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實 業01

  農工商三者，並稱實業，而三者之中，農為尤要。必有農，然後工商之技，乃可得而施。中國從前稱農為本業，工商為末業，若除去其輕視工商，幾乎視為分利之意，而單就本末兩字的本義立論，其見解是不錯的。所以農業的發達，實在是人類劃時代的進步。

  有農業，然後人類的食物，乃能為無限制的擴充，人口的增加，才無限制。人類才必須定居，一切物質文明，乃有基礎，精神文化，亦就漸次發達了。人類至此，剩餘的財產才多，成為掠奪的目的。勞力更形寶貴，相互間的戰爭，自此頻繁，社會內部的組織，亦更形複雜了。世界上的文明，起源於幾個特別肥沃的地點，比較正確的歷史，亦是自此開始的。這和農業有極深切的關係，而中國亦是其中之一。在農業開始以前，遊獵的階段，很為普遍。在第一章中業經提及。漁獵之民，視其所居之地，或進為畜牧，或進為農耕。中國古代，似乎是自漁獵徑進於農耕的。

  

  傳說中的三皇：燧人氏鑽木取火，教民熟食，以避腥臊傷害腸胃，顯然是漁獵時代的酋長。伏羲，亦作庖犧。皇甫謐《帝王世紀》，說為「取犧牲以供庖廚」（《禮記·月令疏》引），實為望文生義。《自虎通義·號篇》云：「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則羲字與化字同義，所稱頌的乃其德業。至於其時的生業，則《易·繫辭傳》明言其「為網罟以田以漁」，其為漁獵時代的酋長，亦無疑義。伏羲之後為神農。「斫①木為耜，揉木為耒」，就正式進入農業時代，我國文明的歷史，從此開始了。

  三皇之後為五帝。顓頊、帝嚳，可考的事跡很少。黃帝「教熊、羆②、貔③、貅④、貙⑤、虎」，以與神農戰，似乎是遊牧部落的酋長。然這不過是一種荒怪的傳說，《五帝本紀》同時亦言其「藝五種」，而除此之外，亦絕無黃帝為遊牧民族的證據。《堯典》則有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之文。《堯典》固然是後人所作，並非當時史官的記錄。然後人所作，亦不能謂其全無根據。殷周之祖，是略與堯舜同時的。

  《詩經》中的《生民》《公劉》，乃周人自述其祖宗之事，當不致全屬子虛。《書經》中的《無逸》，乃周公誥誡成王之語，述殷周的歷史，亦必比較可信。《無逸》中述殷之祖甲云：「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祖甲實即太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正指其為伊尹所放之事）述高宗云：「舊勞於外，爰暨小人。」皆顯見其為農業時代的賢君。周之先世，如太王、王季、文王等，更不必論了。古書的記載，誠多未可偏信。然合全體而觀之，自五帝以來，社會的組織和政治上的鬥爭，必與較高度的文明相伴，而非遊牧或漁獵部族所能有。然則自神農氏以後，我國久已成為農業發達的民族了。

  古史年代，雖難確考，然孟子說：「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盡心下篇》）和韓非子所謂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顯學篇》）；樂毅《報燕惠王書》所謂「收八百歲之畜積」（謂齊自周初建國，至為昭王所破時），大致都相合的，決不會是臆造。然則自堯舜至周末，當略近二千年。自秦始皇統一天下至公元一九一二年，相距二千一百三十二年。自堯舜追溯農業發達之時，亦必在千年左右。我國農業發達，總在距今五千年之前了。中國的農業，是如何進化的呢？一言以蔽之，曰：自粗耕進於精耕。古代有爰田之法。爰田即系換田。

  據《公羊》宣公十五年何《注》，是因為地有美惡，「肥饒不得獨樂，磽⑥確不得獨苦」，所以「三年一換主易居」。

  據《周官》大司徒：則田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分。不易之地，是年年可種的。一易之地，種一年要休耕一年。再易之地，種一年要休耕兩年。授田時：不易之地，一家給一百畝。一易之地，給二百畝。再易之地，給三百畝。古代的田畝，固然較今日為小。然一夫百畝，實遠較今日農夫所耕為大。而其成績，則據《孟子》（《萬章下篇》）和《禮記·王制》所說：是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較諸現在，並不見得佳良，可見其耕作之法，不及今人了。

