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立義利合一的觀念

  本著我們的職責，盡一切力量，根據仁義道德來利用厚生之道，作為行事的方針，並努力確立義利合一的信念。

  ——澀澤榮一

  

  社會中的事，有利必有弊，西洋文明的輸入對我國的文化雖有很大貢獻，但在另一面也產生了一些弊害。也就是說，當我們在引進世界性的事物沐浴其恩澤，享受其幸福的同時，也一併傳入了世界性的毒害，這是不爭的事實。

  凡是我國的國民，就有責任和義務尋求根治病毒的方法。我思量再三，認為根治病毒的方法大概有兩種可以採用。一種是直接研究病毒的性質，然後投以適合的藥方；另一種是儘可能使身體各部位器官強壯起來，強壯到縱然有病毒入侵也不怕，因為已經養成了抵禦病毒甚至能夠殺死病菌的身體素質。從我們的立場來看，應該選擇二者之中的哪一種呢？我們原本是實業工作者，要研究壞思想的病理病源，並講究治療方法，只怕不是我們的專長。我們應做的工作在於國民日常的養生方面，只有讓國民有了強健的身體，才能抵抗病毒的侵害。我將我所認為的治療法，即危險思想防抑對策披露於此，希望一般世人，特別是實業界的朋友，能好好加以考慮。

  我經常談到我平素所持的論點，我認為我們的社會在利用厚生與仁義道德這兩方面，自古以來就結合得不太緊密，因而有所謂「仁則不富，富則不仁」的話，以為近利則遠仁，依義則失利，將仁與富解釋為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如此將仁與富完全分開解釋，好像兩者水火不相容，這是非常不妥的。這種錯誤解釋造成一個極端的結果，就是投身於利的人，就可不顧仁義道德。我對這一點多年來一直嘆惋不止。其實這個觀念是後世某位學者所造成的罪過，我以前已經提及，孔孟之教以「義利合一」為主，只要一讀四書，便可明白。

  宋代大儒朱熹在《孟子序說》中說，「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慾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非常鄙視錢財功利。將此言再進一步思考的話，即與亞里士多德的「所有的商業都是罪惡的」意思前後一致了。換一種說法就是：仁義道德應該是神仙般不思凡欲的人的行為，投身生產事業的人可以無視仁義道德。這樣的解釋絕不是孔孟之教的精髓，乃是閩洛學派的儒者所捏造出來的妄說。然而我日本國從元和寬永①時代開始，此學說就很盛行，所以造成了一種現象：一提起學問二字，人們便以為，除此一家之外別無分號。然而這一學說給今日的社會帶來多少弊病呀？

  誤傳孔孟教義的結果是，使得從事生產事業的實業家們的精神，幾乎都變成了完全的利己主義，既無仁義也無道德，甚至鑽法律漏洞，一心以賺錢為依歸。影響之大，大到今日的實業家多數都是抱著一種只要自己能掙錢，他人和社會都可置之不管的觀念。假如社會上沒有了法律的制裁，他們必將陷入巧取豪奪、無惡不作的深淵。長此以往，將來的貧富差距將逐漸拉大，更可想見的是，社會會逐步淪入卑鄙無恥的地步。這正是誤傳了孔孟之訓的學者數百年來在學術界橫行跋扈所產生的遺毒造成的結果。

  總之，隨著社會的進步，實業界的生存競爭也日漸激烈，這是自然的結果。這時，如果實業家只汲汲算計個人的私慾私利，只要自己有利可圖，其他一概不管，那麼社會就會變得越來越不健全，令人討厭的危險思想一定會慢慢地滋生蔓延。那時候應該由誰來擔負釀成危險思想的罪過呢？這當然完全應該由實業家的雙肩來承擔。所以，為了社會的正常發展，必須匡正這種壞風氣不可。本著我們的職分，盡一切力量，根據仁義道德來進行利用厚生之道，作為行事的方針，並努力確立義利合一的信念。富且能行仁義的例子實在不少。如果對義利合一還有任何疑慮，今日應該立即連根拔起，好使心中疑慮一掃而空。

  ①元和：日本年號，公元1615年至1623年。寬永：日本年號，公元1624年至16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