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鎮之禍

  投降之將而升授節鉞，固益啟割據之野心，殺其主將而即予留後，更昭示威信之掃地（乾元元年，平盧節度王玄志卒，裨將李懷玉殺其子而推立侯希逸，唐因以希逸為節度。軍士廢立節度由此始）。顧唐廷外治方鎮，一若舍此而外，別無良法者，故其禍愈演而愈烈。

  

  已上謂之河朔三鎮（又有所謂四王，即朱滔、王武俊、田悅及彰義之李希烈）。其中如李懷仙、王武俊為契丹人，李寶臣、史憲誠為奚人，李茂勛、王廷湊為回紇人，皆東北之歸化人也。又如幽州之朱泚、劉怦、張仲武、張允伸，皆幽州人，魏博之韓允忠、樂彥禎、羅弘信皆魏州人，田承嗣平州人，余或無可考見，亦必多久寄其地。計五十七人中，由唐所任者只四人，又五十四人中（除去最末三人已入五代），被其部下逐殺者乃廿二人，李泌嘗論士兵之善，以為顧戀田園，恐累宗族，不敢生亂，又云：「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亡身徇利，禍亂遂生。」（《通鑑》二三二）由前觀之，殆不其然。三鎮之禍，非師不土著之患，正師率土著之為患也。（並參下引《舊書》）

  各鎮領州之數，時有增減，上文第記其大概，可參《新書·方鎮表》及《唐方鎮年表》。

  河朔三鎮及淄青之割據，始自代宗，除淄青外，三鎮雖均中間一度曾由朝廷選任，然不旋踵而復失，成德之王氏，繼世至八十餘年，魏博田氏五十餘年，是其最久者。此外橫海、宣武、彰義，均啟自德宗，宣武為時最暫，余兩鎮皆憲宗所收復。若澤潞則中唐割據之最後者。

  若夫鎮使跋扈，初無非挾軍士以自重，久之軍士得勢，鎮使反為其所左右，稍失控制，危亡立至。《舊書》一八一《羅弘信傳》云：「魏之牙中軍者，自至德中田承嗣盜據相、魏、澶、博、衛、貝六州，召募軍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為號，皆豐給厚賜，不勝驕寵，年代寖遠，父子相襲，親黨膠固，其凶戾者強買豪奪，逾法犯令，長吏不能禁。變易主帥，事同兒戲，如史憲誠、何進滔、韓君雄、樂彥禎，皆為其所立，優獎小不如意，則舉族被害。」有類於春秋時代國君之政，下移大夫，大夫之政，又下移家臣，後浪推前浪，孕生自己崩潰之矛盾。《廿二史札記》二二云：「藩帥既不守臣節，毋怪乎其下從而效之，逐帥、殺帥，視為常事」，下至五代諸帝，亦多由軍士擁立，直至陳橋兵變（九六〇），風始衰歇，計傳習至二百年之久。由此而觀，知參加方鎮運動者無非驕兵蹇將，全為自己打算，希圖奪取富貴，並不代表一定階層；同時國計民生卻大受損害，馴至國力疲弊，燕雲十六州奉獻於外人，遼、金、元、清之入侵，胥於是基始。或者批評，「未免有些言過其實」，則由過於短視，未深察乎當日東北住民組織複雜所由造成之原因；蓋幽、營一帶在天寶以前內附之部族，為時不過三數世，各成聚落，只知有當地之節帥，與中央聯繫極弱，逮燕、雲割地，陷溺愈深，反觀西北，陷吐蕃雖及百年，唯其隴右人民，念念不忘祖國，故張義潮攘臂起義，不崇朝而十一州歸朝，誠能比較其異同，自會豁然而領悟。陳氏《述論稿》云：「安史之霸業雖俱失敗，而其部將及所統之民眾依舊保持其勢力，與中央政府相抗，以迄於唐室之滅亡」，（一九頁）按對抗唐室者只方鎮及其部將之首領，唐室固剝削，然有時地方之剝削，或比中央更甚，在廣大群眾視之，同是一丘之貉，初非予以支持，故部將旋起而旋蹶也。

  抑藩鎮之禍，多以為不可救藥，觀察亦誤。始終怙惡者惟河北三鎮，綜觀經過，非無轉機，惜人事不臧，如下文所舉耳。

  1．宰相無謀 幽州為始亂之區，去京亦最遠。劉氏居燕三世，穆宗時，劉總歸朝，群龍無主，既籍軍中素有異志者朱克融等，遣至闕下，（《舊》一八〇《克融傳》）則宜寵以虛位，移於他方，或更正其罪名，使留者知警。乃宰相崔植、杜元穎等毫無謀略，既不能饜其欲望，反而勒令歸鎮，（同上及一五四《劉總傳》）有同於縱虎還山，幽州再失之咎，崔、杜實屍之。

  繼而幽、鎮兩藩之亂，王涯獻議先討鎮冀而後及幽薊，策本可行，然朱克融、王廷湊竟能以萬餘之眾，抗官軍十五萬餘，則統制不一，玩寇邀利，宰相昧機，膠柱鼓瑟，亦崔植等之過也。