  漢朝有個大農業家趙過，能為代田之法。把一畝分做三個圳⑦，播種於其中。圳以外的高處謂之隴。苗生葉以後，要勤除隴上之草，因而把隴上的土，傾頹下來，使其附著苗根。如此逐漸為之，到盛暑，則「隴盡而根深」，能夠「耐風與旱」。圳和隴，是年年更換的，所以謂之代田（見《漢書·食貨志》）。

  後來又有區田之法。把田分為一塊一塊的，謂之區。隔一區，種一區。其鋤草和頹土，亦與代田相同。《齊民要術》（見下）極稱之。後世言農業的人，亦多稱道其法。但據近代研究農業的人說：則「代田區田之法，不外乎所耕者少，而耕作則精。近世江南的農耕，較諸古人所謂代田區田，其精勤實無多讓。其田並不番休，而地力亦不見其竭。則其施肥及更換所種穀物之法，亦必有精意存乎其間」。這都是農業自然的進步。

  總而言之：農業有大農制和小農制。大農制的長處，在於資本的節約，能夠使用機械，及人工的分配得宜。小農制的長處，則在以人盡其勞，使地盡其力。所以就一個人的勞力，論其所得的多少，是大農制為長。就土地同一的面積，論其所得的多少，則小農制為勝。中國農夫的技能，在小農制中，總可算首屈一指了。這都是長時間自然的進化。

  中國農業進化的阻力，約有三端：

  （一）為講究農學的人太少。即使有之，亦和農民隔絕，學問不能見諸實用。古代有許多教稼的官。如《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司稼，「巡邦野之稼，而辨穜⑧稑⑨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懸於邑閭」。這些事，都是後世所沒有的。李兆洛《鳳台縣誌》說，鳳台縣人所種的地，平均是一人十六畝。窮苦異常。往往不夠本。一到荒年，就要無衣無食。縣人有一個喚做鄭念祖的，僱傭了一個兗州⑩人。問他：你能種多少園地？他說兩畝，還要雇一個人幫忙。問他要用多少肥料？他說一畝田的肥料，要值到兩千個銅錢。間壁的農人聽了大笑，說，我種十畝地，只花一千個銅錢的肥料，收穫的結果，還往往不夠本呢？鄭念祖對於這個兗州人，也是將信將疑。且依著他的話試試看呢，因其用力之勤，施肥之厚，人家的作物，都沒有成熟，他先就成熟了，而且長得很好。爭先入市，獲利甚多。到人家蔬果等上市時，他和人家一塊賣的，所得的都是贏利了。李兆洛據此一例，很想募江南的農民為農師，以開水田。這不過是一個例。其餘類乎此的情形，不知凡幾。使農民互相師，已可使農業獲有很大的進步，何況益之以士大夫？何況使士大夫與農民互相師，以學理經驗，交相補足呢？

  （二）古代土地公有，所以溝洫11阡陌等，都井井有條。後世則不然。土地變為私有，寸寸割裂。凡水旱蓄泄等事，總是要費掉一部分土地的，誰肯犧牲？凡一切公共事業的規劃，其根源，實即公共財產的規劃。所以土地公有之世，不必講地方自治，而自治自無不舉。土地既已私有，公共的事務，先已無存。間有少數非聯合不能舉辦的，則公益和私益，多少有些衝突。於是公益的舉措，固有的蕩然無存，當興的闕而莫舉；而違反公益之事，且日出不窮。如濫伐林木，破壞堤防，壅塞溝渠等都是。而農田遂大受其害。其最為顯著的，就是水利。

  （三）土地既然私有了，人民誰不愛護其私產？但必使其俯仰有餘，且勤勞所得，可以為其所有，農民才肯盡力。如其一飽且不可得，又偶有贏餘，即為強有力者剝削以去，人民安得不苟偷呢？然封建勢力和高利貸的巧取豪奪，則正是和這原則相反的。這也是農田的一個致命傷。職是故，農業有其進化的方面，而亦有其退化的方面。進退相消，遂成為現在的狀況。

