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王通而輕韓愈

  儘管韓愈被稱為「宋代儒學之先驅」，但王陽明敬王通（字仲淹，諡號「文中子」）而不敬韓愈。

  自秦始皇焚書坑儒以來，儒學思想的發展就陷入了長期的空白。雖然漢朝的儒學家將儒學奉為國學，但他們的貢獻僅限於為經典訓詁注釋。而在之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又逐步喪失了主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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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同時，道教與佛教卻日漸昌盛，儒學逐漸被取而代之。到唐朝時，佛教的發展越發繁榮，而儒學的內容依舊局限於訓詁注釋。儘管儒學也是當時科考的科目之一，但其內容僅為背誦經典或註疏的詞句。

  韓愈成名於唐朝中期，由於對當時的儒學現狀十分擔憂，因此他提出要重振孔孟之道，以削弱佛教的統治地位。

  韓愈認為，老莊思想、佛教給中國的思想領域帶來了諸多弊端，他慨嘆自孟子後聖人之學已絕跡。因此，他主張以儒學觀點來論道，同時指出只有孔孟之道才是真理正道之所在，而佛教等言皆為謬論。

  此外，韓愈最傑出的貢獻就是倡導古文運動。他認為六朝之後的文人只注重辭藻華麗，忽視了文章內涵，因此他在文風上極為推崇古體而排斥近體。

  有人認為，韓愈提倡復興儒學，反對老莊思想及佛教，功莫大焉。雖然孟子反對「唯我」說（利己主義）與「兼愛」說（「博愛」說），並將楊子（楊朱）與墨子的觀點視為洪水猛獸而極力排斥，但與孟子相比，韓愈的功績要超出許多。就宋代儒學發展而言，韓愈的思想雖未能完全擺脫佛教的影響，但他對「性」「道」的論述則盡顯儒學之精髓。然而，王陽明未對此予以肯定。

  王陽明曾說：「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傳習錄》上卷）

  那麼，王陽明極力推崇的王通又是何許人？如前所述，漢唐時期的儒學家僅局限於為經典訓詁註疏，因此，史學家將這段時期的儒學稱為「漢唐註疏學」。

  縱觀歷史，漢唐時期的儒學發展近於空白，但仍然湧現出了很多傑出的思想家。例如，漢朝的陸賈、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桓譚以及王充，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王肅、何晏、王弼及范寧，隋朝的王通，唐朝的韓愈、李翱（字習之）等。其中，隋朝的王通便是一位相當傑出的思想家。

  王通自幼天資聰穎、勤奮好學，曾遍讀「五經」。他曾向隋文帝進「太平十二策」，因未被採納而退隱。隋煬帝時，朝廷多次許以官職，但都被他謝辭。此後，他在家鄉致力於著書、講學，其門人弟子多達千餘人。初唐名士李靖、房玄齡、魏徵皆出自王門。王通於大業十三年（617）去世，年僅三十四歲。文中子是王通的諡號，由其弟子敬獻。其著作有《禮論》二十二篇、《樂論》二十篇、《續書》一百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及《易贊》七十篇，其弟子將這六部著作合稱為「王通六經」。此外，他還著有《中說》（又名《文中子》）十篇。

  《中說》仿照《論語》而作，格式以問答體為主，其中格言居多。然而，唐朝有學者卻認為此書並非王通所著，而是王通之弟王凝與其子福畤根據王通遺言所著。由於該書在唐朝未獲重視，此種猜測難免有詆毀之意。

  宋朝時，《中說》終被奉為上品，有人甚至將王通稱為孔子的繼任者。就連理學大師程頤也予以高度評價，「王通乃隱士之君子。其《中說》多有格言，此乃荀子、楊子所不及也」。如此一來，附和之人便逐漸增多。另外，日本學者也極為重視對王通的研究，有的人已將研究範圍拓展至南北朝時期。

  漢代第一儒學家揚雄所著《法言》十三卷也是仿照《論語》而作，該書在六朝及唐宋時期極受推崇。但是，宋代的程頤、蘇軾及朱熹等學者極力批判此書。此外，揚雄還曾仿照《周易》而作《太玄》，此書被當時儒學者批評為「非聖人而雲聖人言」。

  王陽明贊王通為「賢儒」，稱韓愈遠不及王通。但徐愛認為，王通仿照《論語》而作《中說》實乃不敬聖賢之舉，王陽明對此不置可否。對此，徐愛曾特地問道於王陽明。

  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

  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

  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為名。」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

  愛曰：「著述，即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跡，恐於道無補。」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樸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　於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

  「自伏羲畫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藉藉，不知其幾，易道大亂。

  「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為惟此為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

  「《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盪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

  「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

  「《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

  「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

  「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於其事，以為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樸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啟之。」（《傳習錄》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