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學問是學以致用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古往今來，但凡做學問的大家，皆強調學以致用，主張在實際上發揮學問的作用。儒家聖賢孔子周遊列國，欲以其學說勸諫各諸侯治國之道，雖受時勢的阻礙未能成功，但在之後的太平盛世則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學說，塑造著兩千年封建王朝的文化根基和國民性格。北大第一任校長蔡元培先生對孔子的治學之道提出了獨到的見解，他認為，一個人求學問就是為了經世致用，即使剛開始時有人不了解，還是要一如既往地去做，這樣才能學得真學問。

  何謂「經世致用」? 「經世」就是要考察我們生活的社會，知道社會的問題，同時也要在社會中去尋找知識。「致用」就是要把所學的知識與社會中存在的問題聯繫起來，並通過學習知識來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清朝末年，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加劇，國家處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在那種情況下，經世致用之學，再度興起。魏源、龔自珍及稍後的康有為都是這方面的代表。他們借經書的「微言大義」來發揮自己社會改革的主張，對警醒國人、號召救國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果想要真正做到知與行的合一，就要在學習的過程中以實踐來檢驗知識的正確與否，在實踐的過程中更深刻地理解所學知識的內涵，如此才能將所學知識經世致用。晚清名臣曾國藩也特別注重「經世致用」，他強調要將書上的學問運用到當官和做人中去。

  曾國藩帶兵十分注重籌餉工作，是因為兵書上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因此，湘軍的餉銀是當時最高的。如此一來，士兵自然願意加入曾國藩的隊伍。兵書上也說治軍要「上下同心」，曾國藩就注重對士兵信念的培養，他把湘軍打造成了一支上下齊心的軍隊。曾國藩的手下大多是流落民間的知識分子。這些人得到了曾國藩不遺餘力的提拔和重用，因此形成了以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為首的湘軍政治集團。曾國藩成為湘軍政治集團的事業領袖和思想領袖。

  曾國藩強調的經世致用正是王陽明所說的知行合一。然而，王陽明的弟子徐愛卻未能領會王陽明關於知行合一的意思，與王陽明的另兩位弟子黃綰、顧應祥反覆辯論，始終未能得出明確的答案，於是向王陽明請教。

  徐愛說：「比如現在的人都知道要孝順父親、尊敬兄長，然而卻有不能做到的，這就表明『知道應該怎樣』和『真正做到』分明是兩件事。」

  王陽明說：「你說的這種情況是已經被人的私慾所蒙蔽，不是知行的本體了。聖賢教育世人知與行，正是要恢復知行的本體，不是只教人們如何知、如何行就算了。例如《大學》中提到的一個真正反映知行本體的事例，即『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看見美色屬於知，喜歡美色屬於行；人在看見美色時自己本身就已經有喜歡之心，而不是見了之後又有個想法去喜歡。聞到惡臭屬於知，厭惡惡臭屬於行；聞到惡臭時自己就已經厭惡了，並不是聞到之後又另有個想法去厭惡……」

  現如今，即將走出校園的大學生中，不少人無奈地感慨所學知識對其就業毫無幫助，完全不知學來有何用。如果學問不能用來指導自己，我們就很難取得任何進步，這樣的學習又有什麼意義呢？由此可知，我們學習知識，不能只知學習，不知聯繫實際。要做到知行合一，經世致用。倘若埋頭苦讀若干年卻不知道學來有何用，便容易失去繼續求學的動力，無法樹立人生的目標，難以明確前進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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