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孫吳建都南京的緣由

  至於宋、齊、梁、陳四代，則其政權本是沿襲晉朝的，更無待於言了。然則在六朝之中，只有孫吳的建都南京，有加以研究的必要。

  

  南京為什麼會成為六朝的都邑呢？其實東晉和宋、齊、梁、陳不過因襲而已。創建一個都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又當都邑創建之初，往往是天造草昧之際，人力物力都感不足，所以總是因仍舊貫的多，憑空創造的少，這是東晉所以建都南京的原因。至於宋、齊、梁、陳四代，則其政權本是沿襲晉朝的，更無待於言了。然則在六朝之中，只有孫吳的建都南京，有加以研究的必要。

  孫吳為什麼要建都南京呢？長江下流的都會，本來是在蘇州，而後來遷徙到揚州的。看秦朝會稽郡的治所和漢初吳王濞的都城，就可知道孫吳創業，本在江東，其對岸，直到孫策死時，還在歸心曹操的陳登手裡，自無建都揚州之理。然則為什麼不將根據地移向長江上流，以便進取呢？須知江東定後，他們發展的方向，原是如此的，然其兵力剛進到湖北邊境時，曹操的兵，已從襄陽下江陵，直下漢口了。上流為曹操所據，江東斷無以自全，所以孫權不能不連合劉備，冒險一戰。赤壁戰後，上流的形勢穩定了，然欲圖進取，則非得漢末荊州的治所襄陽不可。而此時荊州，破敗已甚，龐統勸劉備進取益州，實以「荊土荒殘，人物凋敝」，為最大的理由。直至曹魏之世，袁淮尚欲舉襄陽之地而棄之，其不能用為進取的根據可見。然吳若以全力攻取，魏亦必以全力搏擊，得之則不能守，不得則再蹈關羽的覆轍，所以吳雖得荊州，並不向這一方面發展，孫權曾建都武昌，後仍去而還江東，大概為此。

  居長江下流而圖發展，必先據有徐州。關於這一個問題，孫權在襲取關羽時，曾和呂蒙研究過，到底取徐州與取荊州，孰為有利？呂蒙說：徐州，北方並無重兵駐守，取之不難，然其地為「驍騎所騁」，即七八萬人，並不易守，還是全據長江的有利。如此，才決計襲取荊州。

  可見在下流方面，孫吳亦不易進取，而曹魏在這一方面的壓力卻頗重。原來劉琮降後，曹操要順流東下，不過一時因利乘便之計，若專欲剿滅孫吳，自以從淮南進兵為便。所以赤壁戰後，曹操曾四次征伐孫權（建安十四年，十七年，十九年，二十一年），都是從這一方面來的，而合肥的兵力尤重。

  孫吳所以拒之者，實在今濡須口一帶。此為江東的生死所系，都金陵，則和這一帶聲勢相接，便於指揮。又京口和廣陵相對，亦為長江津渡之處，曹丕曾自將自此伐吳，此路亦不可不防；居金陵與京口相距亦近，有左顧右盼之勢，孫權所以不居吳郡而居金陵，其理由實在於此。此不過一時軍事形勢使然，別無深意。

  東晉和宋、齊、梁、陳四朝，始終未能恢復北方，論者或謂金陵的形勢，欲圖進取，尚嫌不足，後來宋高宗建都臨安，或又嫌其過於退守，謂其形勢尚不如金陵。此等議論，皆太偏重地理，其實南朝之不能恢復，主因實在兵力之不足，當時兵力，南長於水，北長於陸，水軍之力雖優，足以防禦，或亦可乘機為局部的進取，然欲恢復中原，則非有優良的陸軍，作一二次決定勝負的大戰不可。

  且身臨前敵，居於適宜指揮之地，乃一將之任，萬乘之君，初不必如此。孫權雖富有謀略，實仍不脫其父兄剽悍輕率之性質，觀建安二十年攻合肥之役可知，此其所以必居金陵。若宋高宗，則初不能自將，居金陵與居臨安何異？

  小國寡民之世，建都之地，要爭出入於數百里之間，至大一統之世則不然。漢高祖欲都洛陽，留侯說：「其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不如關中，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制諸侯。」此乃當統一之初，尚沿列國並立時代之習，欲以都畿之地，與他人對抗，故有此說。若大一統之世，方制萬里，都在一個政府統治之下，居長安與居洛陽，又何所擇？

  然則政治及軍事的指揮，地點孰為適宜，必計較於數百千里之間，亦只陸恃馬力，水恃帆力之世為然。