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儒家的正統地位之確立

  儒家在漢朝成立之初，本已開始嶄露頭角。高帝的「從龍之彥」，固然多數像他自己一般是市井的無賴，但其中也頗有些知識分子。單講儒者，就有曾著《新語》十一篇，時常強聒地給高帝講說《詩》《書》的陸賈；有曾為秦廷博士、率領弟子百餘人降漢的叔孫通；而高帝的少弟劉交（被封為楚王），乃是荀卿的再傳弟子，《詩》學的名家。高帝即位後，叔孫通奉命和他的弟子，並招魯國儒生三十多人，共同製作朝儀。先時，群臣都不懂什麼君臣的禮節，他們在殿上會飲，爭論功勞；醉了就大叫起來，拔劍砍柱。朝儀既定，適值新年，長樂宮也正落成，群臣都到那邊朝賀。天剛亮，他們按著等級，一班班地被謁者引進殿門，那時朝廷中早已排列了車騎，陳設了兵器，升了旗幟。殿上傳一聲「趨」，殿下的郎中數百人就夾侍在階陛的兩旁，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都向東站立，文官丞相以下都向西站立。於是皇帝坐了輦車出房，百官傳呼警衛。從諸侯王以下，直到六百石的吏員依了次序奉賀，他們沒一個不肅敬震恐的。到行禮完畢，又在殿上置酒，他們都低著頭飲酒，沒有一個敢喧譁失禮的。斟酒到第九次，謁者高唱「罷酒」，他們都肅靜地退出。高帝嘆道：「我到今天才知道皇帝的尊貴呢！」於是拜叔孫通為太常（掌宗廟禮儀，諸博士即在其屬下，故亦名太常博士），賜金五百斤。他的助手各有酬庸，不在話下。高帝本來輕蔑儒者，初起兵時，有人戴了儒冠來見，他總要把儒生的冠解下來，撒一泡尿在裡邊。但經過這回教訓，他對於儒者就不能不另眼相看了。後來他行經魯國境，竟以太牢祀孔子。

  高帝死後，儒家在朝中有了一點勢力的萌芽，雖然給道家壓倒，但在文景兩朝，儒家做博士的也頗不少；儒家典籍置博士可考者有《詩》《春秋》《論語》《孟子》《爾雅》等。而諸侯王中如楚元王交、河間獻王德皆提倡儒術，這和朝廷之尊崇黃老相映成趣。元王好《詩》，令諸子皆讀《詩》，並拜舊同學申公等三位名儒為中大夫。獻王興修禮樂，徵集儒籍，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言行謹守儒規，山東的儒者多跟隨著他。

  武帝為太子時的少傅就是申公的弟子王臧，武帝受儒家的薰陶是有素的。他初即位時，輔政的丞相竇嬰（竇太皇太后的侄子）和太尉田蚡（武帝的母舅）皆好儒術，他們推薦了王臧為郎中令——掌宿宮殿門戶的近臣，又推薦了王臧的同學趙綰為御史大夫。在這班儒家信徒的慫恿之下，武帝於即位的次年（建元元年）詔丞相、御史大夫、列侯、諸侯王相等薦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來朝廷應試。這次征舉的意思無疑地是要網羅儒家的人才，廣川大儒董仲舒就是在這次廷試中上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在策尾，他總結道：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同時丞相衛綰也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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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

  這奏給武帝批准了。衛綰不敢指斥黃老，因為竇太皇太后的勢力仍在，但仲舒所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則把黃老也包括在內了。當文景時代，太常博士有七十多人，治《五經》及「諸子百家」的均有。經董、衛的建議，武帝後來把不是治儒家《五經》的博士一概罷黜了，這是建元五年（前136年）的事。

  武帝又聽王臧、趙綰的話，把申公用「安車蒲輪」招請了來，準備做一番制禮作樂的大事業，舉行一些當時儒者所鼓吹的盛大的宗教儀式。

  儒家的張皇生事已夠使竇老太太生氣的了。更兼田蚡等，把竇氏宗室中無行的人，除了貴族的名籍，又勒令住在長安的列侯各歸本國——住在長安的列侯大部分是外戚，且娶了公主，不是竇老太太的女婿，便是她的孫婿，這時他們都向她訴怨。建元二年，趙綰又請武帝此後不要向竇氏奏事。她忍無可忍，便找尋了趙綰、王臧的一些過失，迫得武帝把他們下獄，結果他們自殺了。同時竇嬰、田蚡也被免職，申公也被送回老家去了。但過了四年，竇老太太壽終正寢，田蚡起為丞相，儒家終得抬頭，而且從此穩坐了我國思想史中正統的寶座。

  儒家成為正統也是事有必至的。要鞏固大帝國的統治權非統一思想不可，董仲舒已說得非常透徹了，但拿什麼做統一的標準呢？先秦的顯學不外儒、墨、道、法。可墨家太質樸，太刻苦了，和當時以養尊處優為天賦權利的統治階級根本不協。法家原是秦自孝公以來國策的基礎，秦始皇更把他的方術推行到「毫髮無遺憾」。正唯如此，秦朝曇花般的壽命和秦民刻骨的怨苦，使法家此後永負惡名。賈誼在《過秦論》里，以「繁刑嚴誅，吏治刻深」為秦的一大罪狀，這充分地代表了漢初的輿論。墨、法既然都沒有被抬舉的可能，剩下的就只有儒、道了。道家雖曾煊赫一時，但那只是大騷亂後的反動。它在大眾（尤其是從下層社會起來的統治階級）的意識里是沒有基礎的，但儒家卻有。大部分傳統信仰，像尊天敬鬼的宗教和孝悌忠節的道德，雖經春秋戰國的變局，也並沒有發生根本動搖，仍為大眾的良心所倚托。道家對於這些信仰，非要推翻，便存輕視；但儒家對之，非積極擁護，便消極包容。和大眾的意識相冰炭的思想系統是斷難久據要津的，況且道家放任無為的政策，對於大帝國組織的鞏固也是無益而有損的。這種政策經文帝一朝的實驗，流弊已不可掩。無論如何，在外族窺邊，豪強亂法，而國力既充，百廢待舉的局面之下，「清靜無為」的教訓自然失卻了號召力，而代道家而興的自非儒家莫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