  中國現在農業上的出路，是要推行大農制。而要推行大農制，則必須先有大農制所使用的器具。民國十七年（1928）春，俄國國營農場經理馬克維次（Markevich），有多餘不用的機犁百架，召集附近村落的農民，許租給他們使用，而以他們所有的土地，共同耕種為條件。當時加入的農民，其耕地共計九千餘畝。到秋天，增至二萬四千餘畝。事為共產黨所聞。於是增制機犁，並建造使用機犁的動力場。至明年，遂推行其法於全國。是為蘇俄集合農場的起源（據張君勱《史泰林治下之蘇俄》。再生雜誌社本）。

  天下事口說不如實做。瘏口嘵音12，說了半天的話，人家還是不信。實在的行動當前，利害較然可見，就無待煩言了。普通的議論，都說農民是最頑固的、守舊的。其實這是農民的生活，使其如此。現在為機器時代，使用舊式的器具，決不足以與之相敵。而全國最多數的農民，因其生活，而滯留於私有制度下自私自利的思想，亦實為文化進步的障礙。感化之法，單靠空言啟牖13是無用的。生活變則思想變；生產的方法變，則生活變。「牖民孔易」，製造出耕作用的機械來，便是化除農民私見的方法。並不是要待農民私見化除了，機械才可使用。

  中國的農學，最古的，自然是《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中的農家。其所著錄先秦的農書，今已不存。先秦農家之說，存於今的，只有《管子》中的《地員》，《呂氏春秋》中的《任地》《辨土》《審時》數篇。漢代農家所著之書，亦俱亡佚。諸家徵引，以汜勝之14書為最多。據《周官》草人疏說，這是漢代農書中最佳的，未知信否。古人著述，流傳到現在的，以後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為最早。後世官修的巨著，有如元代的《農桑輯要》，清代的《授時通考》；私家的巨著，有如元王楨的《農書》，明徐光啟的《農政全書》等，均在子部農家中。此項農書，所包頗廣。種植而外，蠶桑、菜果、樹木、藥草、孳畜15等，都包括其中。田制、勸課、救荒之法，亦均論及，尚有茶經、酒史、食譜、花譜、相牛經、相馬經等，前代亦隸農家，清四庫書目改入譜錄類。獸醫之書，則屬子部醫家。這些，都是和農業有關係的。舊時種植之法，未必都能適用於今。然要研究農業歷史的人，則不可以不讀。

  蠶桑之業，起於黃帝元妃嫘祖16，語出《淮南·蠶經》（《農政全書》引），自不足信。《易·繫辭傳》說：「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疏》云：「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絲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長大，故云垂衣裳也。」亦近附會。但我國的蠶業，發達是極早的。孟子說：「五畝之宅，樹

  之以桑，七十者可以衣帛矣。」（《梁惠王上篇》）久已成為農家婦女普遍的職業了。古代蠶利，盛於北方。《詩經》中說及蠶桑的地方就很多。《禹貢》兗州說桑土既蠶，青州說厥篚17

  18絲。是山桑，這就是現在的野蠶絲了。齊紈19、魯縞20，漢世最為著名。南北朝、隋、唐貨幣都通用布帛。唐朝的調法，亦兼收絲麻織品。元朝還有五戶絲及二戶絲。可見北方蠶桑之業，在元代，尚非不振，然自明以後，其利就漸限於東南了。

  唐甄《潛書》說：「蠶桑之利，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通湖，東不至海，不過方千里，外此則所居為鄰，相隔一畔而無桑矣（此以盛衰言之，並非謂絕對無有，不可拘泥）。甚矣民之惰也。」大概中國文化，各地不齊，農民愚陋，只會蹈常習故。便是士和工商亦然。所以全國各地，風氣有大相懸殊的。

