此時何心隱早已改名換姓，逃之夭夭。這體現了言心學者的一個特點，即從不與對手正面衝突，也不做無謂的犧牲。一切聽從良知，當進則進，該退便退。

  何心隱是泰州學派最典型的代表。他不顧一切地挑戰傳統和權威，想要創造一個新世界，因此把「師友」這一社會關係置於三綱之上，召集了江西全境的「合省大會」。他還創立了一個將農戶組織起來合作化生產的「聚和堂」，派代表出面與地方政府打交道，包括繳納錢糧，協調糾紛。對內則按勞分配，人人平等，提供免費的教育與醫療保障，實現鄉村自治。

  王學左派發起了中國第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啟蒙運動。它反對束縛人性，呼喚解放思想，使陽明心學風行天下，成為獨一無二的顯學，卻也讓它逐漸偏離了王陽明的本意。直到李贄的橫空出世，心學的驚濤駭浪終於被掀到了巔峰。

  李贄性格急躁，好與人辯，且這種爭辯只限於跟關係要好的朋友，對於不喜歡之人，一句話也不會多說。他不信佛，不信道，討厭只會考科舉的書呆子。二十六歲那年他參加鄉試，沒做任何準備，臨考前胡亂背了幾篇八股範文，居然中舉。李贄仰天大笑，說這就是場遊戲，東拼西湊便能過關，那些考官根本狗屁不通。

  李贄的標新立異引來了非議，放浪形骸的舉動甚至招致緋聞。比如兵部侍郎梅國楨有個孀居的女兒曾拜李贄為師，兩人關係親密，惹出無數流言蜚語。年近七十的李贄滿不在乎，公然稱讚她「雖是女身，然男子未易及之」。反對派被激怒，馬上有人揭發他常年狎妓、私通寡婦的隱秘之事。

  其實，李贄的言行之所以離經叛道，皆因「肯定私慾」乃其重要的哲學主張。他認為做官的目的就是名利，與其像道學家一樣口是心非，打著為國為民的幌子，不如大大方方地承認。同時，他舉例說：必有個秋天收穫的私心，農夫才肯下功夫種田；必有個當人上人的私心，士子才肯下功夫讀書。還特別挑明，孔子的私心比常人更重。為了沽名釣譽，孔子周遊列國，到處推銷自己的思想。

  事實上李贄對孔子長期採取激烈批判的態度，譏諷「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時，說「難道孔子沒出世前，人們一天到晚都點著蠟燭走路嗎」；反對「孔子乃萬世師表」時，說「每個人來到世上，都有他發揮作用之處。不跟孔子學，就沒有謀生的本領了嗎」。

  不但如此，針對《論語》中說孔子吃東西非常挑剔，顏色不好、味道不香、菜不新鮮都不吃的事實，李贄的評價是：矯情成這樣，一點兒都不像聖人。

  懷疑一切的李贄也有信仰，那便是陽明心學。他曾說，我從小就讀孔子的書，卻不了解儒家學說；從小就尊崇孔子，卻不清楚他為什麼值得尊敬。我就是站在人叢中看戲的矮人，除了一張張後背，什麼都看不見。人家喝彩，我便隨聲附和。在未接觸陽明心學前，我就像一條哈巴狗，只會跟著別的狗叫。

  泰州學派傳至李贄，心學被推到了極致。王陽明雖然肯定個人主義，但並不狂熱；而李贄對程朱理學冷嘲熱諷的同時，無所顧忌地喊出「我即上帝」。這種絕對的自由主義、功利主義乃至無政府主義即便是時下，也會導致個體與群體方枘圓鑿、格格不入，遑論在宗法勢力極其強大的晚明？

  李贄一生的痛苦和悲劇，即根源於此——自我意識的覺醒遭遇強悍的儒家綱常。

  同何心隱類似，五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中李贄只認可朋友。終其一生，他朋友不多，但都是救急救窮的莫逆之交。反倒是接連去世的父親和祖父，給位卑俸薄的李贄帶來了極為沉重的負擔。一是因停職丁憂耽誤了仕途，二是不菲的喪葬費掏空了他的家底，以至於一別三年重逢時，妻子告訴李贄，他的兩個女兒已因營養不良而離世。

  宗族的壓力對於那個時代的官員而言如芒在背。何良俊曾在南京被逃難的親屬包圍，要求他解決吃飯問題。而歸有光則在信中向朋友訴苦，說自己根本無法遷官，因為要離開崑山就必須帶著上百位族人同行。

  如果何良俊與歸有光試圖推卸這一責任，就會遭到輿論的無情抨擊。因為所謂的「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只是表象，金榜題名的背後往往隱含著一個家族幾代人的積銖累寸、慘澹經營，母親、妻子以及兄弟姐妹等無數人的自我犧牲換來的這份榮譽，決不只屬於登第者一個人。

  這與當下的許多社會問題別無二致。比如是否能夠以真愛的名義破壞他人的婚姻？比如當父母盡到了含辛茹苦的養育之責而要求子女傳宗接代時，年輕一代是否能以自由的名義選擇獨身？比如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基石是交易主體皆為趨利避害的理性人，那麼所有人都選擇利益最大化時如何維持系統的長治久安？等等。

  明之亡，實亡於黨爭。作為明末最大的政治勢力，東林黨的身上集中體現了精神和物質割裂後的彷徨與迷惑。一方面官員以仁義道德相標榜，以兼濟天下為志向；而另一方面現實的誘惑又俯拾皆是，無時無刻不在拷問著他們的靈魂。

  天人交戰是明末儒學的主題，天理與人慾聚訟不已，昔在永在，仍將繼續。人性沒有極限，只要給予足夠的推力，既能墜入無盡的深淵，也能升到絢麗的天堂。或許，修正派對陽明心學全面客觀的繼承是一種更為理智的選擇，既正視私慾，也克除私慾。畢竟，人們終其一生都生活在「求不得」的痛苦之中，短短兩萬多天，嘗盡了世間的悔恨與不甘。正如叔本華所言，生命是一團欲望，不能滿足便痛苦，滿足便無聊，人生就是在痛苦和無聊之間的反覆搖擺。

  只有當我們開始省察克治去私慾，明覺良知時，生命才有可能真正光明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