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司馬氏之興亡

  我寫了一篇《司馬懿如何人》，有人讀了問我道：「依你的說法，要求成功的，倒只要用嚴刑峻法，壓制其下了。」這又不然，司馬氏之所以能成功，能用嚴刑峻法，壓制自己手下的武人，使其不敢十分胡行，固然是其一個原因；然而他的使用嚴刑峻法，主要的還不是為著約束自己手下的人，倒是用來對付政敵的。那麼，用來嚴約自己手下的人，是他成功的因素，用嚴酷的手段對付政敵，就成為他失敗的因素了。

  

  誰都知道，歷代用法的嚴峻，無有過於魏晉之間的。不但動輒族誅，就是嫁出的女兒，也不能免。他的所以如此，無非用恐怖政策，懾服異己，使其不敢有所舉動罷了。他成功了麼？倘使這種政策而用諸今日，反對他的，將是廣大的人民，必非嚴刑峻法所能絕其反動的根株。即在昔日，反對他的僅是少數的政敵，並沒有廣大的人民作為基礎，似乎給他壓下去了。然而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恐怖政策的結果，還是不免於自害自。

  誰都知道，西晉之所以滅亡，由於八王之亂。而八王之亂，則是因惠帝殺其太子而引起的。原來晉武帝的兒子是晉惠帝，他的皇后就是上篇所說的賈充的女兒。惠帝的太子非其所生，賈后就蒙蔽惠帝，把他廢掉，後來又把他殺掉。八王之亂就藉此為由而開始，遞推遞演，終至於不可收拾了。當太子被殺之時，有一個喚作閻纘的，自己帶著棺材，以表示必死的決心，上書替太子伸冤，不見省。後來惠帝又立他的孫兒子做皇太孫。閻纘怕再有他禍，又詣闕上書。他的書中引證前代的三件事：

  其一，漢高祖出去打仗，路過趙國，當時趙王喚作張敖，乃是漢高祖的女婿，迎見執禮甚恭，而漢高祖是流氓出身，喜歡罵人，謾罵他。趙王不敢如何，他的宰相喚作貫高，卻聽著不平，於是伏兵謀殺高祖。事情發覺了，這自然要連累到趙王，於是他被逮入京。貫高卻真是個硬漢，隨王到京一律承當，說都是自己所做的事，趙王全不知情。雖然受盡酷刑，口供始終不改，趙王因此得免。即貫高，漢高祖也並不辦他的罪，還有趙王之臣田叔等十人，冒充趙王的家奴，隨王到京保護服侍他，則還受到漢高祖的獎賞。

  其二，漢高祖的皇后姓呂。這便是高祖死後，他的兒子惠帝在位時，實握朝權七年；惠帝死後，又臨朝稱制八年，在中國歷史上，和唐朝的武則天並稱的呂后。呂后是很有才能的。漢高祖平定天下後，東奔西走，不遑寧處。京城裡的事情，實際都是交給她。漢高祖是個好色之徒。起兵之後寵愛了一個戚夫人，生子趙王如意。意欲廢掉惠帝，把他立作太子，因顧慮呂后的實力，未能如願。高祖在日，呂后無如戚夫人何，到高祖死後，便把她囚了起來，又召趙王入京，趙王的宰相周昌，知道她沒有好意，留王不遣，如此者三次，呂后乃先召周昌入京，再召趙王。趙王到後，就把他母子一併殺害了。然而對於周昌，呂后卻沒有得罪他。

  其三，是漢武帝的事情。漢武帝的皇后姓衛，生子名據，立為太子。後來他的諡法，是個戾字，所以稱為戾太子。漢武帝是個喜怒無常、賞罰無章之徒，他又很迷信，到晚年更多疑忌。總疑心人家要用巫術去謀害他，這便是所謂「巫蠱」。於是有個喚作江充的，和太子有隙，就藉以誣陷太子。太子明知道武帝偏見任性，既被誣陷之後，向他辯白是無益的，於是不想辯白，而竟詐傳武帝的詔旨，發兵捕殺江充。這一來，武帝說太子造反了。發兵叫宰相帶著兵去打他，太子戰敗逃出去，給追捕的人追到了，自殺。皇后亦自殺於京城之內，太子有三個兒子都被殺，只有一個孫兒，就是武帝的曾孫，因年幼系獄。後來武帝也知道太子的冤枉了，江充和迫害太子的人，多遭族誅。然皇曾孫仍系獄未釋。再後來，武帝害病了，當時又有一種迷信稱為「望氣」。望氣的人說：「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武帝下詔，要把拘禁在獄中的囚徒盡數殺掉。這真是不成事體，幸得當時有個法官喚作丙吉的關了獄門，拒絕詔旨，皇曾孫才得保全，這就是後來的宣帝。然武帝用刑雖濫，對於丙吉，卻也沒有得罪他。

  閻纘引這三件事說：當時用法太酷，動輒滅門，所以使人不敢盡忠。他又說：倘使當時的人能像周昌、丙吉一般，暫時拒絕詔旨，太子固然可以不死，就是有些人，能夠跟隨太子，局面也總要好些。然而太子被廢出宮之時，他的臣子有些在路上望車拜辭，還被逮捕送到監獄之中治罪，還有何人敢說話呢？然則晉朝恐怖政策，箝制其下，不是自殺其子孫麼？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他自己的政策貽害自己的子孫，誰能為他惋惜？然而政權在他手裡，政治上的事情是最宜「氣疏以達」，把各方面的意思，都反映出來的。最忌自行封鎖，致處於耳無聞、目無見的地位。現在執掌政權的，用恐怖他人的政策，封鎖自己。於是政治大壞，人民卻連帶著遭殃了，這真可為之三嘆。

  當大局動盪之時，一切事情都不上軌道，握有實權的人，很容易用嚴刑峻法，取快一時，這也是古今之通弊。魏晉間的嚴刑峻法，還不自司馬氏始，當時曹操、孫權手下，都有所謂校事，就是今世所謂特務。曹操手下有一個人喚作高柔，曾力諫曹操，說這班人用不得，而曹操不聽。至於孫權，則連他自己的太子亦不以此種辦法為然，而孫權亦不聽。曹操、孫權的出此，或者還不全是私心，而是有整頓政治的思想，因為他們的校事，並不是用來對付人民，倒是用來對付官吏的。這看後來孫權的覺悟，由於其信臣朱據的被誣，而魏文帝（曹丕）時，程昱的孫兒程曉疏論此事，稱其「上察官屬，下攝眾司」，就可知道了。然而還是不勝其弊。可見用法而出於正式的法律和司法機關以外，總是弊余於利的。若其用途而非以對付官吏，則更不必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