  《日知錄》說：「華陰王宏撰著議，以為延安一府，布帛之價，貴於西安數倍。」又引《鹽鐵論》說：「邊民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夏不釋褐，冬不離窟。」崔寔《政論》說：「仆前為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緝績。冬積草伏臥其中。若見吏，以草纏身，令人酸鼻。」顧氏說：「今大同人多是如此。婦人出草，則穿紙袴。」可見有許多地方，荒陋的情形，竟是古今一轍。此等情形，昔人多欲以補救之法，責之官吏，間亦有能行之的。如清乾隆時，陳宏謀做陝西巡撫。曾在西安、三原、鳳翔設蠶館、織局，招南方機匠為師。又教民種桑。桑葉、繭絲，官家都許收買，使民節節得利，可以踴躍從事，即其一例。但究不能普遍。今後交通便利，資本的流通，遍及窮鄉僻壤，此等情形，必將漸漸改變了。

  林政，愈到後世而愈壞。古代的山林，本是公有的，使用有一定的規則，如《禮記·王制》說「草木黃落，然後入山林」。亦或設官管理，如《周官》的林衡。又古代列國並立，務於設險，平地也有人造的森林，如《周官》司險，設國之五溝、五塗，而樹之林，以為阻固。後世此等事都沒有了。造林之事極少，只是靠天然的使用。所以愈開闢則林木愈少。

  如《漢書·地理志》說，天水、隴西，山多林木，人民都住在板屋裡。又如近代，內地的木材，出於四川、江西、貴州，而吉、黑兩省，為全國最大的森林區域，都是比較上少開闢的地方。

  林木的闕乏，積極方面，由於國家不知保護森林，更不知造林之法。如清朝梅曾亮，有《書棚民事》一篇。他說當他替安徽巡撫董文恪做行狀時，遍覽其奏議，見其請准棚民開山的奏摺，說棚民能攻苦食淡於崇山峻岭，人跡不通之處，開種旱谷，有裨民食，和他告訐21的人，都是溺於風水之說，至有以數百畝之田，保一棺之土的，其說必不可聽。

  梅氏說：「予覽其說而是之。」又說：「及予來宣城，問諸鄉人，則說：未開之山，土堅石固，草樹茂密，腐葉積數年，可二三寸。每天雨，從樹至葉，從葉至土石，歷石罅22滴瀝成泉，其下水也緩。又水緩而土不隨其下。水緩，故低田受之不為災；而半月不雨，高田猶受其灌溉。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鋤犁疏其土，一雨未畢，沙石隨下，其情形就大不然了。」

  梅氏說：「予亦聞其說而是之。」又說：「利害之不能兩全也久矣。由前之說，可以息事。由後之說，可以保利。若無失其利，而又不至於董公之所憂，則吾蓋未得其術也。」此事之是非，在今日一言可決。而當時或不之知，或作依違之論。可見昔人對於森林的利益，知之不甚透澈。自然不知保護，更說不到造林；歷代雖有課民種桑棗等法令，亦多成為具文了。消極方面，則最大的為兵燹23的摧殘，而如前述開墾時的濫伐，甚至有放火焚毀的，亦是其一部分的原因。漁獵畜牧，從農業興起以後，就不被視為主要的事業。其中惟田獵因和武事有關，還按時舉行，借為閱習之用。漁業則被視為鄙事，為人君所弗親。觀《左傳》隱公五年所載臧僖伯諫觀漁之辭可見。牧業，如《周官》之牧人、牛人、充人等，所豢養的，亦僅以供祭祀之用。只有馬，是和軍事、交通都有關係的，歷代視之最重，常設「苑」「監」等機關，擇適宜之地，設官管理。其中如唐朝的張萬歲等，亦頗有成績。然能如此的殊不多。以上是就官營立論。至於民間，規模較大的，亦恆在緣邊之地。

  如《史記·貨殖列傳》說，天水、隴西、北地、上郡，畜牧為天下饒。又如《後漢書·馬援傳》說，援亡命北地，因留畜牧，役屬數百家。轉游隴漢間，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谷數萬斛。內地民家，勢不能有大規模的畜牧。然苟能家家畜養，其數亦必不少。如《史記·平準書》說，武帝初年，「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元朔六年，衛青、霍去病出塞，私負從馬至十四萬匹（《漢書·匈奴列傳》。顏師古《注》：「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皆非公家發與之限。」），實在是後世所少見的。