  （《舊書》一四二）

  文宗時，楊志誠之亂，非謀定後動者，牛僧孺乃言，「安、史之後，范陽非國家所有，前時劉總向化，朝廷約用錢八十萬貫，而未嘗得范陽尺布、斗粟，……且范陽，國家所賴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則爪牙之用，固不計於逆順」，以見解如此幼稚之人任宰相，國事安得不壞？理全國事，應見其大，豈能效市井商人錙銖之計？抑以八十萬易八州歸朝，價並不貴，如長為唐有，每歲八州所賦，何止此數？未得尺布、斗粟者，崔、杜之無能耳（說見前）。欲養叛藩以御外寇，懦弱無能，何一至於此！回紇自肅、代以後，絕少入寇，彼似了無聞知者，故曰幽州之三失，實牛僧孺之罪，後世猶多助牛以排李（德裕），世論之失其平者久矣！（僧孺毫無遠見，可參拙著《會昌伐叛集編證》）

  2．將帥失策　德宗建中三年，田悅之役，馬燧、李抱真、李芃三師破之於洹水，悅歸至魏州，初為部下所拒，假使官軍長驅直進，魏州指顧可復，奈燧與抱真不協，（《通鑑》二二七）頓兵弗前，坐失良機，宜乎識者所痛。（《舊》一四一《悅傳》）

  3．計臣短視　穆宗時，田弘正由魏博移師成德，請留魏兵駐成德，其糧給出於有司，度支使崔倰固阻其請，魏兵甫歸，王廷湊即叛。倰不知大體，成德遂非唐有矣。（《舊》一四一《倰傳》）

  4．宦官誤事　李寶臣遺中使馬承倩百縑，承倩詬詈，擲之道中（大曆十）。李納遣二弟入質，中使宋鳳朝欲邀功，說德宗拒其請（建中三）。穆、敬兩朝則有如討廷湊之役，每軍遣內官一人監軍，內官悉選驍健者自衛，以羸懦應戰，因而兵多奔北；劉悟節度澤潞，監軍劉承偕常對眾辱悟，及悟卒，中尉王守澄及宰相李逢吉又受其子從諫之賂，為奏請留後，皆貽誤大計之彰彰者。

  總言之，代、德兩朝京畿之內，累遭創夷，無所振作，猶有其困難之因。元和藉廿年安定之基，財賦稍充，復得毅決如憲宗，佐以杜黃裳、李吉甫、裴垍、李絳、裴度諸謀臣，中央威權，於是一振。凡阻撓淮西軍事，如韋貫之、錢徽、蕭俛、獨孤朗輩，皆行罷黜，故能勒夏綏韓全義致仕，討其留後楊惠綝，專任高崇文討西川劉辟（皆元和元），斬鎮海（浙西）李錡（二年），逮昭義盧從史（五年），發夏州兵誅振武亂軍（八年），用裴度、李愬擒吳元濟（十二年），殺滄州刺史李宗奭，平李師道，復淄青十二州（十四年），在藩鎮方面，則有易定張茂昭（元年及五年）、山南東於（左由右頁）（二年）、魏博田弘正、宣武韓弘（十四年）之入朝，與夫田弘正之申領籍，請官吏（七年），程權之奉還滄、景，王承宗之願獻德、棣（十四年）。故元和之治，為中唐冠。

  王夫之《讀通鑑論》以為安史之後，各鎮相繼為亂，「而唐終不傾者，東南為之根本也」；余則謂開元之世，米鬥不過十許錢，谷賤固可傷農，同時亦易免於飢餓。安史及各鎮之亂，結果所至，適以破壞百姓之長年生息，群眾不獲其利而先獲其害，比諸晚唐時代，農民久居水深火熱之中渴望蘇息者，情況顯有不同。換言之，東南財賦之供給唐室，猶是次要，中唐得以不傾者，其主因實在大多數農民對唐作消極之支持，另一方面對野心軍將不作積極之支持，故亂事無法擴大。

  至史家所謂「方鎮」，系指設置節度或觀察使之區域，其數無一定，所領軍號亦常變更（可參《方鎮年表》）1。貞元中為節度三十一，觀察、防禦、經略十一，以守臣稱使府者共五十。（權德輿《貞元十道錄序》）元和中鎮四十七（李吉甫《上元和郡縣圖志表》）或四十六（《唐語林》三載裴度之言）。開成初，節度二十九，觀察十，防禦四，經略三。（《舊·王彥威傳》）余可類推。又節度名位，不過比觀察稍隆重，實際無大殊異，故如鄂岳一鎮，時而觀察，時而節度，廢置無常。

  或者謂唐代初行虛三級制，有節度使後，變為實三級制，其分析亦不盡合。都督本身為刺史，但又可節制領下各州之刺史，與節度無異。節度之壞，在於權太重，如支度、營田、轉運、採訪等，初本別置專使充任，後乃全付之藩臣，尾大不掉，實在於此。

  注釋：

  1.《舊·地理志》列舉節度、觀察等使四十四鎮，《廿二史考異》五八以為「據太（大）和中方鎮言之」，錢氏大約因寶曆元年改鄂岳觀察為節度，至大和五年而復舊，《地誌》稱「武昌軍節度使」，故有此論定也。但考《新書》六四《方鎮表》，乾元元年置振武節度，領麟、勝等州，上元元年置鄜坊節度，領鄜、坊、丹、延四州，貞元三年置夏州節度，領夏、綏等州，此後無甚大更革，今《地誌》不見振武三節度，所領州仍分附邠寧、朔方二鎮之下，則非盡合於大和制度可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