  民業雖由人民自營，然和國家的政令，亦有相當的關係。唐玄宗開元九年，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24時」。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入官。敢匿與互市者罪之。《明實錄》言：永樂元年，七月，上諭兵部臣曰：「比聞民間馬價騰貴，蓋禁民不得私畜故也。其榜諭天下，聽軍民畜馬勿禁。」（據《日知錄·馬政》條）然則像漢朝，不但無畜馬之禁，且有馬復令者（有車騎馬1匹者，復卒三人，見《食貨志》），民間的畜牧，自然要興盛了。但這只能藏富於民，大規模的畜牧，還是要在邊地加以提倡的。

  《遼史·食貨志》述太祖時畜牧之盛，「括富人馬不加多，賜大小鶻軍25萬餘匹不加少」。又說：「自太宗及興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馬猶有數萬群，群不下千匹。」此等盛況，各個北族盛時，怕都是這樣的，不過不能都有翔實的記載罷了。此其緣由：（一）由於天時地利的適宜。（二）亦由其地尚未開闢，可充牧場之地較多。分業應根據地理。蒙、新、青、藏之地，在前代或系域外，今則都在邦域之中，如何設法振興，不可不極端努力了。漁稅，歷代視之不甚重要，所以正史中關於漁業的記載亦較少。然古代庶人，實以魚鱉為常食（見第十三章）。《史記·貨殖列傳》說：太公封於齊，地潟鹵26，人民寡，太公實以通魚鹽為致富的一策。這或是後來人的託辭，然春秋戰國時，齊國漁業的興盛，則可想見了。

  《左傳》昭公三年，晏子說陳氏厚施於國，「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謂不封禁或收其稅）。漢耿壽昌為大司農，增加海租三倍（見《漢書·食貨志》）。可見緣海河川，漁業皆自古即盛。此等盛況，蓋歷代皆然。不過「業漁者類為窮海、荒島、河上、澤畔居民，任其自然為生。內地池畜魚類，一池一沼，只供文人學士之倘佯，為詩酒閒談之助。所以自秦漢至明，無興革可言，亦無記述可見」罷了（采李士豪屈若搴《中國漁業史》說，商務印書館本）。然合沿海及河湖計之，賴此為生的，何止千萬？

  組織漁業公司，以新法捕魚，並團結漁民，加以指導保護等，均起於清季。國民政府對此尤為注意，並曾豁免漁稅，然成效尚未大著。領海之內，時時受人侵漁。公元一九三七年，中日戰事起後，沿海多遭封鎖，漁場受侵奪，漁業遭破壞的尤多。

  狹義的農業，但指種植而言。廣義的，則凡一切取得物質的方法，都包括在內，礦業，無疑的也是廣義農業的一部分了。《管子·地數篇》說：「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矛、戟。」「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雍狐之戟、芮27戈。」我們據此，還可想見礦業初興，所採取的，只是流露地表的自然金屬。然《管子》又說：「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28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榮」即今所謂礦苗，則作《管子》書時，已知道察勘礦苗之法了。

  近代機器發明以來，煤和鐵同為生產的重要因素。在前世，則鐵較重於煤。至古代，因為技術所限，銅尤要於鐵。然在古代，銅的使用，除造兵器以外，多以造寶鼎等作為玩好奢侈之品，所以《淮南子·本經篇》說：「衰世鐫山石，鍥金玉，擿29蚌蜃，銷銅鐵，而萬物不滋。」將銅鐵和金玉、蚌蜃（謂採珠）同視。然社會進化，鐵器遂日形重要。

  《左傳》僖公十八年，「鄭伯始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可見是時的兵器，還以南方為利。兵器在後漢以前，多數是用銅造的（參看《日知錄·銅》條）。然鹽鐵，《管子》書已並視為國家重要的財源（見第八章），而《漢書·地理志》說，江南之俗，還是「火耕水耨30」。可見南方的農業，遠不如北方的發達。

  古代礦業的發明，一定是南先於北。所以蚩尤屍作兵之名。然到後來，南方的文明程度，轉落北方之後，則實以農業進步遲速之故。南方善造銅兵，北方重視鐵鑄的農器，正可為其代表。管子雖有鹽鐵國營之議，然鐵礦和冶鑄，仍入私人之手。只看漢世所謂「鹽鐵」者（此所謂鹽鐵，指經營鹽鐵事業的人而言），聲勢極盛，而自先秦時代殘留下來的鹽官、鐵官，則奄奄無生氣可知。後世也還是如此。國家自己開的礦是很少的。民間所開，大抵以金屬之礦為多。採珠南海有之。玉多來自西域。

  工業，在古代，簡單的是人人能做的。其較繁難的，則有專司其事的人。此等人，大抵由於性之所近，有特別的技巧。後來承襲的人，則或由社會地位關係，或由其性之所近。《考工記》所謂「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此等專門技術，各部族的門類，各有不同。在這一部族，是普通的事，人人會做的，在別一部族，可以成為專門之技。所以《考工記》說：「粵無鎛31，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謂無專制此物之人）又說：「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言非無鎛其物），夫人而能為鎛也。」燕之函，秦之廬，胡之弓車說亦同。此等規模，該是古代公產部族，相傳下來的。

  後世的國家沿襲之，則為工官。《考工記》的工官有兩種：一種稱某人，一種稱某氏。稱某人的，當是技術傳習，不以氏族為限的，稱某氏的則不然。工用高曾之規矩，古人傳為美談。此由（一）古人生活恬淡，不甚喜矜奇鬥巧。（二）又古代社會，範圍窄狹，一切知識技能，得之於並時觀摩者少，得之於先世遺留者多，所以崇古之情，特別深厚。（三）到公產社會專司一事的人，變成國家的工官，則工業成為政治的一部分。政治不能廢督責，督責只能以舊式為標準。司製造的人，遂事事依照程式，以求免過（《禮記·月令》說：「物勒工名，以考其成。」《中庸》說：「日省月試，餼廩32稱事，所以來百工也。」可見古代對於工業督責之嚴）。（四）封建時代，人的生活是有等級的，也是規範的。競造新奇之物，此兩者均將被破壞。

  所以《禮記·月令》說：「毋或作為淫巧，以盪上心。」《荀子·王制》說：「雕琢文采，不敢造於家。」而《禮記·王制》竟說：「作奇技奇器以疑眾者殺。」此等制度，後人必將議其阻礙工業的進步，然在保障生活的軌範，使有權力和財力的人，不能任意享用，而使其餘的人，（甲）看了起不平之念；（乙）或者不顧財力，互相追逐，致以社會之生活程度衡之，不免流於奢侈，是有相當價值的，亦不可以不知道。即謂專就技巧方面立論，此等制度阻礙進步也是冤枉的。為什麼呢？

  社會的組織，暗中日日變遷，而人所設立的機關，不能與之相應，有用的逐漸變為無用，而逐漸破壞。這在各方面皆然，工官自亦非例外。（一）社會的情形變化了，而工官未曾擴充，則所造之物，或不足以給民用。（二）又或民間已發明新器，而工官則仍守舊規，則私家之業漸盛。（三）又封建制度破壞，被滅之國，被亡之家，所設立之機關，或隨其國家之滅亡而被廢，技術人員也流落了。如此，古代的工官制度，就破壞無餘了。

  《史記·貨殖列傳》說：「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漢書·地理志》所載，至漢代尚存的工官，寥寥無幾，都代表這一事實。《漢書·宣帝紀贊》，稱讚他「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技巧工匠，自元成間鮮能及之」。陳壽《上諸葛氏集表》，亦稱其「工械技巧，物究其極」（《三國蜀志·諸葛亮傳》），實在只是一部分官制官用之物罷了，和廣大的社會工業的進退，是沒有關係的。當這時代，工業的進化安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